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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2 是地理条件注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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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获得1997年普利策奖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⑤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提出:“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起作用的——以及导致世界以欧亚人占优势的——环境差异是欧亚大陆有丰富的适合驯化的动植物可资利用,东西向延展的陆地使动物、粮食作物和技术的长距离传播成为可能。其他大陆都不具备这两方面的任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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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是问题的关键。虽然冰期结束后世界上若干地区分别发展了农业,但是中东地区的居民有幸拥有众多适合种植的植物,包括8种最重要的禾本作物中的6种,其中有小麦品种的原型。这些植物很适合栽种、生长迅速、营养价值高、能够支持大量人口。欧亚大陆还有丰富的能被驯化的大型动物——包括牛、羊、猪和马,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此外,由于同动物亲密接触,欧亚人也感染了后来被证明对其他大陆居民极具破坏性的各种流行病,与此同时形成了他们自己对那些疾病的免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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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东这样的文化源地所开发的粮食生产技术很容易沿着欧亚大陆无垠的东西轴线扩散,该大陆宽广地域上大体相似的气候适合培育同样的农作物组合,从西班牙到中国都能看到同样的家畜。欧亚大陆的巨大面积还意味着数量众多的不同民族,每个民族都具有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并将新技术扩散到远方。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和富有创造力的头脑产生了各种文明——中央政府、城市、劳动分工、纺织、制陶、文字、算术、长途贸易、金属加工,最后是四处征战的欧亚人带到其他大陆的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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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享有欧亚大陆那样的环境优势以及因之而来的人口与技术优势。非洲或美洲开发的几种粮食作物,不能穿越这两个南北向延伸大陆的气候和生态屏障而有效扩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亚,由于大自然的意外事件或先民对大型动物的捕猎,没有产生家畜,而美洲只驯化了美洲驼。其他地方缺乏欧亚大陆的粮食基地和便捷的纬向运动,人口规模停留在较小水平,比较孤立,总体上创造性不够。15世纪开始的大发现和殖民之旅,证明欧亚人的优势无可阻挡。其他大陆的居民对许多疾病缺乏抗性,没有马匹、甲胄、火器和像征服者那样的组织,只能迅即臣服、受制于人——按照戴蒙德的观点,不是由于天生自卑,而是因为限制或延缓其发展前景的地理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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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和技术革命的源地起初在空间上是有限的。文化源地(culture hearth)一词用以描述那些创新的地区,关键的文化要素从这些地区向外扩散,对其周围地区施加影响。文化源地可看作任何文化群体的“摇篮”,所形成的谋生和生活方式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世界上所有地区和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千百个文化源地,大多数仍停留在社会与技术发展的低水平上,只有少数产生了象征文明的符号——通常认为包括文字(或保存记录的其他形式)、冶金、长途贸易关系、天文学与数学、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劳动分工、定型化的政府体系,以及结构化的城市社会等。最初的粮食革命之后出现了若干主要文化源地,有些早达7000—8000年以前。最突出的早期创造中心位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北方、东南亚、非洲若干地点、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图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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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旧大陆和美洲的早期文化源地。“公元前”(Before the Common Era,B.C.E.)是指文化源地形成复杂社会、知识与技术基础并作为文化扩散中心的近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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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现代社会里,创新的变化业已成为寻常、可预期和必然的现象,尽管某些单独的文化群体可能拒绝接受这些创新(见“原生态文化与流行文化”专栏)。发明创造的速率——至少按专利授权的数目计算——是稳步增长的,而且从概念到形成实用产品之间的周期也越来越短。有如一条普通的公理:即有用的思想越多,能开发与结合这些思想的头脑越多,则发明创造的速率越快。这条公理的空间含义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心往往也是发明创造的中心,这不仅是由于其大小,而且也由于这里有大量思想交流的机会。的确,多种想法不仅激励新的想法,而且必定创建一种产生解决方案的环境,以维持社会前进的势头(图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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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人类历史上创新的趋势。猎采者的生活与其环境和资源基础达到平衡,几乎没有创新的需要,其文化也无须改变。农业革命加速了思想和动植物驯化、城市化与贸易的扩散。随着工业革命,社会经济全方位创新的大幅增加开始改变世界各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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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4 原生态文化⑥ 与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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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发达”社会里,也并非所有文化群体都乐意接受或适应文化的变化。按一般理解,文化用以表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如何(和为何)行事、吃什么、穿什么、如何消遣、信仰什么、赞美谁。然而,在人们所接受“生活方式”普遍性的问题上,有些方面还须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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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群体得以存在,或是由于空间的隔离,或是由于自愿与周围主流文化实行社会隔离,但他们本应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原生态文化(folk culture)意味着同族的、内聚的、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群体的传统和不入时的生活方式的特征,从根本上孤立或抵制外来的影响。传统控制着原生态文化,强烈地抵抗变革。在工具、食物、音乐、故事和礼仪等方面,自制和手工居主导地位。原生态生活是一种文化整体,由有形和无形的元素组成。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有形的部分,由物质的、可见的事物组成:从乐器到家具、工具和建筑物等一切事物。在原生态社会中,这些事物都是家庭或社区自己的产物而不是批量的商品。无形的非物质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包括口头流传及民歌、民间故事和习惯性行为表达的精神产物和社会产物;讲话方式、礼拜模式、各种见解和价值体系都是通过教育和示范世代相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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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美洲⑦ ,真正的原生态群体已很少见而且日益减少。过去此类群体数目较多,是由于移居新大陆的移民带来不同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这些族群有着各自的语言、宗教信仰与地区来源。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带来的民族特性逐渐变成美国的“民族”风貌。例如,弗吉尼亚州西部的传统歌曲可以认为是上南方(Upland South)⑧ 的非物质原生态腔调,也可以认为是移民传承英国乡村先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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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民族起源和原生态生活的痕迹。我们每个人都使用自己家庭或我们所属文化的谚语,每个人都熟悉孩童时代的童谣和神话。我们击木祈福,听说过如何观月相和种植花草,知道什么是节日庆祝或者制作佳肴的“正确”方法。然而,此类原生态文化证据至多是我们生活中的次要元素,只有少数群体——如旧规阿米什人(Old Order Amish)⑨ ,拒绝电力、内燃机和其他“世俗的”装备而热衷于马车、人力工具和传统服装——残存在美国,使人回想起这是原先广为人知的原生态文化的特别之处。另一方面,加拿大保留了大量清晰可辨的、具有民族特色和装饰艺术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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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般理解,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是原生态文化的对立面,也是其替代物。“流行”是指一般大众而不是原生态文化小群体的独特性和个性,暗示一种不断接纳、追随并迅速摈弃的变幻莫测的时尚和共同行为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地独特生活方式和物质与非物质原生态文化特质多半被取代和丧失;同一性取代了多样性,小群体身份渐次消失。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同一性深受欢迎。18世纪50年代,乔治·华盛顿写信向英国代理商要求买“……两副刺绣褶裥边饰……如果它已过时,就请发送时尚的……”,又说“无论你给我发送何等货物……一定要流行的式样”。折射到今天,他的要求就是要融入其同龄人和他所从属的社会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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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可以把流行文化看作一种趋同的力量,也可看作一种释放的力量。一方面,它泯灭了群体在隔离和自给状态下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原生态文化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群体中的每个人又有更多机会接受种种影响——衣着、饮食、工具、娱乐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而在原来文化环境受风俗习惯和隔离状态的控制所限制的且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很小。广泛的区域一致性——形式上雷同的全国性折扣店商品目录、完全相同的大型购物中心里千人一面的零售商,或是无处不在的快餐连锁店——可能取代原生态文化的地方主义。但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其内容、多样性和可能性均比其取代的文化丰富得多——虽然它所包含或鼓吹的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不一定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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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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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扩散(spatial diffusion)是一种过程,使一种概念、实践、发明或一种物质,通过扩散从其起源地传播到新的地域。扩散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基本上包括两种过程:或者是人们带着他们的文化迁徙到新地区(如同移居美国的侨民那样),或者是一种新的技术信息(例如带刺铁丝网或杂交玉米)能够传遍整个文化。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新思想都是从其源区向新区和新文化群体传播。空间扩散将在第8章详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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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总是能够确定两个不同地区存在的一种文化特质是扩散还是独立(或平行)创新的结果。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并不一定能证明发生过空间扩散。埃及和中美洲都有金字塔,但这很可能是各自的构思,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哥伦布时期之前人们从地中海航行到美洲的证据。石器时代建造纪念碑的文化也是如此,毕竟那时没有几种式样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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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无数独立、平行发明的例子:纳皮尔(Napier,1614)和布吉(Burgi,1620)发明对数、牛顿(Newton,1672)和莱布尼茨(Leibnitz,1675)发明微积分、以利沙·格雷(Elisha Gray,1876)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1876)发明电话,这些都是经常引用的例子。农业不仅是新大陆和旧大陆各自独立发明的,而且在东西半球都有不止一个文化源地,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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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文化都是从其源地向四周传播并融入受体社会结构的无数发明创造的混合物。据估计,任何社会只有不超过10%的文化项目可追溯为本土人员创造,而其余90%以上是通过扩散进入该社会的(见“本土文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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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确实存在着扩散的屏障,如第8章所述。一般地说,两个文化区越接近、彼此越相似,那些屏障就越小,接受发明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扩散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当然,受体文化有可能选择性地接纳供体社会的某些物品和想法而拒绝另一些商品或想法。接纳的决定取决于受体群体本身的文化。扩散的文化屏障包括政治限制、宗教禁忌和其他社会风俗等。法裔加拿大人虽然在地理上紧邻许多扩散中心,如多伦多、纽约和波士顿,但受这些中心的影响极其有限。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情结两方面,使法裔加拿大人有选择地接受英国人的影响。传统的群体,也许受严格宗教信念的控制——如纽约市哈西德派犹太社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他们所在地社会主流的文化特质与技术(见“原生态文化与流行文化”专栏和图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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