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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问题外，还必须权衡社会经济变化的可能性，因为一般认为随着国家的“发达”，对较小家庭的偏爱将造成生育率下降到每个女性生育约两个孩子的人口替代水平。但谁能够预期欠发达国家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大多数发达国家目前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生育率是否会上升以防止人口最终消失？如果是，又会何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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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原先对非洲一项长期预测表明，预测生育率下降的过程至关重要。和许多其他预测一样，这些预测得出一个“系列”，表明不同假设的结果。对非洲的 “低”预测假定替代水平生育率应出现于2030年，到2100年该大陆人口为14亿。如果替代水平生育率延迟到2065年方能达到，则到2100年人口将达到44亿。这30亿的差额可用作一种警示，在长期预测时不仅要考虑其可能性，还要考虑未来事件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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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人口学家在抛出他们的人口预测时常常不顾环境实际状况，忽略了土壤、植被、供水和气候等对人口支持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可行或可能的水平。不同分析家对地球的绝对承载力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评价。20世纪90年代“世界饥荒研究计划”（World Hunger Project）以不现实的低水平计算，在农业技术与粮食公平分配的情况下，全世界生态系统在可持续基础上有可能支持55亿人，这是一个业已远远地被超过的数字。相反，许多农业经济学家——引证当前农作物产量、化肥效率和生产方法增长的趋势与前景——确信地球能够轻易地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养活100亿人口。不过，几乎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使得在纯人口学基础上预测承载人数两三倍于现有世界人口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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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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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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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口预测都包含一种假设，即到某个时刻人口将会停止增长而稳定在替代水平上。如果没有这个假设，未来人口数字就会大得难以想象。像当前这种不受控制的增长率，会使全世界人口在3个世纪内达到1万亿，4个世纪后达到4万亿，以此类推。虽然对当今世界是否人口过剩、什么是适度人口或者可持续的最大人口应该是多少等问题还存在理性的争论，但是数以万亿计的总数还是远远超过任何合理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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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并非来自人类所占据空间的大小。例如，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美国特拉华州就能轻松容纳整个人类。压力出自人口所必需的粮食、能源和其他资源，以及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技术对环境产生的冲击。目前许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使之几乎不可能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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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必须尽快停止增长。就是说，或者应该采取人口转型方面所暗含的自行导致的限度，或者达到人口与资源之间以更戏剧性的方式建立起的一种平衡。这种认识并不新奇。公元2世纪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就持这样的观点：“必须把瘟疫、饥荒、战争和地震看作对民族的救治，就如同修剪人类的繁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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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179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简洁地提出这个问题：一切生物种群都有一种超过实际增长率的增长潜力，而支持这种增长的资源是有限的。此后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中拓展了这个理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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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不可避免地受生活资料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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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不可避免地因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长，除非受阻于强有力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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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束人口再生产能力并阻碍其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的因素或是“私密的”（道德上的克制、独身和贞节），或是“破坏性的”（战争、贫穷、瘟疫和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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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关于不受控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⑩ 增长的可怕推论在人类历史中已有记录，就如同今天看到的一样。饥饿作为资源耗竭的最终表现，在现在和过去都不陌生。据保守估计，在你阅读本页的2分钟内，全世界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超过40（每年1100万），其中一半是5岁以下的儿童。当然，同一个2分钟内又有更大数量的新生儿取代他们。损失几乎总能得到补偿。人类历史上过去300年来死于战场上的人数也许为7000万，略少于目前自然增长率下1年置换期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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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可避免地——根据马尔萨斯的逻辑、历史上明显的证据以及对动物种群的观察——在人口数目与资源支持之间达到平衡。任何物种种群过大时，种群的群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J型曲线疯狂上升的斜边被扳成水平状，使J型曲线变成S型曲线（S-curve）。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如图6.29所示。S型曲线顶部代表一个种群的规模与可利用的资源基础相协调并得到资源基础的支持。当该种群规模等于它所占据地区的承载力时，就达到自稳平台（homeostatic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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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9 人类达到较高的自稳平台（平衡状态）证明了我们通过技术进步增加土地人口承载力的能力。每个新平台代表J型曲线向S型曲线的转变。“医药革命”意味着极大地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现代卫生和公共保健技术与疾病预防和医疗进步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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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界，过分拥挤和环境压力显然会在生理上释放一种自动的生育抑制。虽然饥荒和慢性营养不良可能降低人类的生育率，但是人口的限制通常必须通过强迫或自愿的手段方能奏效。人口转型为与死亡率相匹配的低出生率被引为马尔萨斯第一条假设错误的证据：人口不一定呈几何级数增长。人们观察到，生育行为受社会决定因素的控制，而不是只受生物学或资源规则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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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根据欧洲的人口经验，马尔萨斯的思想在19世纪末就已被摈弃，但他所表示的关切在20世纪50年代又复活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这种增长对其资源的压力导致了这样的观点，即生活水准的改善只有通过提高对每个工人的投入方能达到。人口快速增长被看作稀缺资源严重偏离其资金总额，进入无休止的社会福利程序。为了提升生活水准，现有全国性降低死亡率的努力必须和政府降低出生率的计划取得平衡。因这个观点而为人所知的新马尔萨斯主义（Neo-Malthusianism），成为主要通过控制生育与家庭计划达到人口控制的国际计划的基础（图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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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0 印度孟买一处宣传政府坚持降低本国高生育率的计划的广告牌。女性绝育手术是世界上计划生育最流行的形式，有报告称，印度、巴西和中国1/3以上已婚妇女已经接受绝育手术。相比之下，全世界已婚男性的绝育率仅为4%。（© Carl Pur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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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新马尔萨斯主义所采取的态度颇不相同。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国家从总体上——虽然所取得的成就不同——采取了家庭计划生育的政策和程序。1965年新加坡成立了计划生育和人口理事会（Family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Board, FPPB），那时每个女性终生的生育率为4.9；到1986年生育率下降到1.7，远低于发达国家2.1的替代水平，该机构也因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被撤销。加勒比海和南美国家，即使最贫穷而且多为农业国，也经历了生育率下降的过程，虽然这种下降常常是在受罗马天主教影响的政府鼓励多生育的观点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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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和中东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论点反响一般不大，因为民间的文化信仰根深蒂固，如果不在政府影响范围之内，大家庭——6、7个孩子——是最合意的。虽然撒哈拉以南大多数国家的总生育率开始下降，但几乎仍然停留在替代水平之上。宗教激进主义反对限制生育也是近东和北非的一种文化因素。然而，伊朗的穆斯林神权政治批准了一系列避孕方法，推行了世界上最积极的家庭计划生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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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控制还存在着其他障碍。当西方国家首次提出为了发展必须实行家庭计划生育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论点的时候，遭到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反对。他们断言，是殖民时代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的残余而不是人口增加阻碍了发展，这反映了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方面的观念。有些政府领导人认为在人口数量、权力和鼓励生育政策之间有相关性，如同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那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美国经济学家主张人口增长对发展是一种促进因素而不是阻碍，人的智力和技能是世界上最根本的资源基础，他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丰饶角论”（cornucopian）⑪ 。自马尔萨斯的时代以来，他们观察到世界人口已从9亿增长到60亿以上而没有出现可怕的后果——证明了马尔萨斯未能认识到技术对提高地球承载力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即使人口数量更多，甚至所有人都提高了生活水准，地球还是能够供养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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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观点是对“丰饶角论”乐观主义的修正，该观点承认像绿色革命之类人类天才的发明使粮食产量已经赶上1970年以来人口急剧增长的步伐。但这种看法的鼓吹者坚称，科学技术增加粮食生产的能力并不会自动出现，近年来自满与对研究支持不足已经阻碍了进步。他们还观察到，即使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并非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有利用这些进步的社会意愿和政治意愿。第三种观点的鼓吹者警告说，那些不这样做的国家或地区，将会赶不上老百姓需求的步伐，陷入不同程度的贫困与环境退化，造成国家和地区——虽然不一定是全球——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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