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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初级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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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04年，国际贸易额增长了10倍，占全部经济活动的20%，尽管2003年国际经济的萧条暂时拖了这种增长的后腿。初级商品——农产品、矿产和燃料——占以美元计算的国际物流总价值的1/4。总的说来，在20世纪上半叶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对这些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分配形成了人们容易理解的商品流模式：从位于欠发达国家原材料生产者那里，流动到位于更发达国家的加工企业、制造企业和消费者那里（图10.19）。相反的流动过程，将工业化国家加工好的制造业产品带回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双向贸易可能会使发达国家受惠，因为这种贸易向它们提供了国内所没有的源源不断的工业原材料和食品供给，而给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投入，以及进口那些他们自己无法生产的制造业产品、食品或商品——如汽油——所需要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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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9 菲律宾宿务岛的港口正在装载准备出口的糖。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矿产和农产品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出口所得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商品的市场需求和价格的波动都会严重影响出口国的经济。（© UN / DPI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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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新兴经济体的世界贸易流和出口模式发生了巨变。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物流中，原材料急剧下降，制造业产品相应上升。1990年，非制造（未经加工的）产品占这些国家出口的60%，到了2003年，这个份额下降了一半，反过来，制造产品占到了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出口商品的近65%。但是，即便总的原材料份额出口处于下降状态，未经加工的商品贸易仍然对世界上很多更为贫穷的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起到决定作用。逐渐地，它们所依靠的传统贸易流条款被批评为不平等和损害大宗商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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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是变化不定的：在产品短缺或国际经济增长的时候会飞速上涨，而当世界经济放缓的时候则会快速下降。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商品价格走低，大大损害了靠原材料出口的国家的经济。例如，1975—2000年，农业原材料价格下降了30%，金属和矿石的价格差不多下降了40%。这种价格下降削减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所得。但是，同样是这些新兴经济体，它们中很多都从2004年年初开始的世界燃料、金属和其他矿产，以及基本食品和饲料商品价格水平的突然上涨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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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现在世界原材料的价格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原材料出口国长期以来一直表达着他们的愤慨，他们感到富裕国家和公司为确保低成本的供给一直操纵着商品价格。尽管尚未证明他们串通在一起共谋限定价格，但是其他压价行为确实存在。例如，技术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业现有大量的材料可以并且已经作为替代品，替代发展中国家出产的矿石或金属。玻璃纤维代替了铜线应用在远程通讯中；合成橡胶代替了天然橡胶；玻璃和碳素纤维，为制造杆、管和仪表板以及其他产品提供原材料，并表现出比它们所替代的金属更好的性能和更大的强度；还有大量不断扩大的塑料品种，作为商品的原材料，具有天然材料无法企及的用途。也就是说，即便在世界工业经济扩张过程中，对传统原材料的需求及其价格也会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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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价格很低，而购买制造业产品付给发达国家的价格却很高。为了将加工和制造的利润留给自己，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未经加工的商品的出口采取限制性措施。例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喀麦隆限制原木的出口，以利于国内原木加工业的增长和木材的出口。一些发展中国家还鼓励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目的是减少进口，使出口产品多样化。但是，这些出口产品往往会遇到工业化国家对本国市场关税和配额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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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严重依赖商品销售的发展中地区发现，从1970年到21世纪初期，他们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显著下降：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的份额从3.8%下降到1%，拉丁美洲从5.6%下降到3.3%，而最不发达的国家整体上从0.8%下降到0.4%。这些相对下降是容易理解的，这是由于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其他快速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大规模的扩张，也由于制造业产品和初级产品在新建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内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额的扩大。例如，发达国家通过相互贸易获得了价值3/4的农产品进口额和70%的工业原材料，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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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正是由于看到了贸易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发展中国家提议创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它的核心成员——“77国集团”，到2005年扩大到131个发展中国家⑪ ——一直强烈要求建立世界新经济秩序，其基础的一部分就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和价值，对它们生产的制造业产品提供进口优惠制度，以及重新构建国际合作体系，加大贸易促进力度和对穷国特殊需求的重视。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第9章进行了详细讨论），其部分初衷就是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公平。但是，批评者认为这无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对它的不满主要是它在让工业国家显著（或彻底）减少对自己农业和矿产工业的贸易保护方面的作为一直是失败的。举例来说，世界银行已经计算过，富裕国家的农业贸易壁垒和补贴至少使发展中国家每年的收入减少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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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在卡塔尔的多哈召开会议，开始进行开放世界农业市场（主要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考虑）以及开放世界工业产品和服务贸易市场（主要是高度发达国家的利益）的谈判。“多哈回合”的谈判，最初确定的截止时间是2004年12月，但一直持续了4年的时间，各国还没有达成一致。虽然149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于2005年12月的世界贸易组织香港会议上确实一致同意在2013年年底前消除对农产品的贸易补贴，但这个协议还是因其无济于事和不完整而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反过来，富裕国家坚决要求穷国在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服务贸易方面做出明显的妥协。在更为自由的世界贸易流动中得到更公平的目标——特别要考虑到穷国经济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在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取得更大的公平的目标上，仍然需要去争取，以满足各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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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第二产业活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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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末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和工厂制被引入以来，制造业和重工业都被看作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标志。制造业不论被引入到哪里，都是经济和社会全方位变革的催化剂，被看作是现代化及强烈要求脱离传统自给经济的过程。工厂制和标准化生产、低成本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刺激了交通设施的创造发明和改进，也推动了人口的城市化，使从事农业艰苦劳动的农民解脱出来。工资和货币经济变成了行为准则。批发和零售贸易增长、劳动力的专业化得到加强、经济上中产阶级的崛起、摆脱严格阶级划分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是随着制造业的引入和扩张带来的变革中近乎普遍的特征——最早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现在则席卷全世界。新工业经济所到之处，或繁荣或衰退，其程度全看它所奉行的那些新的区位和空间行为控制手段对新的经济结构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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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初级产业在区位上与它们所采集或开发的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经济活动的第二阶段和其后各阶段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了。对于这些后续的经济活动而言，企业的区位更多的是与文化和经济状况而不是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这些企业是可移动的，而不是固守一处，它们会对不断出现的区位要求和控制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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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控制来自对人类一般的空间行为和特定经济行为的观察，我们已在前面的讨论中探究了其中的一些假设。例如，我们注意到，空间相互作用的强度随着点与点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我们把这叫作距离衰减。回顾杜能的农业土地利用模型，它是基于对交通成本和土地价值之间的关系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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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化的假设帮助我们理解公认的指导人类经济行为的一系列共同的控制和激励机制。例如，我们假定人们都具有经济理性，也就是说，如果把信息交给他们处理，他们能够洞悉什么最合算、最有利，从而做出区位、生产或购买决策。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或销售者的立场出发，进一步假设：其中每一位都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系列生产和市场营销成本及政治、竞争和其他限制因素都要考虑进去，但终极目标是清晰的，那就是追求利润。最后，在商品经济中，大家已经公认，对经济决策最好的调整措施就是通过市场机制以及市场价格确定供求平衡（图10.20）。尽管这些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被认为对人类实际行为和经济决策的解释过于刻板和不现实，但是这些假设仍能说明现在工业空间分布模式的大多数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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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0 供给、需求和市场均衡。市场的调控机制可以用绘图的方式形象化。（a）供给曲线告诉我们，随着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会有更多的商品出售。与价格的无限上升趋势相抗衡的市场现实是，价格越高，需求就越低，因为潜在的消费者会发现更合算的商品或产品。（b）需求曲线显示，如果价格下降，市场就会扩大，对于消费者来说，商品就更实惠和更有吸引力。（c）市场均衡的标志是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叉点，它决定着商品的价格、总需求和买卖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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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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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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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市场原则起控制作用的时候，企业家就会通过把制造业活动放在投入总成本最低（并产生高收入）的地点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评价一个区位相对于另一个区位的优势，工业家必须评估最重要的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他们把总成本划分为不同类别，看每一种成本如何随区位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产业中，交通费用、工资、动力费用、工厂建设或运营开支、货币利率或原材料价格都可能是重要的可变成本。工业家必须考虑其中的每一种因素，经过排除过程，最后选择一个成本最低的地方。如果生产者确定，该地能够以足够低的成本得到一个足够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区位就应该是有利可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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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投入的成本、生产技术和市场营销活动的组合都在变化，所以许多原来有利可图的区位不再有优势。人口迁移、技术进步、产品需求的变化都对工业家和工业区位产生极大影响。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城镇弃置的工厂，乃至在面对不断变化的本国经济和外国工业成本优势和竞争的形势下，美国本身的“限制工业化”⑫ ，都在证明着所谓的“最佳”区位的变幻无常。同样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地区的扩散也印证了对制造成本和区位优势变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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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区位决策中，对可变成本的关注作为决定因素，产生了大量理论性文献。这些文献中很多都是基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分布模型和经济评价理论，并扩展了德国区域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提出的最低成本理论（least-cost theory），有时也称韦伯分析（Weberian analysis）。韦伯用三项基本开支最小化的方法解释一家制造企业的最佳区位：相对交通成本、劳动力成本和集聚成本。集聚（agglomeration）是指为了共同的利益，生产活动和人聚集在一起。这种集聚通过共用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够产生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但由于竞争这些局限于一处的资源而导致的更高的租金和工资水平，集聚也可能造成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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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结论是：交通成本是决定区位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即最优区位就是将原材料运输到工厂并把最终产品运到市场的交通成本最低的地方（图10.21）。但是，他也指出，如果劳动力和集聚成本发生了足够大的变化，那么仅靠交通成本来决定的区位在实际中可能就不是最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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