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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合国预想的情景全部或部分实现，就有望出现一种十分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前景，而不是最近所做的“人口爆炸”的预报。将来随着全球、区域与国家经济的收缩而不是扩张，对世界粮食与矿物资源的压力也将会减小而不是增加。即使达到了人口零增长（zero population growth，ZPG），即一国的生育人数加上外来移民数等于死亡人数加上出境移民数的时候，其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也并不总是像其鼓吹者所理解的那样。随着退休人口的日益增加，这些后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由不断缩减的劳动人口赡养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和社会服务成本增加的问题。目前欧洲普遍存在人口减少的状况，且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放大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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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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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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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 CDR）又称死亡率（mortality rate），和粗出生率的计算方法相同：每年每1000人中死亡的人数比例。过去有一种正确的概括：与出生率一样，死亡率也随国家的发达程度而变化。典型的事例是高死亡率（20‰以上）出现在欠发达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低死亡率（10‰以下）和欧洲与北美发达国家相关。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大幅下降，这种相关关系减弱了。由于抗生素、疫苗接种和杀虫剂等疾病防治手段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以及对城乡卫生设施与安全饮用水方面投资的加大，婴儿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和预期寿命都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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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死亡率方面的差异（图6.7）确实已经减少到这样的程度：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1994年的死亡率实际上已下降到发达国家之下，并从此保持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下降并未延伸到产妇死亡率方面（见“做母亲的风险”专栏）。对死亡率的研究，也像总出生率一样，只有对具有相同结构的人口才有意义。假如影响健康与长寿的国情相同，则可以预期像丹麦和瑞典等老龄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其死亡率会高于像冰岛这样年轻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像卫生与健康状况改善一样，发展中国家人口明显的年轻化，是近年来这些地区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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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粗死亡率在世界范围内变化较小，不像图6.3所示的出生率变化那样大。发展中国家最低限度的医疗手段和一般较年轻的人口组成造成其死亡率常常低于那些“老龄化”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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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5 data from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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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3 做母亲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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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死亡率并不适用于与妊娠有关的死亡。事实上，孕产妇死亡率——每10万次活产的孕产妇死亡人数——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健康方面最大的差别。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每年大约有53万名女性因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原因死亡；其中99%生活在欠发达国家中，那里孕产妇死亡率大约是发达国家的30倍。尽管如图表所示那样，孕产妇死亡的发生率绝不相同，但是妊娠、分娩和人工流产并发症是发展中国家育龄女性致死的头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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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0年的数据，非洲每20起妊娠中就有1起死亡的风险，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为1/160，欧洲为1/7700。在国家水平上其差别更加令人瞩目：例如，安哥拉每7起妊娠中就有1起死亡，而瑞典只有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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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2000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4.4‰，而所有死亡中的10%是由于围产期和母系的原因；最欠发达国家登记在册的死亡率为8.9‰。2000年亚洲和非洲有几乎相等的孕产妇死亡数字（分别为世界总数的48%和47%），但承受着全世界孕产妇死亡人数45%的重负的撒哈拉南部的女性，才是统计意义上风险最大的。那里，2000年安哥拉、马拉维和尼日尔的孕产妇死亡率达到16‰以上，而塞拉利昂则超过20‰；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每16人中就有1人死于做母亲。相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其母亲死亡率为万分之二，而且一些国家——例如爱尔兰、澳大利亚和瑞典——更低至每10万中只有2—5人（2000年加拿大为6人，美国为17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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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孕产妇的死亡是可以预防的。此类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她们家庭环境中女性终生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障碍：营养不良、贫血、缺乏对母亲及时的基本医疗保健、因矮小而发育不成熟，以及没有适当的产前医护或训练有素的助产士。尽管女性地位与孕产妇死亡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精确，但造成这种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女性被认为是社会上可牺牲的部分。在那些文化中，人们极少注意女性的健康或营养和妊娠状况，死亡的主要原因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正常情况，无须给予专门考虑或处理。为了改变这种认识并增强采取负担得起的方法以减少全世界孕产妇死亡率的意识，联合国把1998年定为“母亲安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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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可比性不足，死亡率可以按某个年龄组来计算。例如，婴儿死亡率就是每1000个存活婴儿1岁以下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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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岁或1岁以下死亡数／1000个存活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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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加强了医疗保健服务，所以这个年龄段上出现了最大的死亡率降低。婴儿死亡率降低是过去几十年总死亡率降低的原因，因为生命中第一年的死亡率常常高于其他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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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之前，每千名婴儿在第一年死亡200—300名并不罕见。即使在今天，尽管过去60年来许多国家死亡率大为降低（图6.8），但各地、各国之间的差别依然很惊人。整个非洲的婴儿死亡率仍高达90‰，个别非洲国家（例如安哥拉、利比里亚、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本世纪初该比率高达150‰以上。一个国家之内死亡率也不一致。苏联曾报道，该国婴儿死亡率为23‰（1991年），但其中亚地区有110‰以上的记录。相反，北美白人和西欧、北欧该比率较均一，在4‰—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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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部分国家的婴儿死亡率。由于实施了针对发展中国家婴儿和儿童的国际医疗保健计划，所有国家死亡率均出现大幅降低。然而，按比率下降最大的还是正在城市化的工业化国家，那里广泛使用卫生设施、安全饮用水和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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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ata from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and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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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药卫生状况延长了人类预期寿命并改变了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北欧的5个国家婴儿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高于70岁。2001年，欧洲和北美以外大约有60个国家——尽管没有一个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名列其中。能得到并采用现代医疗保健方法的国家因区域而不同，最不发达的国家获益最少。在这些欠发达和贫困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大部分地区，除HIV/AIDS以外的主要死亡原因是发达国家不再关心的那些疾病，如疟疾、肠道感染、伤寒、霍乱等，尤其是婴幼儿的营养不良和痢疾造成的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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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全球性预期寿命延长和成人死亡率及婴幼儿死亡率降低的时候，HIV/AIDS是一个悲剧性而且（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的例外。艾滋病在世界常见死亡原因中位列第四，而且据预测将超过14世纪的黑热病——估计造成2500万欧洲人、1300万中国人死亡——成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传染病。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报道，2000—2020年间，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45个国家因该病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6800万人，其中5500万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联合国预计2005年HIV阳性人数为4000万，其中大约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70%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里女性病例占60%。在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一些国家高达1/4成年人口为HIV阳性，平均期望寿命急剧下降。南非21世纪初出生的婴儿期望寿命应为66岁，艾滋病使之降低为47岁；在博茨瓦纳为36岁而不是70岁；津巴布韦从69岁降到43岁。总体上，自20世纪50年代HIV（原本是猴子的一种疾病）在非洲被确定为一种人类致命传染病品系以来，已有1500万非洲人因艾滋病死亡。随着撒哈拉以南地区预期寿命急剧降低，现在预测2015年其总人口将比没有这种疾病时少6000万人。在经济上，到2010年，受艾滋病之害最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民收入将减少8%。非洲南部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女性负担大部分农活和家务。因艾滋病致死的女性多于男性，撒哈拉以南的粮食不安全性增加了，又由于许多年轻成年人过于虚弱不能从事耕作，因此粮食短缺。营养不良、饥饿且易感染其他疾病使艾滋病加重了客观的国民收入（impersonal national income）减少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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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但由于除南非以外所有撒哈拉以南国家的高生育率，2000—2050年人口仍有可观的增长，非洲人口还将增加近10亿。的确，尽管HIV/AIDS造成了高死亡率，但据联合国预测，50个最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2000—2050年间，高生育率将使其人口增加近2倍。然而，即使出现某些非洲和东南亚国家传染病和死亡率正在下降的充满希望的报告，俄罗斯、乌克兰、南亚和东亚——特别是印度——艾滋病迅速蔓延的警告还是引起了新的全球性人口学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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