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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8 日本东京明治神社门前的鸟居。（© Kevin R. Morris / Bohemian Nomad Picturemakers / Corbis Images,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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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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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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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文化多样性而不涉及族群是不完整的。这个词基于词根“种族”（ethnos），意思是“人民”或“民族”，一般用以指某民族的世系，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共同的独特特征。不能用单一的特质描述一个族群。要识别族群可能要靠语言、宗教、民族起源、独特风俗，或者不恰当地说，要靠一个定义不当的“种族”概念（见“种族问题”专栏）。无论是哪种统一的纽带，族群都会通过集体保持其语言、宗教、节日、烹饪、传统，以及族群内部的工作关系、友情和婚姻，从而竭力保护他们特有的共同祖先和文化遗产。那些保存下来的联系得到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觉得自己的民族更优越——的滋养并维系着这种民族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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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7-7 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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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可以从许多基本方面进行细分：性别、民族、经济发展阶段等。进行细分的一种常用形式基于可识别的生理特征，即种族（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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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通常被理解为一个人口团体，其成员具有某些共同的生物学遗传特征，使他们的身体有别于其他人群。人类在向全球散布、占据各种环境的同时，身体上也发生种种变化，包括肤色、毛发质地、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面部特征、血液成分，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和软组织有关的其他特性。各民族之间还存在某些细微的骨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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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类学家根据这些差异建立了把人类区别为不同种族群体的基础，尽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任何种族群体之间遗传学上最大的差别远小于任何一个人种内部的差别。至少两个世纪前一个武断分类的创建、修改和提炼过程，确认了高加索人种（白人）、尼格罗人种（黑人）、蒙古人种、美洲印第安人种、澳大利亚土著人种和其他人种。一般认为人种分异——主要基于外观——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10万年至大约1.1万年以前）人口群的迁徙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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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种的分类因学者而异，但是这些分类大多是根据公认的人口在地理上的变化划分的。因此，蒙古人种与东北亚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种就是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的土著人，美洲印第安人种是在美洲起源发展的，等等。如果全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能够自由婚配并产生有繁殖力的后代，又怎能形成这种种族区域分异？尽管历经千百年的混居和迁徙，但为什么具有不同身体特质的人似乎仍聚集在世界上一些特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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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两种力量。第一，通过进化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或适应性（adaptation），使人们能够适应像气候之类特殊环境条件的特征能够遗传下去。有些研究提出了一种似乎合理的关系，例如太阳辐射与皮肤颜色之间的关系和温度与体格大小的关系。比如在热带气候下，身材矮小可能较为有利，因为这意味着使汗水蒸发的身体表面积较大。而在寒冷的北极地区，因纽特人和其他土著族群头颅和身体近于球形以增加身体体积并减少蒸发表面积。第二种力量是基因漂移（genetic drift），即某一族群偶然出现并经内部繁殖而得到强化的可遗传特性（例如脸部扁平）。如果两个群体在空间上分隔很远、难以交流（隔离），一个群体就可能发展某种特性而另一群体则没有这种特性。与自然选择不同，基因漂移以一种非适应性的方式区分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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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和基因漂移促进了种族分化。与之相反的是通过异血缘婚配（又称混血）形成的基因流（gene flow），起着相邻群体均质化的作用。从遗传学角度讲，从来就没有观察到“纯粹”的人种，因为人们可以在其地方群体以外自由繁殖。异血缘婚配的机会一直是人口扩散与混血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人们流动性与迁徙机会的增加，这种机会也一直在增加。尽管我们可能有一种将人类按“人种”归类的强烈愿望，但我们还是不能用生物学证明其合理性，而人类学家已在很大程度上摈弃了把人种作为一种科学概念的想法，遗传学家也拒绝接受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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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人种应用于在文化上获得的任何人类特性也毫无意义。人种不等于族群或民族，与宗教或语言差异也毫不相干。例如，并不存在“爱尔兰人种”或“西班牙人种”。这种归类法是以文化而不是以基因为基础的。文化概括了人群的生活方式，而人群成员采用这种生活方式与其个人的遗传基因或人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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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通常是指其居少数的状态，而该国或该地区内有另一个占优势的文化群体。我们不把住在韩国的朝鲜族人当作少数族群，因为他们的文化是本国占优势的文化。但是，住在日本的朝鲜族人组成了他国之内一个可识别的独立的族群。因此，族群是地区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证据，也提醒人们文化区内的全部居民极少显示出文化特征上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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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上的种族隔离是族群身份特点强烈而持久的特性，有助于各族群保持其特色。在世界舞台上，本土族群是在特定地点上长期发展而成的，在他们自己心目中和他人眼里，都是有其特定乡土范围的独特人群。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边界内都有许多少数种族或族群（图7.39）。如同第9章指出的那样，随着经济发展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对特定领土区域的要求也增加了。在领土分界不清楚而民族身份截然不同且相互仇视的地方，一个政治单元内可能爆发悲剧性冲突。近代历史上，卢旺达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惨烈的战争，就是种族不和和分离主义持续不断的生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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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9 （a）南斯拉夫的族群。南斯拉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由巴尔干半岛诸国和地区合并而成的，包括原来的王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当非塞尔维亚人的族群于1991年投票赞成区域独立和民族分裂时，1945年成立的中央独裁政府开始解体。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穆斯林信徒之间的宗教分歧加剧了由民族和对故土竞相争夺而导致的冲突。（b）阿富汗居住着阿富汗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等族群，讲普什图语、达里语、乌兹别克语和其他几种少数族群语言，并造成居多数的逊尼派和居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信徒之间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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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流动的世界中，民族问题越来越不是原住民的问题，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异族文化中外来者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和由战争、饥荒或政治迫害导致的难民日益增加。向一国移民通常有两种选择。他们可能希望通过放弃过去的许多文化特质、丧失他们与众不同的特性，融入占优势的主流文化中而被同化，或者可能试图保留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通常首先定居在其族群其他成员居住的地方，以此作为庇护所与学习之地（图7.40）。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可能离开其栖身的社区，迁往寻常百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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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0 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联合大街的招牌明确表明这里存在一个独特的、由来已久的朝鲜族人-华人混居社区。遍布美国和西欧许多城市的唐人街、小意大利和其他族群“飞地”，在外国文化泛区里为新来者提供必要的空间庇护所和支持系统。（© Lee Snider / Corbis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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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美洲城市里的唐人街、小哈瓦那和小意大利，都为新移民在外国文化区里提供必要的支持。日本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巴西形成的一些农业侨居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这种族群“飞地”可以提供一个“停靠站”，使新来的个人和团体在那里经历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适应，直到他们能有效地进入这个新的主流社会。当然，有些移民有时并不想被同化或不可能被同化，因此他们及其后代就或多或少地形成了该社会中的永久性亚文化群。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就属于此类。第9章还要更全面地讨论国家民族意义上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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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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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性别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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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gender）是指社会造成的——不是生物学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区别。由于各种社会中性别的关系和角色分配有所不同，女性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上的空间变量，因此性别差异成为地理学感兴趣和进行研究的课题。性别差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社会男性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和报酬分配差别很大。在很多根本方面，这种分配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制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相同技术进步水平下，不同文化中男性和女性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和产品分配的份额——以及女性的地位——十分相似。的确，有人说现代非洲和亚洲自给农业族群和18世纪美国边远地区的性别关系，比美国拓荒时代的乡村社会和同期后工业化社会的性别关系更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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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技术意义上的进步会反映在所有发展中社会男人和女人地位的提高和报酬的增加上。但是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模式却并非如此简单和直接。对性别关系和女性威望而言，一种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固然重要，但宗教和风俗习惯也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至少在技术变革和发展的早期阶段，女性的地位和报酬似乎普遍失多于得。近年来，只有在最发达的国家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性别差异才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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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采文化奉行全面的平等主义，亲属群体中两种性别都受尊重、都参与生产且地位平等（图7.10）。农业社会中性别关系更加复杂多变（见第10章“妇女与绿色革命”专栏）。农业革命——技术子系统中的重大变革——改变了原先与性别有关的职责结构。在锄耕农业阶段——超越猎采文化后的最初发展阶段，而且现今仍存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女性负责大部分实实在在的田间劳作，同时保留传统的育儿、做饭之类的职责，她们的经济作用与地位和男性持平。另一方面，犁耕农业阶段一般降低了女性的地位和平等的水平。女性只能用锄头，而男性能犁地，因此女性的田间劳作量大幅度减少了。这就是今天拉丁美洲的情况，而且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益明显的情况，这些地方女性在集市上的作用显然比在田地里的作用更为重要（图7.41）。随着女性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下降，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被削弱了，而且独立于男性家庭成员的财产权利即使还有，也非常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