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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绿色革命和它更大的农作物商品化，普遍需要每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专门留给女性的任务更多，比如除草、收割和收割后的工作。如果女性不能从其他日常家务中解放出来，那么绿色革命对她们来说可能就是额外的负担而不是福祉。但如果新的农业体系里引入了机械化，女性就更容易成为输家。通常，收割、剥壳、研磨谷物等往往是女性的工作——传统上这些都是手工完成，但现在机器取代了女性，而不是给女性提供工作岗位。甚至施化肥（“男人的活儿”）代替施牛粪（“女人的活儿”），也降低了女性在农业开发计划中的地位。失去这些传统的、能为女性带来收入的工作岗位，意味着原本已经很贫困的女性和她们的家庭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改善一日三餐，即便绿色革命的进步已经使食品的供应显著增加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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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性想要从绿色革命中受益，就需要新的文化准则，或者在传统家庭、性别和惯常的法律体系下进行可接受的文化调整。必须允许女性拥有土地和认识到现在她们还没有明确享有的其他法律权利，允许她们以优惠利率获得银行贷款，使政府援助项目中她们和男性一样有平等的资格。承认这样的现实促使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出台了“FAO妇女参与发展行动计划（1996—2001年）”和“性别与发展行动计划（2002—2007年）”。这两项计划的目的都是激励和帮助那些为提高女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的贡献者和受益者地位而做出的努力。这两项计划的目标是在生产性资源的控制方面促进性别公正；加强女性在各个层面——地方的和国家的——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为女性提供银行贷款机会，使她们能够成为小规模制造业、贸易或服务企业的创业者和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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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获得贷款的问题，一位孟加拉经济学家1976年创办的乡村银行（Grameen Bank）⑥ 是一个范例。秉承“获得信用贷款是基本人权”的理念，这家银行给“微型企业”发放“小额贷款”——平均每笔160美元，借款人大多数是女性。乡村银行的理念已经从起源地孟加拉国传播到亚洲其他地方，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全世界小额贷款的数据变化很大，由于联合国大会确定2005年为“世界小额贷款年”，在这种政策鼓励下，2005年联合国估计已经发放的贷款总量在7000万到2亿之间，甚至更多，贷给世界上最贫困人口中的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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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过去在很多地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现在它的功效正在下降。以亚洲为例，近来谷物产量的增长速度只有20世纪70年代的2/3，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认为绿色革命技术“几乎穷尽”了亚洲水稻进一步提高的生产力。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好地，甚至水源也不足以扩大种植，工业化农业技术负面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招致越来越多人的抵制。生物技术——很多人为之欢呼的，前景喜人的绿色革命新方法——看上去也不能弥补亏缺。消费者抵制对农作物基因的改良（genetic modification，GM），害怕其带来负面的生态后果，欧盟市场一直拒绝部分转基因食品，以及开发公司强行推出新生物技术的高成本和受到的限制，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抑制了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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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工程化农作物的生产仍在迅速推广。1996年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实用的第一年，大约有1.7万平方千米土地采用生物技术种植。到2005年，据报道有9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种植了转基因作物，比2004年增长了11%。那一年全世界大约1/3（30%）的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实际上，21世纪的最初几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转基因作物面积增长的百分比是工业化国家的两倍。从全世界来看，主要的转基因作物是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包括南非食用的白玉米）、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菜籽油。近来所采用的所有基因作物改良方法中，抗除草剂（Roundup Ready⑦ 转基因大豆）和抗虫害（转Bt基因抗虫玉米和棉花）都是最重要的，也是对有关农作物提高产量和降低成本做出最大贡献的。农作物基因改良的反对者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被引进的工程化农作物具有营养物质较高或其他品性的特征，能够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营养不良的问题。相反，改变基因做法的受益者都是农民而不是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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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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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人或哪个地区能够与世隔绝，仍旧保留着纯粹的自给经济。几乎所有的人和地区都与贸易和交换的现代社会有过往来，因而他们调整了他们传统的经济形式。对自给农业经济制度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使世界变得复杂，这也告诉人们发达国家先进经济体制的某些多样性和活动的联系。在先进经济体制中，农民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而生产，而主要是为了农场以外的市场生产。他们是相互联系的交换经济的一部分，在这种经济体中，农业只是一个复杂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结构包括采矿、制造、加工，第三产业的服务活动，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在这种经济体中，农业活动可能反映了生产对表现为价格的市场需求做出的反应，并与更大的社会消费需求联系在一起，而不仅是与农民自己的直接需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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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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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发达经济中，农业的特征是专业化——企业（农场）专业化，区域专业化、甚至国家专业化；对场外销售，而不是自给性生产，以及通过市场相联系的生产者和顾客之间的相互依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农民大概会根据市场价格和对生产成本的估计，生产那些可能会带来最大回报的农作物。人们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供给、需求和市场价格机制控制着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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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生产成本、最终收成，以及未来的市场价格都是每个农场主必须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专业化的农场主和公司买家就在研究将不确定性最小化的策略。加工者要求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交货的及时性。番茄、甜玉米等蔬菜罐头制造商要求罐头工厂按照工作进度批量交付同样大小、颜色和成分的原材料。农民要求有保障的市场和有保证的价格，以减少他们的专业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自己的投资获得稳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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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办法是订单生产或纵向联合生产（加工和销售都在一个企业内进行协调），把签约的农场主和经销商、加工企业绑在一起。特定存活期和一定重量的肉鸡、喂养到一定重量后宰杀的牛、蛋白质含量最少的小麦、按配方性状要求生产的爆花玉米、挑剔的快餐连锁店要求的特定品种和质量的马铃薯，以及诸如此类的产品规格，变成了农场主和采购者—加工者之间生产合同的一部分。在美国，通过订单生产或纵向联合形式生产的农产品总量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19%上升到世纪之交的逾1/3。例如，2002年有70%的肉猪是通过某种形式的订单销售出去的，而1980年这个比例只有5%。“农业综合企业”（agribusiness）一词就是指以农田为中心的旧式农业经济与生产和市场体系更紧密的一体化结合新模式的逐渐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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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没有因订单而与供应商和经销商绑定在一起的家庭农场主，从前的假设——供给、需求和市场价格机制能有效控制农业生产——也不完全有效了。实际上，那些理论上的控制措施往往与很多非市场的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而后者在影响农场主的选择和空间生产模式方面，可能与市场力量具有同样的决定性意义。比如，如果市场上小麦供应过剩，其每吨的价格就会下降，播种面积就相应减少。如果政府出于经济或政治方面的考虑强制进行面积控制，则不管供给状况如何，种植面积都会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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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通过补贴、价格支持和市场保护等措施让某些农作物或商品的市场控制失灵。例如，欧盟农场主的政治影响力赢得了可观的农产品补贴，到1992年欧盟积压了大量无法售出的黄油、葡萄酒和谷物，为此其进行了削减过剩库存的改革，这甚至加大了农场的总开支。在日本，国内大米市场受到保护，市场支持日本的稻农，即便他们生产水稻的效率很低且售价高于国际市场标准。在美国，农场价格补贴、面积控制、金融支持等各项计划和政府的其他农业干预措施层出不穷，这也同样起到了使市场失灵的效果（图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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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 2.54万吨的玉米户外存储。在商品农业社会，供求并不总是平衡的。年成好（拜大自然所赐），或者因为政府计划的干预改变了生产决策，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任何市场都无法消化的商品剩余。（© Bill Gillette / Stock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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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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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区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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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在这些政府干预措施成为常规之前，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就观察到了自然属性明显均一的土地被用于不同农业用途的现象。他指出，围绕每个重要的城市市场中心，都会发展出一系列由不同农产品组成的同心圆（图10.12［a］）。最靠近市场的圆环专门生产那些容易腐烂变质、运输价格高又需求量大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在城市市场中可以卖出很高的价钱，因此利用城市近郊高价的土地生产这些产品是合算的。距离城市更远些的农场土地环被用来生产不那么容易变质且相对运输成本低、需求小、市场价格低的商品。普通农作物和谷物种植取代了内环的商品蔬菜种植业。在可获利的农业生产的外圈边缘，距离单一中心市场最远的地方，采用种植牧草之类的粗放土地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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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 （a）杜能环。认识到随着土地与市场距离的增加，土地价值降低，杜能建立了一个描述性的土地利用强度模型，这个模型在实践应用中被证明是相当合理的。靠近市场的土地种植最为集约的作物，种植强度不那么高的商品位于更远的地方。图上标有数字的区域代表着杜能在大约190年前提出的理论化的土地利用序列的现代版本。随着位于中心的大都市区规模的增大，农业专门化的区域向外迁移，但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仍保留着。（b）交通梯度和农业区。在模型中，易腐败变质的商品，如水果和蔬菜，单位距离运输费率较高；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费率比较低。生产农产品的地租随着与中心市场距离的增加而下降，下降的速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交通梯度。那些市场价格最高，同时运输成本也最高的农作物会被种植在距离市场最近的地方。不容易腐败变质且产量较低、运费也较低的农作物，就会被种植在较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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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杜能提出了一种形式上的空间模型，这可能是第一个分析人类活动空间模式的模型。他的结论是，地块利用方式是表面上完全一样的土地的不同“地租”价值的函数。他认为，地租的不同反映了为克服农场与中心集镇的距离影响所花费的成本。（他说：“每种农作物的一部分都被轮子吃掉了。”）距离越远，农民的生产成本越高，因为运输费用要加到其他花费上。当一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加上运费刚好等于其市场价值时，农民就处于种植的低利润点。因为在这个模型中，从中心向各个方向的运输费用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被称为“杜能环”（von Thünen rings）的土地利用同心圆状模式（图1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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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引入运输差价、地形变化、土壤肥力变化等概念，或者改变商品的需求和市场价格来改造杜能模型（von Thünen model）。无论有没有这些修正，杜能模型都能帮助解释为何土地与大城市距离的增加会造成景观中明显的农作物空间分布模式和农场规模的变化，特别是在那些农业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地区。靠近市场的农田价值高，用来集约种植价值高的农作物，而且被细分成较小的单元。远离市场的土地被粗放利用，地块单元也比较大（图1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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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在工业和后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决定城市附近农业土地利用的基本因素与城市本身的扩张有关，此时杜能模型就不那么管用了。相反，城市边缘增长具有不规则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或多个城市的扩张吞噬农村的土地，以及因土地细分的预期而不再将土地用于农业，都可能导致局部地方产生与杜能集约土地环相反的现象。如果城市化力量占主导，那么农业模式中土地利用集约程度通常随着土地与城市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而不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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