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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世界语系。语系是具有共同的、但年代久远的先人独特语言的群组。图中通过划定专门使用一种语言或一个语系的地区，省略了重要的语言细节。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些区域使用方言，这些区域太小，不能按此比例表示在图上。图上也未能报道许多地区能流利使用不止一种语言的人口，或者在商务、教育或政府中必须用第二种语言作为媒介的情况，也没有给出说不同语言人数的重要信息，在这种比例尺的地图中甚至没有表示出印度或非洲说英语的人数多于澳大利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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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通过识别大多数印欧语系中相似的词语，演绎出这些语言起源于被称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共同祖先的口语，那是大约5000年前生活在欧洲东部的人所说的语言（虽然有些人断言土耳其中部更可能是起源地）。到公元前2500年，他们的社会显然分裂了，部分人离开故土，部分母体文化四散迁移。无论这些佼佼者定居在哪里，他们似乎都能在当地人口中占优势，并向当地推广他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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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语系内，还可区分出亚语系（subfamily）。罗曼语（包括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拉丁语的后代——和日耳曼语（如英语、德语和荷兰语等）就是印欧语系的亚语系和分支。亚语系中的各种语言虽然无法相互理解，但是在发音、语法结构和词汇上常具有相似性。例如，日耳曼语中的“女儿”在英语中作daughter、德语中作Tochter、瑞典语中作d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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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传播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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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传播作为一种地理事件，表现为随着时间的迁移讲某种语言的区域逐渐扩大或迁移到新的地方。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班图线”以南发现的300多种班图语就是原始班图语的变种，是由不断向外扩张的文化上的先进民族带来的，他们取代了原先存在的语言不同的群体（图7.20）。近年来，欧洲殖民者的语言同样取代了他们在美洲、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殖民地的土著语言。就是说，语言可能因其使用者占领新区域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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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 非洲班图语扩展，克瓦桑语退却。语言学证据表明，原始班图语起源于喀麦隆-尼日利亚边境，向东传播越过苏丹南部，然后向南到达中非。从那里缓慢向东、西扩散，在向南扩散时遇到轻微的阻力。早期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讲克瓦桑语的人无法抗衡使用先进金属工具的班图农学家。采用班图语的俾格米人退居密林中。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保留了他们独特的克瓦桑式“咔嗒”语言，但是被迫离开森林和草地，进入西南部的干草原和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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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拉丁语在西欧取代凯特尔语的原因，不是迫于人数的力量——罗马军团、行政官和殖民者从未代表人口的多数，而是在罗马帝国的影响和控制下，土著人口逐渐放弃了其原先的语言。对语言的接纳而不是驱逐，似乎是历史上大多遵循的规律，也是当代语言传播的情况。就是说，语言可能因获得新的使用者而得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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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传播的两种方式——原使用者扩散或获得新使用者——可能由于种族隔离和孤立，社会所说的原始母语已不复完整，产生一些单独的、相互不能理解的语言。一种语言内，在词义、读音、词汇和语法（syntax，词语安排在短语和句子中的方式）等方面，通常也会自然而然地出现类似变化。这些变化是逐步出现的，一般不易察觉，然而逐步积累起来就会造成巨大的语言变化，经历若干世纪的演变后，最终创造出全新的语言。17世纪莎士比亚的英语作品和詹姆斯国王钦定版的圣经（1611）今天听起来就很不自然。我们当中没有几个人能流利阅读乔叟（Chaucer）14世纪用中世纪英语写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原著，8世纪的古英语诗歌《贝奥武夫》（Beowulf）⑯ 也少有人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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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演变可能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每个时代稍微偏离其旧语言的说话风格和词汇，也可能是大规模的和急骤的改变——反映出征服、移民、新的贸易接触和其他文化孤立的中断。英语的形式要归功于不列颠群岛最初的定居者凯尔特人和随后入侵者的浪潮，包括讲拉丁语的罗马人和讲日耳曼语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丹麦人。11世纪讲法语的诺曼征服者把大约1万个新词加进正在发展的英语口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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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纪新土地和新大陆的发现与殖民，遇到和接纳了新的食物、植物、动物和器物，也接纳了原有土著美洲人、澳大利亚人、印第安人或非洲人所用的名称，英语也极大地和必然地丰富了。仅美洲的印第安语言就把200多个相对普通的日常用语带进英语中，其中80多个来自北美土著的语言，其余来自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语言。还把2000多个更专业的或地方化的词汇，如moose, raccoon, skunk, maize, squash, succotash, igloo, toboggan, hurricane, blizzard, hickory, pecan⑰ 等，和一大群其他名称直接加入英语中；还有一些间接取自南美洲土著词汇的西班牙语变体，如cigar, potato, chocolate, tomato, tobacco, hammock⑱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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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殖民者把英语带到西半球和澳大利亚，又由于贸易、占领和领土要求把英语带到非洲和亚洲，所以英语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在这种地域传播过程中，英语又因接触其他语言而更加丰富。由于英语逐步成为商业和科学研究普遍采用的语言，它又以通用词汇反哺其他语言。在大约400年内，英语已经从欧洲海外700万岛民的地方性语言发展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语言——成为大约4亿人的母语，大约有6亿人将其作为第二语言，有时还是国家的官方语言，还有数百万人能较熟练地把英语作为外语使用。大约有60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图7.21），远远超过当今其他主要的国际语言，如法语（32国）、阿拉伯语（25国）或西班牙语（21国）。21世纪初，78%以上的互联网网页使用英语（其次为日语，占2.5%）。历史上没有哪种语言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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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国际英语。英语在全世界的传播和被接受，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无可匹敌。英语和法语都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也是欧盟机构员工和各委员会有效的通用语言；全球科学论文大约有2/3用英语公开发表，使英语成为科学论述的首要语言。英语除了是国际航空运输管制所采用的语言外，还是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多地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确定为唯一或共同的官方语言的语种——其中有些国家面积过小无法在图中表达。英语也是其他拥有不同正式官方语言的多语种国家中用作行政管理的非官方有效语言。有些国家在公立学校近于普及或实行强制性英语教育，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图上无法全面表示英语在欧洲大陆渗透的情况，那里超过80%的中学生（在欧盟国家中是92%的中学生）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1/3以上的欧盟居民能用英语流利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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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语和变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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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像英语这样一种共同语言的人是某种言语社区的一员，但是这种成员身份并不一定意味着语言上的一致性。言语社区通常既包括由公认的言语社区标准语法、词汇和发音组成的标准语（standard language），还包括很多多少有点独特的方言（dialect），即总人口中不同地区、社会、职业等组成部分的普通百姓的日常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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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或非官方的标准语是政府、教育部门或社会认可的语言形式。例如，在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语是清真寺、教育机构和报纸使用的语言，在整个阿拉伯语世界被标准化。家庭、街道和市场里——以及其区域变体语里——使用的阿拉伯口语，其差异可能像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那样大。另一方面，美国、加拿大英语区、澳大利亚和英国，其标准英语形式上只有微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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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没有两个人能说得一模一样，除了最小和联系最密切的言语社区外，几乎所有言语社区都有可识别的、被称为方言的变体语言。讲话中所用的词汇、发音、节奏和语速都有可能清楚区分出说话者属于不同的话语族群。不同方言可能在同一地方共存。讲伦敦腔和有教养的英国人共享伦敦的一些街区；美国的每个校园里都能同时听到黑人英语（Ebonics）和标准美语。许多社会里，方言标志着社会阶层和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讲话最可能遵从他们标准语的规范。受教育较少或地位较低的人，或有意识地置身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族群更倾向于使用“土话”（vernacular）——非标准语或被社会团体采用的方言。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德国和瑞士德语区，地方方言受到保护并被珍视为地方身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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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更一般地从空间角度考虑方言。语音是一个地理变量。每个场所都可能有自己的语言，和相邻地方也许有微小的差异。这些在发音、词汇、词义和其他语言特征上的差异，有助于界定广义言语社区的语言地理学——研究地理方言或区域方言特征和空间模式的科学——的范畴。图7.22所显示的只是一条短语用法的变异。在美国，南部英语和新英格兰地区的语言是最容易根据其独特的口音来识别的区域方言。某些情况下，地理方言之间的变异如此之大，以至于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中一些人所说的话，别人听起来几乎就是外语。美国人要听懂澳大利亚英语或者英格兰利物浦人与苏格兰格拉斯哥人讲的话就比较费劲（见“世界英语”专栏）。第13章的区域研究“作为一种语言的嘎勒语”讨论了一个有趣的美国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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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像本图一样的地图用以记录社会阶层之间在词汇使用、口音和发音方面的空间变化。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不仅是最初的聚落格局，还是近年来大规模人口迁移——例如从乡村移向城市地区和从南到北。尽管全国性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影响可能会助长“通用”或“标准”美国口音和用法，但是地区性或种族语言的差异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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