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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2 空间指向性。如果可供选择的材料来源有限,或者原料很容易腐烂变质,或者在其自然状态下含有相当多杂质或不可销售的成分,一般就认为存在原材料导向。当制造使用的是处处可得的原材料且最终产品会增重,或者制造过程生产出的产品体积增大很多,或者运输成品比运输其零部件要昂贵得多,或者产品容易腐烂变质,需要在各个市场所在地加工,这时市场导向就代表着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法。(© 1980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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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理论家来说,韦伯的最低成本分析过分刻板而且限制过多。他们提出了替代原理(substitution principle),即认为在很多工业过程中,都有可能用一种投入(如投资购买自动化设备)的增加取代另一种投入(如劳动力)的减少,或在增加交通成本的同时大幅度减少租金。通过替代,很多不同地点都可能是最优的制造业区位。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可能存在一系列地点,使企业的总收入恰好等于其生产某一种产品的总成本。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就标出了空间获利边界,所划出的区域就是可能获利的经营区域(图10.23)。在边界中的任何区位都能保证实现一定的利润,都能抵消信息和人力(而不是经济)因素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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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3 收益率的空间边界。在图中,“0”是唯一最优的收益最大化区位,但是在总成本和总收入曲面相交叉所划定区域内任何一个区位的经营都可获利。有些产业的边界宽,其他则空间比较狭窄。相对于那些能力较差的实业家来说,有经验的企业家能够将边界扩得更大。重要的是,即使无法获得做出最优的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通过合理的估计也可以选择一个令人满意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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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区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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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厂商在竞争条件下追求特定生产区位的行为,构成了大多数经典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但是这种理论不再能充分说明世界或区域的工业地方化或专门化模式,也不能解释不受客观“因子”——即受新生产技术和公司组织结构影响的、或受非资本主义规划目标指导的因子——控制的区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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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论(包括这里没有涉及的很多变量)试图解释为大规模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在交通线固定而交通成本相对较高情况下的区位决策。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两方面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到严格控制的、专门化劳动力为普遍化的大规模市场提供单一产品的装配线生产——称作福特制(Fordism),因表彰亨利·福特(Henry Ford)开创性的制度创新而得名——在市场和技术方面变得不那么现实。取代它建立在规模更小的生产运转过程上的后福特主义的柔性制造过程已经很常见,它能够生产出更多样化的商品,指向比传统制造业所迎合的市场更小的、更细分的市场。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被应用到机械和操作过程中,劳动力的机动性提高,交通服务成本下降(交通成本越来越被看作是对时间的消耗而不是距离成本),这些都已经显著改变了经典理论所隐含的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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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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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在国家和国际经济中,交通媒介的类型和效率交通成本一样,已经成为生产空间模式的中心,能够解释很多种经济活动的区位。水运交通几乎比其他任何一种运输方式都更为廉价,发生在海岸上或者通向海岸的可通航河流的大量商业活动都意味着成本优势。在修建了铁路,对内地的商业开发开始之后,沿海的位置仍然很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货物通过低成本的水运和陆上交通工具被运送到海边。高速公路交通的出现大幅度增加了潜在的“令人满意的”制造业区位的数量,将区位决策从固定线路的生产地点中解放出来。运输模式、效率或成本结构中的任何变化都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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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别情况下,生产和市场营销中运输成本因素变得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经济活动就不受区位限制。一些制造产业选择区位不考虑原材料因素,例如计算机等电子产品,其原材料价格高、重量轻、体积小,所以运输成本对它在何处生产意义不大。其他产业因为与其服务的市场不可分割,而且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被叫作“无处不在的产业”(ubiquitous industry)。报纸出版、面包房和奶制品厂,所生产的都是非常容易过期变质的商品,以供即时消费,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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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交通成本一直在下降,而媒体的效率一直在提高。接近宇宙速度的商用喷气式飞机服务的出现、大型远洋超级货轮的开发以及水陆联运货物集装箱的引入已经降低了货运服务的成本,提高了货运速度。随着成本的降低,制造业区位已经开始变得更受那些非交通性的区位因素的影响。达到这种程度后,韦伯的区位理论对现代全球空间经济的适用性就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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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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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包括工业)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是地方尺度和区域尺度上的常态。工业集聚和城市增长产生的累积性和不断加强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区位因子,但不容易被量化。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理论都考虑到了集聚,它是人员和活动为了互惠而在空间中的聚集。也就是说,两种理论都认识到,工业活动在同一个区域的集群对单个企业来说,可能会带来它们独自存在时不可能享受到的好处。那些好处——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或者集聚经济——因共同分享交通设施、社会服务、公用设施、通讯设施等所得到的节省的形式而产生。所有这些及其他一些必需的、给工业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发展带来便利的设施和服务统称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区域上的集中还可能造成熟练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的集聚,资本、辅助性商务服务的集聚。当然,还会造成一个由其他产业和城市人口组成的市场。尤其是新公司,更会因为与从事同类活动的其他公司为邻而获得明显的好处,因为这种活动所需的特定的专业化劳动力和相关支撑服务在该地区已经具备。有些人可能会受益于与有贸易往来的客户或供应商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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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劳动力、管理才能、客户基础以及基础设施一词所包含的一切事物,集中起来,都倾向于将更多的产业从其他区位吸引到集聚区。按照韦伯的观点,即经济联系扭曲或改变了那些原本只是建立在交通和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区位决策,而且集聚一旦形成,还会不断扩大(图10.24)。通过乘数效应,集聚区所增加的每个新公司都将会带来基础设施和相互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如我们将要在第11章中看到的那样,乘数效应也意味着(城市)总人口的增加,从而扩大备用劳动力资源以及作为集聚经济一部分的地方化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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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4 在小尺度上,规划的工业园区给承租人提供了与大城市集中区提供给产业的大体类似的外部集聚经济。工业园区提供了一小片土地,根据总体规划给那些(常常是)原本各不相关的公司开发使用。因为园区的开发商——无论是私人公司还是公共机构——提供了基础设施,如街道、供水、污水处理、动力、交通设施等,还可能有私人警察和消防队,所以园区的租户就能够节省自筹这些服务的额外成本。在有些情况下,还有厂房供出租,进一步减少了公司开发费用。与为制造商服务的工业园区相对应的有办公园区、科研园区和科学园区等为给“高科技”公司及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服务的企业设立的园区。(© Cameraman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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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生产和柔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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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经济及集聚趋势也受到更新的制造业政策的鼓励,这种政策同时被老的、已经建成的工业和更新的后福特主义的工厂执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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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福特制工业要求在现场储存大量的原材料,以及在生产实际需要之前就预订和交付的各种储备。这种做法可以做到通过减少订货次数并减少运输费用来节约成本,并给送货延误及买方检查所收到的货物和元件留出时间。对生产周期很长的标准化产品来说,随时保证供应是靠高库存和高仓储成本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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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即时(just-in-time,JIT)制造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原材料及时到达、产品及时售出的做法减少库存。与花费不菲的资金去积累和储存供应物不同,即时生产需要经常有小批量的订货,精确按时到货并直接卸载到工厂的车间。这种频繁购买即刻就需要的商品的“精打细算的制造业”要求供应商快速送货,鼓励他们设置在与买方邻近的位置。近来的制造业创新也因此而加强和增大了空间集聚趋势,这一点在较老的工业区中很明显,并且不再强调陈旧的单一工厂区位理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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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生产体现了从大规模生产的福特制向更为柔性的生产体制转变的过程。柔性体制设计的目的是允许生产者迅速和容易地在不同水平的产品之间完成转换,而且,重要的是,能够根据市场需要的指示,从一个生产过程或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这种柔性能够成为可能,靠的是能够简单易行地进行重新编程的电脑化机器工具的新技术,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这些技术允许根据现在的市场需求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系统的监控下小批量、即时地生产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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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从外部供应商那里获得重要的元件和服务,而不是靠自己内部生产。例如,标准组件装配,一个复杂的最终产品的很多子系统在进入工厂时已经都装配好了,节省了工厂的空间,降低了对工人的要求。柔性生产鼓励与元件供应商的接近,给工业集聚倾向增加了另一个维度。根据某些人的观察,“柔性生产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的柔性生产战略以及公司间相互依存的状况。据称,这些区域通常与福特制的工业化所建立起来的集中区在空间和社会方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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