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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每个国家都曾在某个时刻经受过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些行动形形色色，诸如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晚期美国和欧洲无政府主义对政治领袖的暗杀，1970年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Quebec, FLQ）对加拿大政府官员的绑架，以及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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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袭击者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目的会在世界舞台上造成混乱。2001年，路透社告诫其记者停止使用恐怖主义一词，因为“一个人眼中的恐怖主义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战士”。恐怖主义的定义有赖于界定动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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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能难以区别恐怖主义的类型，但是要防止恐怖主义更加困难。一般来说，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有4种共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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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或排解恐怖主义的原因。在有些情况下，政治上的变革能够减少恐怖主义威胁。例如，1988年北爱尔兰《耶稣受难日协定》（Good Friday Agreement）导致恐怖主义行动的减少；西班牙政府准予巴斯克人在某些地区的自治帮助平息了ETA的行动，并减少了巴斯克人对此类行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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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对亚国家团伙监督的国际合作。阿拉伯海湾国家受到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恐怖主义犯罪的刺激，于1998年同意交换有关恐怖主义团伙的情报，分享有关预防恐怖主义行动的情报，并在研究恐怖主义犯罪方面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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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国家安全措施。2001年9月11日以后，美国政府组织了国土安全部，把航空交通筛查置于联邦政府控制之下，并加强削弱对外国恐怖主义组织财政的支持。欧盟一致同意冻结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的任何团伙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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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单边或多边的军事手段对抗恐怖主义者或资助恐怖主义的政府。“9·11事件”以后，美国领导几个盟国攻击了窝藏本·拉登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的阿富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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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恐怖主义的每种回应都耗资巨大，政治上困难重重，和（或）对平民的生活与自由可能有害。各国政府必须决定采取哪一种或同时采取几种回应以尽可能得到最有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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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宗教组织（organized religion）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离心力。它可能和国家争夺人民的忠诚。国内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宗教信仰——如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可能动摇社会秩序。一种占优势的信仰，其内部对立的宗派主义观点也可能激起国内冲突。近年来人民看到好战团体试图推翻官方的政策和世俗主义宪法制定的政策，或者取代他们认为推行其宗教法规不力的政府。宗教激进主义导致1979年伊朗国王被推翻；最近，好战分子成为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动乱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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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既可以是一种有力的向心力，也可以是一种潜在的极具破坏性的离心力。我们在上文识别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4种类型：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部分民族国家和无国家民族（图9.4）。民族国家的概念是指这些国家以某个民族为核心组成，国家与民族相一致。由此迈出一小步就能得出这样的假设：每个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或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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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含多个民族与未同化少数民族的国家里，存在着种族或民族矛盾，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以及语言与宗教的多样性，这样的国家里离心力尤其强烈，容易受到来自边界以内的民族主义的挑战：一国人口不是由一种共享的民族意识结合起来，可能因分别效忠于几个地方族群而导致分裂，这样的国家就饱受亚民族主义（subnationalism）之害。就是说，许多人首先效忠于人口较少的传统族群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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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包含一个或多个重要少数民族的国家，如果少数族群具有清晰的地域认同感，并认为他们的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一个族群在自己的国家或领土内自我管理的权利——未得到满足，国家就容易受到来自境内的挑战。其最强烈的形式是地方主义（regionalism），即少数族群表现出对一个地区而不是对国家的强烈自我意识和认同感，这可能表现为政治上对更大程度自治的渴望，甚至要求从国家分裂出去。当前这种情况流行于世界上许多地区，并在许多国家、甚至是早已建立的国家内形成了动荡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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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加拿大最大的省——法语区魁北克省就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分裂主义运动。1995年10月，在就是否从加拿大分裂出去成为主权国家的公民投票中，分裂主义者以极微弱的差数（49%赞成，51%反对）失败。强烈的集体认同感与特殊性，以及保护自己语言与文化的愿望，激励着魁北克的民族主义。此外，分裂主义者认为，魁北克省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生活水准，如果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会管理得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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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5个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遏制那些拒绝现存主权国家绝对控制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的成员要求成为单独民族实体的核心（图9.22）。有些分裂主义者可以满足于通常以“自治”（self-government）或“地方自治”（home-rule）形式出现的区域自治（regional autonomy），另一些则寻求他们区域的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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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2 （a）西欧寻求自治的地区。尽管历史悠久的国家试图在文化上同化这些历史上著名的民族，但是每个民族都有一个政治运动，最近曾寻求或目前正在寻求承认其单独身份的一定程度的自治。例如，科西嘉岛的分裂主义者就要求科西嘉岛从法国分离出去，加泰罗尼亚的分裂主义者要求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独立。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政党，1999年号称从英国“分离而不独立”，最后因建立了自己的议会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区域自治而部分地得到和解。（b）示威者在游行中手持巨幅巴斯克旗帜要求巴斯克地区独立，西班牙以不对称联邦制为样板给予巴斯克地区有限的独立。（© AP / Wide World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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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这些分裂主义运动，从政治上或文化上把不同的民族容纳在自己的国境之内，几个欧洲国家政府朝着承认地域性或政治控制权力下放（devolution，地方分权）的方向发展。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就属于此类国家，他们认识到需要有能反映地方上所关心问题的行政结构，并对已核准的下一级政治单位准予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只要这些单位不完全独立，就给予适度的自治。例如，1999年，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选民选举了两个新成立的立法机构——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国民议会——的代表。这些立法机构对地方政府、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交通和环境之类的内部事务拥有权力。英国国会则保持其对广泛的全国性政策的权力：国防、外交政策、经济，以及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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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权威的挑战，影响着西欧以外的许多国家。许多国家都有差异性极大的族群，他们更易被敌意而不是亲和力所激励，有着强烈的离心倾向。与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境况相似的，是印度的锡克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菲律宾的摩洛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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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和苏联各共和国已经见证了许多源自地方的民族主义感情的例子。既然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力量不再受镇压，旧有的敌对状态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冷战结束唤起了对和平年代的渴望。但是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孕育了许多小战争。无数大大小小的民族都坚持他们的身份，并认识到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是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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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15个共和国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并未保证满足各共和国内部所有分裂主义运动的要求（图9.6）。多个新独立的国家还受到破坏性力量对其领土完整与生存的强有力挑战。苏联最大和最强势的残存者俄罗斯联邦本身，就拥有89种成分，包括21个“民族共和国”和许多其他类型的民族地区。其中许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非俄罗斯人占多数，他们在联邦内寻求更大程度的自治。有些民族共和国确实希望得到完全的独立。其中之一，以穆斯林占优势的车臣共和国，1994年要求自决权，并试图脱离联邦，结果引发了血腥的战争，并在1996年和1999年逐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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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联的衰落并最终解体，它丧失了对其东欧共产主义卫星国的控制。民族主义的丧失与复活导致区域政治地图戏剧性的重新排布。1990年东德与西德重新统一，3年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意将他们的国家一分为二，以民族为基础分为两个国家：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更为极端的是1991—1992年南斯拉夫分裂的5个新共和国中，除了斯洛文尼亚外，其他国家边界与各民族所占据的领土并不相符，这是一种使该地区陷入战争的形势，因为各民族都要为重新划定他们国家的边界而战斗。将一个多民族地区变为只有一个民族地区的一种策略是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即对力量较弱的民族实施屠杀或强迫其搬迁。这种情况出现在克罗地亚、波黑和塞尔维亚南部的科索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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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就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权威的挑战做些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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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分裂主义运动共同的两个前提是领土和民族。首先，该族群必须聚集在其要求成为祖国的核心区内。该族群寻求重新获得对地区土地和权力的控制，他们认为该地区是被现统治集团不公正地占有的。其次，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特征为该族群的分离、身份与文化的一致性提供基础。这些特征可能是语言、宗教或一些独特的风俗，这些方面发扬了他们对族群的认同感，同时又助长了他们的排他性。一般地说，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已经持续了几个世代，而且在强大的同化压力下仍然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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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分裂主义运动的另一些共同特征是边远的区位和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有麻烦的地区一般趋于边远，常常是被乡村包围的孤立地区，其远离中央政府的区位造成了被疏远、被排除在外和被忽视的感觉。其次，主流文化族群常被看作剥削阶级，他们压制当地的语言、控制行政事务的使用权、攫取超过其应有份额的财富与权力。贫穷地区抱怨，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他们的收入低而失业率高，“外人”控制着关键性资源与工业。相对富裕地区的分裂主义者认为，他们本应可以开发自己的资源，没有中央政府强加的约束，经济状况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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