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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口数目及其可能的增长所涉及的因素，在社会、政治和生态上都有着重要意义。1.2万年前大陆冰川开始消退时，人口数目很少，那时人们扩散到地球上原来无人占据的地区，人类对粮食资源的试验开始了农业革命。后来组成全人类的那500万或1000万人显然在客观上有着扩大人口数目的可观潜力。回顾往事，我们看到地球的自然资源基础对人口支撑的能力远远超过早期猎采族群对它施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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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观察家断言，尽管从目前的或未来能够合理预测的人口数目来考虑，人类的适应能力和充分利用资源的聪明才智尚无遭受重负之虞。但是，其他观察家把地球比作一艘自给自足的宇宙飞船，他们令人寒心地宣称，这艘小小的飞船不能承受永无休止地增加的乘客的重负。这些观察家提出一再出现的营养不良（malnutrition）和饥饿问题（虽然在世界范围内，这些问题事实上主要是由粮食分配不公而不是由生产不足造成的）。他们引证种种危险状况——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森林和耕地损失、许多矿物和化石燃料明显近于耗竭，以及其他地球资源紧缺的证据，预言了人口增长明确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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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世界看，人口增长只有一条路：某个时期内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如果忽略人口迁移造成某区域人口的变化，我们可以断定，观测到的和所预测的人口增加，必定是因控制出生人数或增加死亡人数的天然机制失效，而某区域人口的减少则是在此类控制方面取得的成功。相反，目前对世界人口增长正在减缓，甚至稳定或下降的估计清楚表明，人类因个人或集体的决定，有可能有效地限制人口增长和控制全球人口的数目。当我们定义了世界人口研究中某些重要词汇并揭示其意义以后，这些观察将会变得愈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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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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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关于人口的一些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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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家对人口组成和趋势采用各种度量标准，尽管他们的计算都从一些事件的计数开始：人口中的个体数、出生数、死亡数和婚嫁数等。人口学家对这些基本计数进行了改进，使这些数字对人口分析更有意义、更有用。其中包括各种“比率”和“同生群”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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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rate）就是特定人口在某时间框架内以一种事件出现的频率——例如，婚嫁率就是去年美国每千人中婚嫁的数目。同生群（cohort）度量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一组人口——1—5岁年龄组或大学2010级——的数据（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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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无论这些婴儿的种族、性别或民族有什么差别，他们在人口学上都聚集在一个出生年龄组里。（© Herb Snitzer / Stock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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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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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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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 CBR）通常也简称“出生率”，就是每年每千人出生的活产数。之所以称为“粗”，是因为它与总人口的出生有关，而不问该人口的年龄或性别组成。一个有200万人口的国家，每年出生4万人，其粗出生率就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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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2,000,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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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国的出生率受其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居民习惯与对家庭大小的期望，以及国家采取的人口政策等诸方面的强烈影响。由于这些情况变化很大，所以有记录的出生率也差别很大——21世纪初，从西部非洲某些国家高达45‰—50‰，到欧洲20多个国家的低至9‰—10‰。虽然出生率30‰以上就被看作高出生率，但世界上几乎1/5（自1990年下降一半）的人生活在出生率这样高或更高的国家里（图6.3）。这些国家——主要在非洲、西亚和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占优势的是农业和乡村人口，而且年轻女性人口比例很高。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的出生率可能远高于其官方记录。现有数据表明，每年大约有5000万人无出生记录，因此未纳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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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2005年粗出生率。该图有某种精密度，但因缺乏可信的、普遍的生育登记所以可能造成误导。不过，如果不十分认真地看待图中的分级，那么该图的格局可概略地作为一种有用的相对生育一般模式。有报告的或估计的数据每年不同，因此本图和其他人口图中的数字可能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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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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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18‰被认为是低出生率，是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的特征。所有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英语美洲国家、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属于低出生率国家，尤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其中有些国家，如中国（见 “中国方式及其他方式”专栏)采取了有效的计划生育。其他改变了文化准则的国家也减小了家庭的规模。过渡性出生率主要是一些新近工业化小国的特征，虽然庞大的印度在1994年也加入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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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1 中国方式及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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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主席宣称不断增长的人口是“好事”，那时中国出生率为37‰，人口总数为5.4亿。1976年，虽然出生率下降到25‰，但人口还是达到了8.52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显然正在消耗国家一半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宣传运动，提出“两孩家庭”（two-child family）并提供包括人工流产在内的各种服务，以支持这项计划。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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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一个孩子”（one couple，one child）变成了1979年提出的更严格的人口控制新口号，通过奖惩两方面的支持以保证其成功实施。鼓励晚婚，对各家庭提供免费避孕、金钱奖励、人工流产与绝育等服务以达到只生一胎的目的。惩罚手段包括对第二胎征收高额罚款。1983年运动达到高潮时，政府要求超过一个孩子的丈夫或妻子进行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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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6年底，中国官方报道总出生率下降到18‰，远低于那时其他较不发达国家登记在册的37‰。1984年独生子女政策被有效地减弱了，但到2002年，随着农村出生率被低估的大量证据显现，独生子女政策又恢复为全国性法律。相反，新近富有起来的城市人自愿将生育率降低到远低于替代水平，无子女夫妇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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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看，过去和现在的人口控制如此成功，以至于到2000年底，人口数量比不实行控制政策少出生了3亿人。的确，到2001年底，人口学家和政府对于人口减少而不是增加会成为下一个面临的问题表示严重关切。预测表明，到2042年，由于生育率降低，中国人口数量将真正开始下降，同时将面临紧迫的社会问题：就业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和缺乏适当的福利网络照顾数目迅速增加的老年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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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展中国家出于对人口日益增长的关切，也提出了自己的家庭计划，着重使用避孕与绝育手段。孟加拉国在1970—1990年间，在广泛的家庭计划鼓励与经常性的指导下，已婚育龄女性使用避孕措施的比例从3%猛增到40%，其生育率下降了21%，国际机构为此类计划表面上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但是，每防止一例生育，至少要消耗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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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生育率下降是由于女性决定她们想要较小的家庭，而不是由于她们未能满足避孕的忠告与设备的需求。观察表明，19世纪北欧在没有科学帮助的情况下，比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今的生育率还要低。现在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要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比鼓励避孕或强制性措施更为可靠的途径。对个别国家的研究表明，女性接受一年教育能够降低5%—10%的生育率。不过，未受教育的泰国女性的生育率只及受过中学教育的乌干达女性的2/3。显然，对婴儿的需要并非绝对与教育水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