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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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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与鉴别一种文化的第三级要素是意识形态子系统。该子系统由思想、信仰、知识，以及我们在讲话和其他形式交流中表述这些方面的所有方式组成。神话、神学、传说、文学、哲学、民间智慧以及常识均归入此类。这些代代相传的抽象信仰体系或精神产物告诉我们，应该相信什么、重视什么、如何行动。信仰构成了社会化过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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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从书面材料知道——或者认为我们知道——一个群体的信仰是什么。然而，有时我们必须依靠一个群体的行为或目标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思想和价值观是什么。“事实胜于雄辩”和“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对实际中存在的言行不一的常见认识。一个群体的价值观不能仅凭文字记录来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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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中没有完全孤立之物。社会所持有的思想变化影响着社会制度和技术体系，就像技术上的变化推动社会制度的变化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俄国意识形态结构急剧改变，从君主制农业资本主义制度变为工业化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国家文化制度全方位相应的突然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俄国共产主义同样急剧的解体，对该国确立的一切经济、社会和行政组织同样是分裂性的。文化的各方面相互结合的性质被称为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或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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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个有特色的文化子系统的识别，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的结构和复杂性，但同时可能模糊了单个文化元素的多面性。文化整合意味着任何文化的目标或行动都可能有许多含义。例如住所是一种人工产物，为其占有者提供栖身之处。同时，它又是一种社会产物，反映了它被设计用来容纳家庭或血亲群体的性质，它还是一种精神产物，概括了一个文化群体对居住单元适当的设计、朝向和建筑材料等方面的信念。沿着同一思路，服装作为人工产物用以蔽体，要适合气候状况、采用可用的面料和技术，还要适合穿用者参与的活动。但是服装也可能是社会产物，用以识别个人在群体的社会结构或文化中的角色。在精神产物方面，衣着使人联想起更大的社会价值体系（图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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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a）衣服用以蔽体、保暖或帮助进行各种活动时，它是人工产物。（b）有些服装是社会产物，用以识别穿着者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或地位：士兵、神父或佩有缎带的大使的与众不同的“制服”立即显示出他们在一种文化的社会组织中受人尊敬的地位。（c）穆斯林妇女有时被强制穿着的蒙面长袍是精神产物，并不特别表明穿着者的身份，而是反映穿着者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a］© Vol. 94 / Corbis Royalty Free;［b］© W. Marc Bernsau / Image Works;［c］© Vol. 145 / Corbis Royalty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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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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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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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是文化地理反复涉及的话题。没有哪种文化是（或者曾经是）以一套永恒不变的物质实体、组织制度或意识形态为特征的，尽管在一个稳定的、与世隔绝的社会里，所有这些方面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这样的隔绝和稳定性总是罕见的。总体上看，虽然文化本质上是保守的，但是它永远处在一种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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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许多个别的变化十分微小，开始时几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综合起来就可能实质上改变受影响的文化。回想一下今天的美国文化和1940年有多么不同——也许不是本质上的不同，而是所推广无数的电气、电子和交通设备，以及由于这些和其他技术变化引起娱乐、社会和行为方面的调整。这些调整包括就业格局的变化：妇女更多地加入到有薪酬的劳动力中，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态度也因此发生很大转变。之所以出现这样累积性变化，是因为任何群体的文化特质都受外界影响，是以互相耦合和互相协调的方式聚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变化会因相关的特质为适应所采取的调整而变化，从而引起广泛的反响。一种文化中或大或小的变化，都是由创新、空间扩散和文化互渗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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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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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innovation）是指社会群体内部所产生的思想和该文化所接纳的思想导致的文化变化。新奇的事物可能是弓箭或喷气式发动机之类实质性的技术发明改进，也可能包括社会结构和相互影响等非物质形态的发展，例如封建主义或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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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之前和传统社会以不创新或不接受变化为特征。在与环境达到均衡而别无所求的社会里，变革没有适应性，也就没有发生变化的理由。的确，所有社会都与生俱来地反抗变革，因为创新不可避免地在新现实与其他已确立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间造成紧张状态。这些紧张状态只有整个系统的各部分都做出适应变革时才能解决。例如，新采用的技术和步伐缓慢的社会特质之间可能产生的差距，被称为文化滞后（cultural lag）。抱怨年轻人的时髦或赞美往日的好时光，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不愿接受或不适应变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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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明——常常因压力而出现，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冰期结束时粮食基地的扩大是伴随着人口增长压力而发生的。动植物的驯化似乎是各自独立地在图7.12所示的几个公认的农业“发明”地区发生的。由此想见，不迟于2000年前，大多数的人类从猎采社会进入定居农业社会时，食物类型、生产技术和新的经济与社会组织模式得以迅速传播。一切创新对文化网络都具有辐射作用，越是基本的创新，其结果越是普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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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动植物驯化的主要中心。南亚和东南亚中心以芋头等植物驯化为特征，此类植物通过现有植物的分株和移植来繁殖（营养繁殖）。通过种子播种繁殖（例如玉米和小麦）则以中美洲和西南亚为典型。非洲和安第斯地区发展了用上述两种方法繁殖的农作物。图中所列各源地的农作物和家畜名单并非全部，而是经过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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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比农业革命更根本。它影响着社会的每个方面，造成了农业社会前猎采文化与定居农耕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在这两种文化接触的地方，在对领土控制的竞争中，农民是胜利者而猎采者是失败者。这种竞争一直延续到近代。过去500年来，欧洲人的扩张完全控制了他们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等世界大部分地区所遇到的猎采文化（见“是地理条件注定的吗？”专栏）。农业及其定居的生活方式，使文化以加速的步伐改变，而农业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人类学会了用动植物纤维纺织的技艺，学会了使用制陶转轮烧制黏土制造器具，开发了制砖、制灰泥和建造房舍的技术，发明了采矿、冶炼和金属铸造技术。某些地方的资源或产品优势促进了长途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这些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一种更复杂的、带有剥削性的文化出现了，这包括一个分阶层的社会代替了大体上平等的猎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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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 是地理条件注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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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获得1997年普利策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⑤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提出：“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起作用的——以及导致世界以欧亚人占优势的——环境差异是欧亚大陆有丰富的适合驯化的动植物可资利用，东西向延展的陆地使动物、粮食作物和技术的长距离传播成为可能。其他大陆都不具备这两方面的任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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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是问题的关键。虽然冰期结束后世界上若干地区分别发展了农业，但是中东地区的居民有幸拥有众多适合种植的植物，包括8种最重要的禾本作物中的6种，其中有小麦品种的原型。这些植物很适合栽种、生长迅速、营养价值高、能够支持大量人口。欧亚大陆还有丰富的能被驯化的大型动物——包括牛、羊、猪和马，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此外，由于同动物亲密接触，欧亚人也感染了后来被证明对其他大陆居民极具破坏性的各种流行病，与此同时形成了他们自己对那些疾病的免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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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东这样的文化源地所开发的粮食生产技术很容易沿着欧亚大陆无垠的东西轴线扩散，该大陆宽广地域上大体相似的气候适合培育同样的农作物组合，从西班牙到中国都能看到同样的家畜。欧亚大陆的巨大面积还意味着数量众多的不同民族，每个民族都具有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并将新技术扩散到远方。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和富有创造力的头脑产生了各种文明——中央政府、城市、劳动分工、纺织、制陶、文字、算术、长途贸易、金属加工，最后是四处征战的欧亚人带到其他大陆的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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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享有欧亚大陆那样的环境优势以及因之而来的人口与技术优势。非洲或美洲开发的几种粮食作物，不能穿越这两个南北向延伸大陆的气候和生态屏障而有效扩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亚，由于大自然的意外事件或先民对大型动物的捕猎，没有产生家畜，而美洲只驯化了美洲驼。其他地方缺乏欧亚大陆的粮食基地和便捷的纬向运动，人口规模停留在较小水平，比较孤立，总体上创造性不够。15世纪开始的大发现和殖民之旅，证明欧亚人的优势无可阻挡。其他大陆的居民对许多疾病缺乏抗性，没有马匹、甲胄、火器和像征服者那样的组织，只能迅即臣服、受制于人——按照戴蒙德的观点，不是由于天生自卑，而是因为限制或延缓其发展前景的地理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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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和技术革命的源地起初在空间上是有限的。文化源地（culture hearth）一词用以描述那些创新的地区，关键的文化要素从这些地区向外扩散，对其周围地区施加影响。文化源地可看作任何文化群体的“摇篮”，所形成的谋生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世界上所有地区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千百个文化源地，大多数仍停留在社会与技术发展的低水平上，只有少数产生了象征文明的符号——通常认为包括文字（或保存记录的其他形式）、冶金、长途贸易关系、天文学与数学、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劳动分工、定型化的政府体系，以及结构化的城市社会等。最初的粮食革命之后出现了若干主要文化源地，有些早达7000—8000年以前。最突出的早期创造中心位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北方、东南亚、非洲若干地点、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图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