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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无论这些婴儿的种族、性别或民族有什么差别，他们在人口学上都聚集在一个出生年龄组里。（© Herb Snitzer / Stock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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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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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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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 CBR）通常也简称“出生率”，就是每年每千人出生的活产数。之所以称为“粗”，是因为它与总人口的出生有关，而不问该人口的年龄或性别组成。一个有200万人口的国家，每年出生4万人，其粗出生率就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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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2,000,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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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国的出生率受其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居民习惯与对家庭大小的期望，以及国家采取的人口政策等诸方面的强烈影响。由于这些情况变化很大，所以有记录的出生率也差别很大——21世纪初，从西部非洲某些国家高达45‰—50‰，到欧洲20多个国家的低至9‰—10‰。虽然出生率30‰以上就被看作高出生率，但世界上几乎1/5（自1990年下降一半）的人生活在出生率这样高或更高的国家里（图6.3）。这些国家——主要在非洲、西亚和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占优势的是农业和乡村人口，而且年轻女性人口比例很高。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的出生率可能远高于其官方记录。现有数据表明，每年大约有5000万人无出生记录，因此未纳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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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2005年粗出生率。该图有某种精密度，但因缺乏可信的、普遍的生育登记所以可能造成误导。不过，如果不十分认真地看待图中的分级，那么该图的格局可概略地作为一种有用的相对生育一般模式。有报告的或估计的数据每年不同，因此本图和其他人口图中的数字可能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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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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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18‰被认为是低出生率，是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的特征。所有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英语美洲国家、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属于低出生率国家，尤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其中有些国家，如中国（见 “中国方式及其他方式”专栏)采取了有效的计划生育。其他改变了文化准则的国家也减小了家庭的规模。过渡性出生率主要是一些新近工业化小国的特征，虽然庞大的印度在1994年也加入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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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1 中国方式及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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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主席宣称不断增长的人口是“好事”，那时中国出生率为37‰，人口总数为5.4亿。1976年，虽然出生率下降到25‰，但人口还是达到了8.52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口增长显然正在消耗国家一半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宣传运动，提出“两孩家庭”（two-child family）并提供包括人工流产在内的各种服务，以支持这项计划。结果，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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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一个孩子”（one couple，one child）变成了1979年提出的更严格的人口控制新口号，通过奖惩两方面的支持以保证其成功实施。鼓励晚婚，对各家庭提供免费避孕、金钱奖励、人工流产与绝育等服务以达到只生一胎的目的。惩罚手段包括对第二胎征收高额罚款。1983年运动达到高潮时，政府要求超过一个孩子的丈夫或妻子进行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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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6年底，中国官方报道总出生率下降到18‰，远低于那时其他较不发达国家登记在册的37‰。1984年独生子女政策被有效地减弱了，但到2002年，随着农村出生率被低估的大量证据显现，独生子女政策又恢复为全国性法律。相反，新近富有起来的城市人自愿将生育率降低到远低于替代水平，无子女夫妇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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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范围看，过去和现在的人口控制如此成功，以至于到2000年底，人口数量比不实行控制政策少出生了3亿人。的确，到2001年底，人口学家和政府对于人口减少而不是增加会成为下一个面临的问题表示严重关切。预测表明，到2042年，由于生育率降低，中国人口数量将真正开始下降，同时将面临紧迫的社会问题：就业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和缺乏适当的福利网络照顾数目迅速增加的老年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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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展中国家出于对人口日益增长的关切，也提出了自己的家庭计划，着重使用避孕与绝育手段。孟加拉国在1970—1990年间，在广泛的家庭计划鼓励与经常性的指导下，已婚育龄女性使用避孕措施的比例从3%猛增到40%，其生育率下降了21%，国际机构为此类计划表面上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但是，每防止一例生育，至少要消耗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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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生育率下降是由于女性决定她们想要较小的家庭，而不是由于她们未能满足避孕的忠告与设备的需求。观察表明，19世纪北欧在没有科学帮助的情况下，比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今的生育率还要低。现在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要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比鼓励避孕或强制性措施更为可靠的途径。对个别国家的研究表明，女性接受一年教育能够降低5%—10%的生育率。不过，未受教育的泰国女性的生育率只及受过中学教育的乌干达女性的2/3。显然，对婴儿的需要并非绝对与教育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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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种需要似乎与发展中世界某些贫穷家庭对儿童使用价值的看法密切相关。在那些许多家庭分享薪柴、牲口饲料、放牧地和渔场之类公共资源的地方，谁能够把更多的此类集体资源转变为家庭私有财产，谁就越富裕。的确，可供“夺取”的这些公共资源越多，一个家庭就有越大的动力要更多孩子以占用这些资源。有些人口经济学家断定，只有当人口数量增长到全部公共资源转变为私有财产的那个点——而且儿童必须是被抚养和教育而不是被雇佣——发展中国家贫穷家庭才不会想要那么多孩子。如果是这样，强制性措施、避孕和教育等作为控制生育的手段，可能并不比人口增加造成的经济效果本身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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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en Franken / Corbis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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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近年来新加坡和中国历史显示的那样，出生率常有变化。目前欧洲国家以及它们曾经殖民的一些地区，出生率的下降通常归因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近年来趋于成熟的人口。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迅速降低了出生率，从1970年的33‰降低到1986年的18‰；而日本则在几乎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在1948—1958年10年间下降了15点。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似乎确实与出生率变化密切相关，尽管对这种相关的严格检验表明并非完全如此（图6.3）。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粗出生率为11‰；欠发达国家（中国除外）在册的出生率（从1990年的35‰）下降至27‰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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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政治信仰对出生率也有影响。许多罗马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因宗教上禁止使用人工生育控制技术，所以他们的信念常导致信徒的高出生率。不过，天主教占优势的意大利则有着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伊斯兰教本身并不禁止避孕。同样的，有些欧洲国家政府——出于对出生率过低难以维持现有人口水平的忧虑——还资助生育，力图提高出生率。图6.4总结了各地区预期人口变化对世界人口增长贡献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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