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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从美国引进的棒球是日本最流行的运动之一,每年吸引几百万观众。同样,一代人以前,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足球是外国的或外来的运动项目而对其缺乏兴趣。今天,大多数美国大学生曾经或仍旧热衷于参加这项运动,足球俱乐部联合会和对世界足球比赛的热切心态是美国运动场上经常看到的景象。(© Geoffrey Hiller / eStock Photography / Leo de W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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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的族群有时会同化到被征服的社会中。例如,13—14世纪,悠久丰富的中原文化就战胜了入侵的蒙古部族。宗主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也可能造成殖民者文化永久性改变,即使人口间很少直接接触也可能如此。这里可以引用吸烟行为在早期欧洲传播的例子(见第8章“有据可查的扩散”专栏),还可举出从美洲引进马铃薯、玉米和火鸡对旧大陆饮食和农业影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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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所讨论的现代人口迁徙与移民的影响,已造成遍及世界的空前的文化混合。传统的“熔炉”观——更正式地被称为集聚理论(amalgamation theory)——对外来移民融入像美国或加拿大等社会的看法是,接受移民的社会和新来的各色人等,最终,将融合到复合的主流文化中,把各成员的许多文化特质融为一体。实际上,新来的群体为了被人接受,必须学习他们所进入的文化的行为模式和反应,以及在工作单位和政府居支配地位的语言。对他们来说,文化互渗包括接受该社会的价值、态度、行为方式和民族语言,该社会本身也因吸收新来族群而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移民群体逐渐丧失了其独特的文化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接受了较大的主体社群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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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化互渗通常牵涉到少数群体接纳优势人口的行为模式,但是这种过程也可能是相互的。就是说,优势群体也可能至少吸收新来少数群体的某些模式和习惯,形成更加广泛、多样的复合文化。这就不是原来“熔炉”的概念,而是形成文化混合的“沙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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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融合过程完成后,就出现了文化的同化作用(assimilation)。但是同化作用并不一定意味着原有文化身份意识的减弱或丧失。事实上,竞争论提出以下观点:当文化上的少数派取得成功并进入主流社会的经济生活时,文化差异的意识可能得到提升,使迁入族群强化为“我行我素”的少数派,在主流社会内努力追求保卫其地位的目标和利益。好斗的少数派将“我行我素”发挥到极致,可能招致文化互渗过程想要确保的主流社会和文化融合过程的丧失——这正是西欧和英语美洲等移民目的地国家日益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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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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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文化的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子系统开始进行文化的讨论。我们知道这些子系统独特的组成——特定文化特质与文化情结特征的结合与相互作用——因创新、空间扩散、吸收和文化互渗而发生变化,同时也是这些变化的产物。然而,文化发展和改变的那些过程并未导致世界文化的均质化,即使自农业起源以来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接触和交流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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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上文可以看出,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中,大多数民族和社会都能广泛使用现代生活和经济所需的各种物品和技术。结果,逐渐形成了重要的文化共性。不过,我们全部经验和观察均表明,世界文化依然分而未合。作为地理学家,我们关心的是识别一种具有空间显示的文化特质,指出一种文化如何明显有别于其他文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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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不接受从种种琐事中得出肤浅而无意义的概括:例如人们早餐的食物或他们所用餐具的类型。这种反对意见是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理解类型和概括水平的反映。没有哪种最合适的方法能单独指明或认识一种文化、界定一个文化区。由于地理学家关心的是世界系统,所以我们感兴趣的是世界广阔区域和各种社会风格明显不同的那些文化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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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宗教、族群和性别符合我们的标准,是各种社会和各地区文化特质分异最显著的一些方面。语言和宗教是文化最基本的成分,帮助识别个人是谁和属于什么身份,把个人明确地归入具有相似特色的由人组成的社会中。用上文的术语表示,这些都是精神产物,是文化中意识形态子系统的组分,帮助我们塑造一个社会的信仰系统,并将其传承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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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ethnicity)是对一种文化的概括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特质。这基于一个群体的成员坚信他们在某些根本方面有别于其他群体,那些群体和他们有着不同的特质,可能包括语言、宗教、民族起源、独特的习俗或其他识别标志。像语言和宗教一样,族群具有空间识别性。在文化上复杂的社会和国家里,族群和语言与宗教一样,还可能是用作界定多样性与分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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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宗教和族群对社会所有成员(或所有成年人)一视同仁。然而文化结构中最显著的线索是社会结构(社会产物)和确定男性与女性在指定的义务和各自得到的回报方面差异的关系。“性别”是承认那些社会造成的差别的参考词汇。它调控着人们利用空间的方式,评估区域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可能性,使人确信女性的地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文化空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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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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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在变化发展的口语和书面语言使族群的协作、理解和用以区别各文化群体的共享行为模式成为可能。语言(language),可简明地定义为有组织的说话系统,人们通过语言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语言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语言使父母能够教育儿童,让他们知道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什么,他们必须如何行事才能成为社会上称职的成员。有些人主张一个社会的语言构成了其使用者洞察的工具。人们说,语言通过其所包含的词语及其构成的概念,决定了社会的态度、理解力和反应。因此,语言既是文化分异的原因,又是文化分异的标志(图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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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巴斯克人(Basque)的故乡群山环绕,虽然2000多年来被周围低地说拉丁语或罗马语的人包围,但巴斯克人保持了其语言的独特性。照片中是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友好道别的表示。(© Mark Antman / Imag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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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文化异质性问题就不难理解。地球上70多亿人使用6000—7000种不同语言。如果你知道非洲总共包含所有仍在使用的活语言的近1/3,那么就会对该大陆的政治和社会分野有较清楚的判断了。单是欧洲就有约230种语言和方言(图7.18)。语言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标记,当今世界上主要语言的分布(图7.19)所记录的不仅是我们语言上的祖先迁徙和征服的过程,也是近几个世纪人类迁徙、定居和殖民的连续动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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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 2005年世界活语言的分布。目前仍然在使用的6800种语言中,有33%在亚洲、30%在非洲、19%在太平洋地区、15%在美洲、3%在欧洲。语言学家估计地球上曾经使用过的语言大概有3.1万种至30万种。即使采用较低的估计数甚至更小的数目,“死语言”也远远多于“活语言”。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的森林里,每周都有一两种语言在消失。相反,由于各族人民与各种文化大量混合,过去400年内创造了100多种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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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stimates based on Ethnologue and other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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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重要性”看成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那么语言的相对重要性差异很大。世界一半以上居民的母语仅是数千种语言中的8种,至少有一半人常常使用或有能力使用其中的4种。表7.1罗列了那些使用人数在6000万以上的语言,该名单包括了世界将近90%的人口。而另一个极端是,很多种使用者人数为数百或多达数千的语言正在迅速消逝。的确,今天世界上语言多样性远少于过去,每年都有附庸方言(additional tongue)⑫ 在消失,被广为传播的英语和其他“大”语种取代。有关学者估计,现有口语中大约有一半濒临消失——即儿童不再学习这些语言,最年轻的使用者也步入中年——并将在下一世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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