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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种的分类因学者而异，但是这些分类大多是根据公认的人口在地理上的变化划分的。因此，蒙古人种与东北亚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种就是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的土著人，美洲印第安人种是在美洲起源发展的，等等。如果全人类都属于同一个物种，能够自由婚配并产生有繁殖力的后代，又怎能形成这种种族区域分异？尽管历经千百年的混居和迁徙，但为什么具有不同身体特质的人似乎仍聚集在世界上一些特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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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两种力量。第一，通过进化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或适应性（adaptation），使人们能够适应像气候之类特殊环境条件的特征能够遗传下去。有些研究提出了一种似乎合理的关系，例如太阳辐射与皮肤颜色之间的关系和温度与体格大小的关系。比如在热带气候下，身材矮小可能较为有利，因为这意味着使汗水蒸发的身体表面积较大。而在寒冷的北极地区，因纽特人和其他土著族群头颅和身体近于球形以增加身体体积并减少蒸发表面积。第二种力量是基因漂移（genetic drift），即某一族群偶然出现并经内部繁殖而得到强化的可遗传特性（例如脸部扁平）。如果两个群体在空间上分隔很远、难以交流（隔离），一个群体就可能发展某种特性而另一群体则没有这种特性。与自然选择不同，基因漂移以一种非适应性的方式区分不同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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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和基因漂移促进了种族分化。与之相反的是通过异血缘婚配（又称混血）形成的基因流（gene flow），起着相邻群体均质化的作用。从遗传学角度讲，从来就没有观察到“纯粹”的人种，因为人们可以在其地方群体以外自由繁殖。异血缘婚配的机会一直是人口扩散与混血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随着人们流动性与迁徙机会的增加，这种机会也一直在增加。尽管我们可能有一种将人类按“人种”归类的强烈愿望，但我们还是不能用生物学证明其合理性，而人类学家已在很大程度上摈弃了把人种作为一种科学概念的想法，遗传学家也拒绝接受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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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人种应用于在文化上获得的任何人类特性也毫无意义。人种不等于族群或民族，与宗教或语言差异也毫不相干。例如，并不存在“爱尔兰人种”或“西班牙人种”。这种归类法是以文化而不是以基因为基础的。文化概括了人群的生活方式，而人群成员采用这种生活方式与其个人的遗传基因或人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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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通常是指其居少数的状态，而该国或该地区内有另一个占优势的文化群体。我们不把住在韩国的朝鲜族人当作少数族群，因为他们的文化是本国占优势的文化。但是，住在日本的朝鲜族人组成了他国之内一个可识别的独立的族群。因此，族群是地区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证据，也提醒人们文化区内的全部居民极少显示出文化特征上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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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上的种族隔离是族群身份特点强烈而持久的特性，有助于各族群保持其特色。在世界舞台上，本土族群是在特定地点上长期发展而成的，在他们自己心目中和他人眼里，都是有其特定乡土范围的独特人群。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边界内都有许多少数种族或族群（图7.39）。如同第9章指出的那样，随着经济发展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对特定领土区域的要求也增加了。在领土分界不清楚而民族身份截然不同且相互仇视的地方，一个政治单元内可能爆发悲剧性冲突。近代历史上，卢旺达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惨烈的战争，就是种族不和和分离主义持续不断的生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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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9 （a）南斯拉夫的族群。南斯拉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由巴尔干半岛诸国和地区合并而成的，包括原来的王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当非塞尔维亚人的族群于1991年投票赞成区域独立和民族分裂时，1945年成立的中央独裁政府开始解体。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穆斯林信徒之间的宗教分歧加剧了由民族和对故土竞相争夺而导致的冲突。（b）阿富汗居住着阿富汗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等族群，讲普什图语、达里语、乌兹别克语和其他几种少数族群语言，并造成居多数的逊尼派和居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信徒之间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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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流动的世界中，民族问题越来越不是原住民的问题，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异族文化中外来者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和由战争、饥荒或政治迫害导致的难民日益增加。向一国移民通常有两种选择。他们可能希望通过放弃过去的许多文化特质、丧失他们与众不同的特性，融入占优势的主流文化中而被同化，或者可能试图保留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通常首先定居在其族群其他成员居住的地方，以此作为庇护所与学习之地（图7.40）。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可能离开其栖身的社区，迁往寻常百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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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0 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联合大街的招牌明确表明这里存在一个独特的、由来已久的朝鲜族人-华人混居社区。遍布美国和西欧许多城市的唐人街、小意大利和其他族群“飞地”，在外国文化泛区里为新来者提供必要的空间庇护所和支持系统。（© Lee Snider / Corbis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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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美洲城市里的唐人街、小哈瓦那和小意大利，都为新移民在外国文化区里提供必要的支持。日本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巴西形成的一些农业侨居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这种族群“飞地”可以提供一个“停靠站”，使新来的个人和团体在那里经历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适应，直到他们能有效地进入这个新的主流社会。当然，有些移民有时并不想被同化或不可能被同化，因此他们及其后代就或多或少地形成了该社会中的永久性亚文化群。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就属于此类。第9章还要更全面地讨论国家民族意义上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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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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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性别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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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gender）是指社会造成的——不是生物学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区别。由于各种社会中性别的关系和角色分配有所不同，女性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上的空间变量，因此性别差异成为地理学感兴趣和进行研究的课题。性别差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社会男性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和报酬分配差别很大。在很多根本方面，这种分配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制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相同技术进步水平下，不同文化中男性和女性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和产品分配的份额——以及女性的地位——十分相似。的确，有人说现代非洲和亚洲自给农业族群和18世纪美国边远地区的性别关系，比美国拓荒时代的乡村社会和同期后工业化社会的性别关系更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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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技术意义上的进步会反映在所有发展中社会男人和女人地位的提高和报酬的增加上。但是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模式却并非如此简单和直接。对性别关系和女性威望而言，一种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固然重要，但宗教和风俗习惯也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至少在技术变革和发展的早期阶段，女性的地位和报酬似乎普遍失多于得。近年来，只有在最发达的国家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性别差异才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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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采文化奉行全面的平等主义，亲属群体中两种性别都受尊重、都参与生产且地位平等（图7.10）。农业社会中性别关系更加复杂多变（见第10章“妇女与绿色革命”专栏）。农业革命——技术子系统中的重大变革——改变了原先与性别有关的职责结构。在锄耕农业阶段——超越猎采文化后的最初发展阶段，而且现今仍存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女性负责大部分实实在在的田间劳作，同时保留传统的育儿、做饭之类的职责，她们的经济作用与地位和男性持平。另一方面，犁耕农业阶段一般降低了女性的地位和平等的水平。女性只能用锄头，而男性能犁地，因此女性的田间劳作量大幅度减少了。这就是今天拉丁美洲的情况，而且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日益明显的情况，这些地方女性在集市上的作用显然比在田地里的作用更为重要（图7.41）。随着女性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下降，她们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被削弱了，而且独立于男性家庭成员的财产权利即使还有，也非常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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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1 几乎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女性都在每周一次的集市中占主导地位。她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家菜园或家庭农场的农产品，或提供她们用劳动增值生产的加工品：从自己田地里种植的菜籽榨出的油或者——例如在尼日尔——从花生中榨取的食用油，煮熟、晾干的或腌制的食物，较粗糙的陶器、篮子或装饰过的葫芦。照片中的市场是在西非国家加纳。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一半以上、北非和亚洲其余地区1/3以上经济上活跃的女性属个体经营，主要工作在非正式部门。发达国家中只有约14%活跃的女性属于个体经营。（© Liba Taylor / Corbis Images,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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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考虑到女性所有付酬和不付酬的劳动，她们每天工作的时间比男人长。据联合国估计，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把不付酬的田间劳动、家务劳动和付酬劳动一起考虑，女性的工时超过男人的30%，而且可能包括至少同样艰苦的——或更艰苦的——体力劳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女性每年要把80多吨燃料、水和农产品搬运1千米的距离，而男人所搬运的要少得多”，而各地的女性做同类工作得到的报酬均少于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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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发达”）社会直接脱胎于农业社会，无论女性承担着多么繁重和必要的家务劳动，人们都不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看作是经济上活跃人口的重要组成因素。例如，19世纪的美国，随着城市与工业的成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人数日益增加，作为对市场和工厂层面竞争压力的反映，形成了一种“真正女人气质的崇拜”。这种观念认为女性在道德品行上优于男人，女性的角色是私密的而不是公开的。女性的职责是养儿育女、去教堂，尤其重要的是维持一个庄重、体面和有教养的家庭，为男性养家人提供一处安全私密的容身地。这种维多利亚式的理念在美国和西欧大部分地区助长了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对劳动女性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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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20世纪后期，而且只有在很发达的国家，女性从属的角色才得到改变。女性在经济上日益变得活跃并前所未有地置身于与男子直接竞争同样的职位和报酬的地位。当代工业化社会中的女权主义运动，是针对从前仅将经济和法律上特权地位归于男子的藩篱的直接反应。虽然2003年美国女性占就业劳动力总数的47%以上，而且人们日益接受同工同酬的标准，但是女性在高薪酬、高威望职位上的比例要低得多。消除法律、社会和经济上残余的性别歧视一直是北美“女权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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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场革命在极端保守而传统的经济与社会中的成功希望甚微或者可能性不大（见“铲除不平等”专栏）。当今世界与性别相联系的制度与经济上的角色分配不仅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且受到文化对女性施加的宗教上和风俗习惯上的限制，以及经济——尤其是农业——基础性质的影响。第一个支配因素反映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中，第二和第三个支配因素则见证了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内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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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经济全球化对女性加入有酬劳动力大军或对经济上的性别差异具有多重影响。就世界范围看，全球化贸易更大的开放性似乎增加了女性有酬就业的份额，并且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女工，其中大多从事需要技能的劳动。但是女性劳动力就业增加并不一定能减少性别歧视。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在日益扩大的非正式转包合同和血汗工厂薪酬微薄、劳动条件很差的计件工作——通常是三班倒、不稳定的制衣业和制鞋业——工人中所占比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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