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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劳动力、管理才能、客户基础以及基础设施一词所包含的一切事物，集中起来，都倾向于将更多的产业从其他区位吸引到集聚区。按照韦伯的观点，即经济联系扭曲或改变了那些原本只是建立在交通和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区位决策，而且集聚一旦形成，还会不断扩大（图10.24）。通过乘数效应，集聚区所增加的每个新公司都将会带来基础设施和相互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如我们将要在第11章中看到的那样，乘数效应也意味着（城市）总人口的增加，从而扩大备用劳动力资源以及作为集聚经济一部分的地方化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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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4 在小尺度上，规划的工业园区给承租人提供了与大城市集中区提供给产业的大体类似的外部集聚经济。工业园区提供了一小片土地，根据总体规划给那些（常常是）原本各不相关的公司开发使用。因为园区的开发商——无论是私人公司还是公共机构——提供了基础设施，如街道、供水、污水处理、动力、交通设施等，还可能有私人警察和消防队，所以园区的租户就能够节省自筹这些服务的额外成本。在有些情况下，还有厂房供出租，进一步减少了公司开发费用。与为制造商服务的工业园区相对应的有办公园区、科研园区和科学园区等为给“高科技”公司及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服务的企业设立的园区。（© Cameraman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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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生产和柔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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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经济及集聚趋势也受到更新的制造业政策的鼓励，这种政策同时被老的、已经建成的工业和更新的后福特主义的工厂执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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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福特制工业要求在现场储存大量的原材料，以及在生产实际需要之前就预订和交付的各种储备。这种做法可以做到通过减少订货次数并减少运输费用来节约成本，并给送货延误及买方检查所收到的货物和元件留出时间。对生产周期很长的标准化产品来说，随时保证供应是靠高库存和高仓储成本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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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即时（just-in-time，JIT）制造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原材料及时到达、产品及时售出的做法减少库存。与花费不菲的资金去积累和储存供应物不同，即时生产需要经常有小批量的订货，精确按时到货并直接卸载到工厂的车间。这种频繁购买即刻就需要的商品的“精打细算的制造业”要求供应商快速送货，鼓励他们设置在与买方邻近的位置。近来的制造业创新也因此而加强和增大了空间集聚趋势，这一点在较老的工业区中很明显，并且不再强调陈旧的单一工厂区位理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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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生产体现了从大规模生产的福特制向更为柔性的生产体制转变的过程。柔性体制设计的目的是允许生产者迅速和容易地在不同水平的产品之间完成转换，而且，重要的是，能够根据市场需要的指示，从一个生产过程或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这种柔性能够成为可能，靠的是能够简单易行地进行重新编程的电脑化机器工具的新技术，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这些技术允许根据现在的市场需求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系统的监控下小批量、即时地生产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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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从外部供应商那里获得重要的元件和服务，而不是靠自己内部生产。例如，标准组件装配，一个复杂的最终产品的很多子系统在进入工厂时已经都装配好了，节省了工厂的空间，降低了对工人的要求。柔性生产鼓励与元件供应商的接近，给工业集聚倾向增加了另一个维度。根据某些人的观察，“柔性生产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的柔性生产战略以及公司间相互依存的状况。据称，这些区域通常与福特制的工业化所建立起来的集中区在空间和社会方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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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外部采购和境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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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原理和外部采购及境外业务的实践在有关工业区位和专门化的决策中有着日益重要的国际意义。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都反映了专业化的成本优势，每一个都依赖于自由贸易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告诉我们，地区和国家可以通过专业化和贸易，最大限度地改进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如果每个地区和国家都能集中精力生产那些他们与其他区域相比具有最大相对优势、或者具有最小相对劣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他所有商品，那么这些好处就会体现出来。这个原理对于理解地区专业化来说是最基本的，只要区域之间在两种或更多的商品之中存在不同的相对优势，而且彼此之间存在自由贸易，它就一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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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的推理方法是19世纪被经济学家认识到的，当时的专业化和交换涉及谷物、煤炭或制造业产品的运输，在不同地区它们的相对生产成本很明显。今天，当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可能反映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更低成本的时候，一些批评者就不甚赞成该原理的应用。他们认为制造业活动可能会从更高成本的市场—国家区位重新定位到更低成本的外国生产地点，将工作机会和收入从消费国带走，明显损害该国的经济繁荣。但是，其他观察家认为美国制造商这种自愿的外部采购（outsourcing）——在海外生产产品的零部件用于国内销售——对国内经济的后果与那些外国公司由成功竞争策略导致的结果毫无差别，与工业区位决策惠及国家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其他部分的结果也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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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采购也开始意味着将生产和服务部门的工作转包出去，常常是转包给本公司以外的、非工会的国内公司。据估计2004年美国公司外部采购了价值4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与世纪初相比增长了50%；在纯粹的美国背景下进行的外部采购每年的增长速度是15%—20%。2004年外部采购总价值中约有一半与制造业有关，其中1/3的份额涉及外国而不是本国的供货商。在制造业中，外部采购已经成为即时获得预先组装好的部件，然后立即装配成最终产品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比较优势和外部采购被单个公司采用后，经典区位理论所采用的制造业严格的空间集中逐渐被侵蚀，柔性生产系统就很明显地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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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墨西哥北部边界，可以找到通过外部采购实现更多样化工业分散的一个有特色的实例。在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颁布法律，允许外国（特别是美国）公司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20千米范围内建立免税的再出口产品装配“姐妹”工厂，叫作“边境加工厂”（maquiladora）。到2003年，该地区已经建立了超过3000家这样的装配和制造工厂，生产各种商品，包括电子产品、纺织品、家具、皮革制品、玩具和汽车零件。这些工厂直接或间接地雇佣了100多万墨西哥工人（图10.25）和大量美国公民，由于乘数效应，美国这边的边境加工供应商，各种不同服务指向的商务活动雇员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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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5 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商为了寻求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开始沿着墨西哥的边界建立元件制造和组装厂。美国法律允许最终产品或半成品免税进入国内，这些来自雷诺萨的匡威（Converse）运动鞋工厂的货物就是这样。外部采购已经使美国的电子产品、小电器、汽车零部件和成衣产业中的一大部分转移到了海外子公司或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承包商那里。（© Sharon Stew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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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世界视角来看，外部采购通常是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品，它们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和资金转让中获益，使用新的设备和技术来提高当地的生产力水平，而这些地方原来曾经被能赚钱的国产货和富裕国家出口的货物所统治。例如，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电气和电子产品与原来产自西方公司的同类产品竞争并在市场上取代了它们。这种替代，被很多新兴国家在生产国际贸易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时复制，已经导致了全球新的工业区和专业化分布模式的形成。它们还令人惊奇地改变了发展中世界在全球总产出中的份额，用购买力平价法测定（图7.7 ［b］），从20世纪中期的20%上升到2005年的50%多一点。这种提高至少部分地反映出，它们的出口中制造业的份额从1990年的不到1/2上升到2004年的近2/3的事实。对一些观察者来说，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比较优势对世界经济的有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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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业务（offshoring）是指雇佣外国员工，或者通常是与海外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接管并运营某项特殊业务的过程或操作，比如呼叫中心或会计、广告宣传，以及制造业中类似的非生产性“内勤”工作。境外业务已日益成为一项标准的成本控制战略，反映出近年来通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互联网使用的便捷和外国劳动力储备技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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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从经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实现对比较优势的开发和对外部采购和境外业务的利用，通过引入新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NIDL）改变着世界的经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国际劳动分工一直是指“工业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殖民地”或“不发达”国家出口原材料。现在角色已经发生改变。制造业不再是欧洲和北美经济或就业结构的支柱，世界工业生产的格局正在转变，反映出那些原来被当作自给性小农社会的国家支配能力的提高。这些国家现在正在成为国际市场上各种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的来源地。认识到这种转变，根据现在制造业过程中进一步分工的趋势，新国际劳动分工划分出更细的步骤（类似于专业服务的阶段划分）。这种细分提供了更多的外部采购和境外业务机会，建立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土地和资本成本以及技术水平差异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可以有效开发利用各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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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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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理论指出，在纯粹的竞争性经济中，原材料、运输、劳动力和建厂成本应该在区位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很明显，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中都不存在这样理想化的条件。其他的限制——一些代表成本因素，其他的代表着政治或社会的强制性要求——也有影响，很可能决定性地影响着区位决策过程。土地利用和区划控制、环境质量标准、政府的区域发展激励措施、地方的减免税条款或开发合同授权、对准政府公司的非经济压力，以及其他因素，都会构成纯粹理论背景和考虑因素之外对工业的吸引或排斥因素（见“竞争与贿赂”专栏）。如果这些非经济力量居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分类的假设不再流行，那些使人联想到现在或以前的计划经济所施行的区位控制措施就起决定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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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公共政策 竞争与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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