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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人口转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人口增长缓慢；第二阶段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仍旧偏高，人口数量急速增加；第三阶段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不快；第四阶段的标志是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自然增长缓慢，如果死亡率超过出生率，人口甚至减少。许多欧洲国家的负增长率和其他地区出生率下降表明，第五阶段即人口下降阶段，是人口转型模型的区域性——最终全球性——合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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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生率稍高于死亡率，甚至两个比率都较高，人口就只会缓慢增长。这就是迄至公元1750年人类大部分历史的情况。人口学家认为从公元元年到1650年前后人口从2.5亿增长到5亿，倍增时间超过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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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增长是不稳定的。在区域性人口扩张的时候，总有某些灾难性的下降抵消了这种扩张。战争、饥馑和其他灾祸造成大量伤亡。例如，据估计，14世纪横扫欧洲的淋巴腺鼠疫（黑死病）导致该大陆1/3—1/4人口死亡，而且欧洲人带到西半球的传染病据信在随后一两个世纪内使新世界的土著人口减少了95%。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再存在人口转型第一阶段。到20世纪末，没有几个国家——即使是撒哈拉以南的贫困地区——死亡率高于20‰。然而，若干非洲国家的出生率达到或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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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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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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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型模型是为解释西欧人口史而被提出的，其中有些部分甚至在1750年前后工业革命之前，因流行病转变为地方性疾病，开始经历死亡率下降的过程。然而，人口转型的第二阶段通常与欧洲工业化的现代化后果有关。转型的效应——死亡率下降伴随着持续走高的出生率——逐渐扩散到全世界，即使尚未普遍转变为工业经济也是如此。由于预期寿命的大幅延长造成了第二阶段人口急速增加。这种情况又由于医药卫生的进步、食物保存与分配的改善、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城市化提供一种集卫生、医疗与粮食分配改善于一身的环境，导致死亡率下降（图6.17）。出生率的下降不像死亡率那样快，即根深蒂固的文化格局变化不像技术变化那么迅速。许多农业国家认为大家庭有好处，儿童通过早参加劳动与赡养其年迈的双亲对家庭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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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19世纪后期的英国利物浦。在那个进步的世纪，正在现代化的欧洲经历了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死亡率的下降。（© Topham / Imag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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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表现出人口模型第二阶段的特征。最典型的是出生率为34‰、死亡率为9‰的不丹和这两个比率分别为32‰和5‰（2005年估计数）的尼加拉瓜。这些国家的年增长率接近或高于25‰，其人口将在25年内翻一番。当然，这样的比率并不意味着工业革命的全部影响是世界性的，但的确意味着欠发达国家从生命保全技术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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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开始控制家庭的规模，出生率下降，社会进入第三阶段。农业社会多子女的好处在城市化的工业文化中不那么明显。事实上，后者可能把孩子视为经济负担而不是资产。当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仍较低时，人口规模开始稳定。许多国家正在写下第三阶段较低死亡率和过渡出生率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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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人口转型模型以第四个——即最后阶段宣告结束，该阶段以非常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为特征。本阶段仅产生非常少的人口增长百分比，而倍增时间也延伸到千年以上。世界人口具有重大意义且不可逆转的老龄化是全世界范围内模型第四阶段生育率和死亡率从高到低转型的结果。少数国家死亡率开始等于或超过出生率，人口确实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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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四阶段延伸到人口的第五阶段，迄今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一些富有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欧洲和日本——但日益有望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都记录到生育率大幅下降的现象，这表明最迟到2010年，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将居住在这样的区域，这些区域人口的重大增长不是由第二阶段的扩张所致，而是由人口动力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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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人口转型模型是为描述西北欧国家的经历而设计的，那时这些国家从乡村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工业社会。模型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前景。有些欧洲教会和市政的记录可追溯到16世纪，这些记录表明那时人们倾向于晚婚或不结婚。英国工业革命前，15—50岁年龄组多达半数的妇女不结婚。婴儿死亡率高，预期寿命低。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化的到来，直接支付的工厂薪金制代替了长期的学徒制度，提供了较早结婚和生育更多儿女的可能性。由于医疗卫生方面的进步进展较慢，死亡率依然较高。到1800年前后，瑞典25%的婴儿在1周岁前死亡。法国整个19世纪人口增长率仍然低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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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前后开始，先是死亡率，然后是出生率开始下降，虽然下降缓慢但是意义重大。首先出现的是作为疾病转型标志的“死亡率革命”，它是与死亡率有关的人口转型的反映。许多原先致命的流行病——一个世纪前已经开始下降——变成了地方性疾病。就是说，基本上只在一个地区中经常发生，而且死亡率的格局表明其由传染性转变为非传染性。由于人们逐渐有了部分免疫力，所以与这些疾病有关的死亡率下降。畜牧业和轮作等农业实践的进步，以及从海外殖民地传来的新粮食品种（马铃薯就是早期的例子），从总体上提高了欧洲人口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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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城市中逐渐普及了下水道系统和清洁供水系统，各地一般卫生水平也有所改善（图6.18）。在源于传染病、寄生虫、呼吸道疾病和营养不良的死亡减少的同时，与成年和老年人口有关的慢性病死亡增加了。西欧从“瘟疫与饥馑的时代”过渡到一个假想的最终“退化性疾病和源自人类的疾病（Human-Origin Disease）的时代”。但是，近来由于抗药性、耐抗生素的疾病和携病昆虫对杀虫剂抗药性的增加，以及欠发达和发达国家像艾滋病之类的新灾难，使人对“最后阶段”的定局产生怀疑（见“我们脆弱的健康状态”专栏）。不过，即使旧灾难的复苏和新灾难的出现，例如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1945—2005年这些疾病造成约1.6亿人死亡），也不大可能造成全球规模的人口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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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19世纪欧洲和北美城市日益用自来水管取代了各户或邻里共用的水井，下水道与垃圾处理厂代替了简易厕所。其后继者，照片中的拉斯维加斯和内华达等地的处理厂，彻底完成了发达国家的“疾病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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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SDA,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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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由于社会开始改变关于理想家庭规模的传统概念，在死亡率显著下降的同时出生率也下降了。城市中，儿童劳动法与义务教育意味着儿童不再是家庭经济的重要贡献者。由于“扶贫”的立法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福利改变了家庭赡养的结构，养儿防老的价值下降了。工业革命不仅能够提供基本生活的多种需求，而且能制造种种商品满足各种消费欲望，家庭消费模式也因此发生改变。儿童不是有助于而是阻碍人才流动与改进生活方式取得成功的因素。也许最重要的是妇女地位的改变以及她们对生育是自己的权利与利益的信念。通过某些措施，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出现，而且与工业革命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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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5 我们脆弱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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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直线下降，加上现代医药、抗生素和卫生习惯的效益，使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提高了生命质量和预期寿命。但是，预防传染病的斗争远未取得胜利，而且寄生虫病日益严重——也许永远难有胜算。在抗生素被发现的半个多世纪后，原想用它根除的疾病反而增加了，原有的和新的致病微生物传播到全世界。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致死的人数每年达1700万—2000万人；按官方计算，占全球死亡率的1/4—1/3，但由于诊断不确，所占份额无疑还要高得多。全世界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仍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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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位的传染病杀手是肺炎之类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痢疾、肺结核、疟疾和麻疹。此外，本世纪初艾滋病每年致死300万人，远多于麻疹和疟疾。当然，传染病的发生频率远高于死亡率。例如，全世界几乎30%的人受到致肺结核病的细菌感染，但每年因此而死的人只有200万—300万。有5亿多人受到像疟疾、嗜睡病、血吸虫和河盲症之类的热带病感染，每年可能因此死亡300万人。新病原体不断出现，诸如造成拉沙热、裂谷热、埃博拉出血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西尼罗河脑炎、丙型肝炎、非典型肺炎的那些病原体，导致残疾和受伤害的人群远多于其致死的人数。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至少出现了30种未知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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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传播和毒性与地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大幅变化有关。气候变暖使得受制于温度的病原体侵入新的区域，产生新的受害者。砍伐森林、水污染、疏干湿地和自然环境的种种人为改变扰乱了生态系统，同时破坏了自然系统对这些传染病的控制。人口迅速增长、高速城市化、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旅游业、使人流离失所的战争与移民，以及不断扩大的世界贸易，这一切都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传播疾病的几率，增加了致病微生物的活动性与范围，包括因新开辟的陆路与空中交通系统而从原先孤立地区带来的那些微生物。计划不周或执行不好的公共卫生计划、卫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医务人员与设备分配不当，以及种种人为的原因，在目前许多疾病的流行中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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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1993年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发病监测项目（Program for Monitoring Emerging Diseases，ProMED），并开发了一个全球性传染病在线系统，联系着100多国卫生工作者与科学家，向日益增长的被称为“传染病中的传染病”开战。我们已经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应该使用哪些有效的武器，包括改进卫生教育、对疾病的预防与监控、对疾病媒介物与病区的研究（包括对某些疾病适宜的生境进行GIS和其他方法制图）、对药物治疗的谨慎监控、供应卫生饮用水、推广简易低廉的药物与预防方法，如儿童免疫、口服补水治疗与补充维生素A等。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对那些正在传播的传染病——其中许多是新近发展的对抗生素有抗性的品系——加大投入和给予更多关注，而最近人们还认为不再需要对其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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