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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际同盟都承认利益的一致性。经济与军事同盟都有明确的共同目标，并且对这些目标有明确的描述，联合行动要与实现那些目标相一致。对历史上的利益更为普遍的共同关切或要求可能是政治联盟的主要基础。此类联盟一般较为松散，无需其成员对联盟放弃很多权力。这样的例子有英国的许多前殖民地和自治领组成的英联邦，以及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二者都既提供经济利益也提供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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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建立后又夭折的政治联盟，因为各国在政策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又不想让本国利益屈从于联盟使之取得成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非联邦、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联邦和西印度群岛联邦均属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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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此类政治联盟业已失败，但是一些世界问题观察家推测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从现存的一个或几个国际联盟中会出现一些“超大国”。例如，欧盟取得成功后，会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由一个单一的政府管辖的“欧罗巴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谁也不知道，但是只要某一国被认为是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如同它现在那样）并作为主权所依托的载体，则彻底统一的可能性就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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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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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地方性与地区性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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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复杂的文化差异一般出现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国家内部，这也是政治地理学传统上对国家感兴趣的一个主要理由。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对国家的强调不应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正是在地方层面上我们才感到自身和政府之间最密切、最直接的接触，以及政府对我们事务管理的影响。例如，在美国，个人经常要服从地方学校董事会、市政当局、县、州，也许还有许多特殊目的区⑦ 的决议与规章——这些都是附加于联邦政府及其各行政部门颁布的法律与规章之外的。此外，地方政治实体还决定儿童到何处上学、个人建造房屋的最小宅基地面积，以及你能在何处合法停车等。美国相邻的州可能有截然不同的个人与企业税率，对武器、酒与烟草销售的不同管理规定，不同的公共设施管理制度，以及对这些公共管理服务的不同开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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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政府实体均属空间系统。由于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运作，还由于它们做出行为—管理的决定，所以各级政府就成为政治地理学家感兴趣的主题。本章结语部分，我们将在地方与区域层面上分析政治组织的两个问题，主要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因为我们大都熟悉这两国的地方政治地理。不过要记住，北美的城市政府结构、较小的民事部门，以及特殊目的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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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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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表象法：区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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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8.5万多个地方政府单位，其中自治市、镇和县略多于一半。其余为学区、水务区、机场管理局、卫生区和其他特殊目的区。每个这样的区域周围都已划出界线。虽然地区的数目逐年变化不大，但是每年都重新划分许多界线。由于区域人口有增有减，因人口变化进行这样的重新区划或重新分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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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10年，美国会进行人口普查，最新的数据被用以在50州重新分配众议院的435个席位。宪法要求重新划分选举区以反映人口变化，其目的是确保每个立法者能大体上代表相应比例数目的选民。自1964年以来，加拿大各省、各地区委托独立的选区分界委员会为联邦办公室重划选区界线。虽然美国有几个州由独立的、非党派理事会或委员会划分选区边界，不过大多数州还是依靠州立法机构执行此项任务。全美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被用以重划每个州内部的立法区域边界，以及市议会和县委员会之类地方办公机构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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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区边界如何划定的分析是选举地理学（electoral geography）的一个方面，选举地理学还研究选举结果产生的空间格局及其与选民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关系。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可以假定选区应容纳大体上相等数目的选民，假定选区应该相当紧凑，假定选出代表的比例应该与被某政党成员所投的选票份额相符合。由于界线划分的方法可以使一群人的权力最大化、最小化或被取消，因而问题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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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改划（gerrymandering）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即通过改划立法区的界线以达到有利于某个政党而不利于另一政党，分裂选举集团，或其他非民主的目的（图9.30）。暗箱改划⑧ 是划出迂回曲折的界线，把掌权集团强有力的或薄弱的地区包括进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选区改划。另一种策略是过量选票法（excess vote），把反对党的支持者集中在少数几个选区，使反对党可以在这几个区轻易获胜，但在其他选区几乎得不到议席。相反的策略是浪费选票（wasted vote），即把反对党支持者的选票分散到许多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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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0 最初的选区改划。“选区改划”一词源自1811年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所形成一个选区的形状。那时有个画家在地图上加了几个动物图像，使该地区看似一个“蜥蜴脚尾”（salamander），并迅即称其为“选区改划”（gerrymandering）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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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X和O代表选民数相等但有不同政策偏好的两个团体。虽然X和O数目相等，但是选区划分的方法会影响选举结果。在图9.31（a）中，X集中在一个选区，因而很可能只能从4个议员中选出1人；图9.31（b）中X的实力达到最大化，他们可能控制4个选区中的3个；图9.31（c）中选民均匀分布，X有可能从4个议员中选2个；最后，图9.31（d）表明，两个政党怎样才能就选区划分达成一致，为任职者提供“无损于双方的议席”，这样的分区就很少出现偶然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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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1 供选择的区划策略。X和O可用以分别代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城市和农村选民、黑人和白人，或者任何其他不同的两个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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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1描述的是一个假想区域，形状紧凑、人口分布均匀，而且只有两个团体竞选代表。事实上，美国的城市选区形状常常很怪异，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城市范围、历史上的聚落格局、现行人口分布、交通线路，还有过去的选区改划。而且，任何一个大的地区都有许多团体争夺权力。每个选举利益团体都设法通过其划界的“公正”版本。少数派争取与他们人数成比例的代表权，这样他们就能选出关心与反映其需求的议员（见“选举权与种族”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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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改划不会自动成功。首先，看似不公平的区划安排可能被诉诸法院。此外，政党成员以外的许多因素影响着投票决定。有些关键事件可能突破党派界限，丑闻可能使得票数出人意料地减少（或因个人魅力而增加），如果没有引人注目的事件，候选人筹措资金的数量或从事竞选运动工作的人数也可能决定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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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公共政策 选举权与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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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1990年人口普查后，为了使少数派在国会的代表更接近各州少数族群选龄人口的比例，美国建立了形状不规则的选区。大多数此类选区的设计是为了容纳居多数的黑人选民，不过反对者所称的为种族改划选区的极端例子，在少数案例中是用以帮助居多数的西班牙裔少数族群的。这一切都表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的要平衡选举权与种族的目的，并都力图遵照1965年的联邦《选举权法》，该项法令规定少数民族应拥有“不少于其他选民的机会……选举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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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一些新建立的选区边界非常弯曲，最高法院应反对派的上诉，裁决这些选区至少部分地违反宪法。州立法机构保持公正与遵从《选举权法》中所包含的国会训令的目的，被指出不符合选区人口大体相等、选区形状较紧凑，以及避免任何等级选民被剥夺选举权之类的其他标准。这些矛盾准确地反映了建立选区时什么是必要的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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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北卡罗来纳州，虽然1990年该州24%的人口是黑人，但过去的区划中黑人选民分属几个选区，结果20世纪内黑人没有选出一位国会代表。1991年，司法部命令北卡罗来纳州重做区划，使至少有两个选区黑人占优势。基于黑人人口分布的方式，选区中要使黑人居多数的唯一方法是把几个城镇和乡村地区连成一个蜿蜒弯曲的长条形地带。这两个新建选区黑人只占微弱优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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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一些州的重新区划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黑人在众议院的成员从1990年的26席增加到1992年的39席，和黑人占总人口的12%相比，他们在众议院里占9%。由于许多州提出对重新区划的诉讼，一年之内，那些选举人增加的趋势势就受到了威胁。原告的主要论点是，选区不规则的形状是按种族改划选区的产物，结果反而是对白种人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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