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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直线下降，加上现代医药、抗生素和卫生习惯的效益，使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提高了生命质量和预期寿命。但是，预防传染病的斗争远未取得胜利，而且寄生虫病日益严重——也许永远难有胜算。在抗生素被发现的半个多世纪后，原想用它根除的疾病反而增加了，原有的和新的致病微生物传播到全世界。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致死的人数每年达1700万—2000万人；按官方计算，占全球死亡率的1/4—1/3，但由于诊断不确，所占份额无疑还要高得多。全世界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仍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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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位的传染病杀手是肺炎之类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痢疾、肺结核、疟疾和麻疹。此外，本世纪初艾滋病每年致死300万人，远多于麻疹和疟疾。当然，传染病的发生频率远高于死亡率。例如，全世界几乎30%的人受到致肺结核病的细菌感染，但每年因此而死的人只有200万—300万。有5亿多人受到像疟疾、嗜睡病、血吸虫和河盲症之类的热带病感染，每年可能因此死亡300万人。新病原体不断出现，诸如造成拉沙热、裂谷热、埃博拉出血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西尼罗河脑炎、丙型肝炎、非典型肺炎的那些病原体，导致残疾和受伤害的人群远多于其致死的人数。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至少出现了30种未知的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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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传播和毒性与地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大幅变化有关。气候变暖使得受制于温度的病原体侵入新的区域，产生新的受害者。砍伐森林、水污染、疏干湿地和自然环境的种种人为改变扰乱了生态系统，同时破坏了自然系统对这些传染病的控制。人口迅速增长、高速城市化、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旅游业、使人流离失所的战争与移民，以及不断扩大的世界贸易，这一切都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传播疾病的几率，增加了致病微生物的活动性与范围，包括因新开辟的陆路与空中交通系统而从原先孤立地区带来的那些微生物。计划不周或执行不好的公共卫生计划、卫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医务人员与设备分配不当，以及种种人为的原因，在目前许多疾病的流行中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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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1993年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发病监测项目（Program for Monitoring Emerging Diseases，ProMED），并开发了一个全球性传染病在线系统，联系着100多国卫生工作者与科学家，向日益增长的被称为“传染病中的传染病”开战。我们已经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应该使用哪些有效的武器，包括改进卫生教育、对疾病的预防与监控、对疾病媒介物与病区的研究（包括对某些疾病适宜的生境进行GIS和其他方法制图）、对药物治疗的谨慎监控、供应卫生饮用水、推广简易低廉的药物与预防方法，如儿童免疫、口服补水治疗与补充维生素A等。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对那些正在传播的传染病——其中许多是新近发展的对抗生素有抗性的品系——加大投入和给予更多关注，而最近人们还认为不再需要对其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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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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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世界日渐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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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型模型描述了现代化之前（不发达）社会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向先进（发达）国家低而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这种假想人口模式转型的必然过程。但是，模型未曾预料到欧洲人口史显然不适用于20世纪中后期所有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停留在模型的第二阶段，不能实现进入第三阶段出生率下降所必需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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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与公共卫生技术的引入，包括抗生素、杀虫剂、卫生设施、免疫、婴幼儿卫生保健，以及天花的根除，使发展中国家迅速而且大幅降低了死亡率。这些重要技术和治疗在若干年内就完成了，而在欧洲经过50—100年才得以实现。例如，在斯里兰卡，广泛喷洒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以防治疟疾，使国民预期寿命从1946年的44岁延长到1954年的60岁。印度在1947年以后用同样的公共卫生计划经历了死亡率稳定下降的过程。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遭遇旱灾和其他灾害时，在国际粮食援助下也大大减少了死亡人数。欧洲各国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是渐次出现的，而195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以惊人的速度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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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并未立即随之下降，并且世界人口总数飙升——从1950年的25亿增加到1960年的30亿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亿。关于“人口爆炸”及预期对全球粮食与矿物资源的毁灭性冲击的警钟频传而刺耳。从人口学的意义上说，许多人把世界看成永恒不变的两部分：一边是已实现了人口转型、人口数目稳定的发达国家；一边是人口不断增长、尚未实现人口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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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出生率的水平有别于预期寿命，对技术与援助的依赖较少，更多有赖于社会对小家庭和较少孩子的认同（图6.19）。在区域与世界人口增长似乎不可控制的情况下，这种认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显著但不均衡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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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世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的“人口爆炸”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急剧降低及出生率并没有同步的补偿性减少。但是，到20世纪末，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3种相互联系的趋势：（1）生育率比25年前全面下降得更大、更快；（2）接受并使用避孕方法的人数明显增加；（3）婚龄上升。结果，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型时间从一个世纪压缩到一个世代。其他国家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减缓，但仍反映了许多国家中的家庭依旧愿意有4个以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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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evised and redrawn from Elaine M. Murphy, World Population: Toward the Next Century, revised ed.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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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世界上只有18%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处于或低于替代水平（即已经达到人口转型）的国家。但是，到了2000年，生活在这种国家的人口已达44%，而且到21世纪初，已经越来越难以按生育率来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印度的个别邦（例如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泰国、韩国以及中国等国家，生育率比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还要低。亚洲和拉丁美洲近年来许多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也出现了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生育率明显下降到接近替代水平的情况。低生育率似乎日益成为富国和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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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育率总体上呈现实质性趋同，但是发展中世界仍有相当重要的少数国家保持着替代水平1.5—2倍以上的平均出生率。的确，21世纪初几乎有14亿人还生活在总生育率3.5以上（当然，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水平并不算高，那时只有1/4的世界人口总出生率低于这个数字）的国家或地区。目前这种总出生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在极大程度上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中部和中东（图6.5）。联合国人口学家预测，至少在2050年以前，总出生率高的地区将是世界人口增长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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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立的高生育率和低生育率格局都趋向于自我强化。人口低增长使提高生活质量与生命安全的个人收入增加和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反之，在高出生率地区，人口增长消耗了社会服务与国家对投资资本的补助，而这些方面本应有可能刺激经济的扩展。日益增加的人口对土壤、森林、水、草地和耕地资源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环境基础退化，农作物产量下降，人口支持能力缩小到使人口转型所赖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这是国际上日益关心的明显的因素（见“开罗计划”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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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公共政策 开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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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国际大会，经过9天不时的针锋相对以后，签署了一项至迟于2015年把世界人口稳定在72.2亿的战略文件。这项被179个签约国接受的为期20年的行动计划，旨在避免人口过度增长的环境后果。因此该会议的建议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讨论与决议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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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计划摈弃了几十年来基于多目标和多份额的鼓励“人口控制”（大会所避讳的措词）组织管理严密的政府计划，首次代之以给予女性对生活更大的控制权、更好的经济质量和机会，以及在生育决策方面更大的发言权的一项政策。会议承认，限制人口增长取决于这样的计划，它能够引导女性形成少生孩子的意愿并使女性成为经济发展的伙伴。基于这样的认识，大会文件认可增加女性教育与就业机会和降低出生率与小家庭之间的联系。先前的人口大会——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和1984年在墨西哥城——并未完全针对平等、机会、教育与政治权利这些问题；那两次大会表决通过的目标未能达到所期待的出生率转变，大部分是由于在许多传统社会中女性无权坚持避孕，而且害怕作为避孕替代方法的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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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两次大会小心避免或有意回避把人工流产作为一种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但在开罗大会上各国更公开地讨论了人工流产问题，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梵蒂冈和许多穆斯林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修道士，针对把合法人工流产作为卫生保健的一部分以及对婚外性关系的认可，从宗教的角度提出异议。虽然大会宣言的最后文件不鼓励把人工流产作为普遍的权利，并排除将其作为计划生育的手段，但有些代表仍然对文件中关于性与人工流产两方面的措词持保留态度。但是，在大会闭幕时，梵蒂冈认可了宣言中潜在的原则，包括把家庭视为“社会的基本单元”，鼓励经济增长和促进“性别平等、公正与妇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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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联合国“开罗＋5”特别会议对原先的协议提出了一些调整。会议敦促人工流产合法化的国家把重点放在保证人身安全与容易实施两方面，提倡对在校生进行性与生育健康问题的指导，并告诉各国政府向性活跃的青少年提供专门的计划生育与保健服务的指导，特别强调减少青少年患艾滋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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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联合国召开了一系列区域会议，评估在实现开罗计划和“开罗＋5”会议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大多数人认为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要向最贫穷的人群推广这项计划，要为乡村发展和城市规划进行投资，要加强终止歧视女性的立法，还要敦促援助国全面兑现对此项计划已商定的资金（2002年只兑现了所允诺总数的一半）。尽管如此，从人口较多的许多国家生育率下降也可以看出开罗计划的正面成果。有些人口学家和妇女卫生组织断言，生育率的下降和政府的计划政策不相干。相反，他们声称，目前生育率较低而且仍在下降是由于女性对其经济生活与生育有了更大的控制权。联合国人口署主任称：“一个乡村女性做出要一两个或最多三个孩子的决定本身不算大事。但是……乘以百万又百万……的印度、巴西和埃及女性，就有了全球性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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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专家注意到，自开罗计划以来女性正在做出的那些决定，反映了正在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卫星电视把避孕信息传播到哪怕是很偏远的村庄，并向想要效仿的观众播放看起来很幸福的小家庭的节目。日渐加速的城市化减弱了一些传统家庭对女性的控制，也使避孕方法较容易操作，婴儿死亡率下降使母亲对婴儿存活更有信心。人口专家断言，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女性入学率大幅增加和即将做出生育决定的女孩与女青年的文盲率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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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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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国际团体提倡像生育和家庭计划这样纯属个人或国家关心的问题的政策是否适当或有用？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