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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生活（插图第11版） [:170540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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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外部采购和境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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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原理和外部采购及境外业务的实践在有关工业区位和专门化的决策中有着日益重要的国际意义。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都反映了专业化的成本优势，每一个都依赖于自由贸易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告诉我们，地区和国家可以通过专业化和贸易，最大限度地改进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如果每个地区和国家都能集中精力生产那些他们与其他区域相比具有最大相对优势、或者具有最小相对劣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他所有商品，那么这些好处就会体现出来。这个原理对于理解地区专业化来说是最基本的，只要区域之间在两种或更多的商品之中存在不同的相对优势，而且彼此之间存在自由贸易，它就一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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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的推理方法是19世纪被经济学家认识到的，当时的专业化和交换涉及谷物、煤炭或制造业产品的运输，在不同地区它们的相对生产成本很明显。今天，当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可能反映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更低成本的时候，一些批评者就不甚赞成该原理的应用。他们认为制造业活动可能会从更高成本的市场—国家区位重新定位到更低成本的外国生产地点，将工作机会和收入从消费国带走，明显损害该国的经济繁荣。但是，其他观察家认为美国制造商这种自愿的外部采购（outsourcing）——在海外生产产品的零部件用于国内销售——对国内经济的后果与那些外国公司由成功竞争策略导致的结果毫无差别，与工业区位决策惠及国家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其他部分的结果也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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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采购也开始意味着将生产和服务部门的工作转包出去，常常是转包给本公司以外的、非工会的国内公司。据估计2004年美国公司外部采购了价值4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与世纪初相比增长了50%；在纯粹的美国背景下进行的外部采购每年的增长速度是15%—20%。2004年外部采购总价值中约有一半与制造业有关，其中1/3的份额涉及外国而不是本国的供货商。在制造业中，外部采购已经成为即时获得预先组装好的部件，然后立即装配成最终产品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比较优势和外部采购被单个公司采用后，经典区位理论所采用的制造业严格的空间集中逐渐被侵蚀，柔性生产系统就很明显地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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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墨西哥北部边界，可以找到通过外部采购实现更多样化工业分散的一个有特色的实例。在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颁布法律，允许外国（特别是美国）公司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20千米范围内建立免税的再出口产品装配“姐妹”工厂，叫作“边境加工厂”（maquiladora）。到2003年，该地区已经建立了超过3000家这样的装配和制造工厂，生产各种商品，包括电子产品、纺织品、家具、皮革制品、玩具和汽车零件。这些工厂直接或间接地雇佣了100多万墨西哥工人（图10.25）和大量美国公民，由于乘数效应，美国这边的边境加工供应商，各种不同服务指向的商务活动雇员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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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5 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商为了寻求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开始沿着墨西哥的边界建立元件制造和组装厂。美国法律允许最终产品或半成品免税进入国内，这些来自雷诺萨的匡威（Converse）运动鞋工厂的货物就是这样。外部采购已经使美国的电子产品、小电器、汽车零部件和成衣产业中的一大部分转移到了海外子公司或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承包商那里。（© Sharon Stew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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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世界视角来看，外部采购通常是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商品，它们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和资金转让中获益，使用新的设备和技术来提高当地的生产力水平，而这些地方原来曾经被能赚钱的国产货和富裕国家出口的货物所统治。例如，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电气和电子产品与原来产自西方公司的同类产品竞争并在市场上取代了它们。这种替代，被很多新兴国家在生产国际贸易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时复制，已经导致了全球新的工业区和专业化分布模式的形成。它们还令人惊奇地改变了发展中世界在全球总产出中的份额，用购买力平价法测定（图7.7 ［b］），从20世纪中期的20%上升到2005年的50%多一点。这种提高至少部分地反映出，它们的出口中制造业的份额从1990年的不到1/2上升到2004年的近2/3的事实。对一些观察者来说，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比较优势对世界经济的有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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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业务（offshoring）是指雇佣外国员工，或者通常是与海外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接管并运营某项特殊业务的过程或操作，比如呼叫中心或会计、广告宣传，以及制造业中类似的非生产性“内勤”工作。境外业务已日益成为一项标准的成本控制战略，反映出近年来通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互联网使用的便捷和外国劳动力储备技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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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从经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实现对比较优势的开发和对外部采购和境外业务的利用，通过引入新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NIDL）改变着世界的经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国际劳动分工一直是指“工业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殖民地”或“不发达”国家出口原材料。现在角色已经发生改变。制造业不再是欧洲和北美经济或就业结构的支柱，世界工业生产的格局正在转变，反映出那些原来被当作自给性小农社会的国家支配能力的提高。这些国家现在正在成为国际市场上各种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的来源地。认识到这种转变，根据现在制造业过程中进一步分工的趋势，新国际劳动分工划分出更细的步骤（类似于专业服务的阶段划分）。这种细分提供了更多的外部采购和境外业务机会，建立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土地和资本成本以及技术水平差异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可以有效开发利用各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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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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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理论指出，在纯粹的竞争性经济中，原材料、运输、劳动力和建厂成本应该在区位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很明显，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中都不存在这样理想化的条件。其他的限制——一些代表成本因素，其他的代表着政治或社会的强制性要求——也有影响，很可能决定性地影响着区位决策过程。土地利用和区划控制、环境质量标准、政府的区域发展激励措施、地方的减免税条款或开发合同授权、对准政府公司的非经济压力，以及其他因素，都会构成纯粹理论背景和考虑因素之外对工业的吸引或排斥因素（见“竞争与贿赂”专栏）。如果这些非经济力量居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分类的假设不再流行，那些使人联想到现在或以前的计划经济所施行的区位控制措施就起决定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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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公共政策 竞争与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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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肯塔基州花了1.4亿美元——每个职位大约4.7 万美元——吸引丰田公司把一家汽车装配厂设置在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城。这还算便宜。1993年，亚拉巴马州为每个职位花费了16.9万美元，吸引梅塞德斯-奔驰公司来到该州；2001年密西西比州同意给尼桑公司投资和减税4亿美元；2002年佐治亚州在和南卡罗来纳州竞争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新建工厂的过程中，许诺给该公司3.2亿美元并获得成功。早些时候，肯塔基州为每个职位给出了35万美元的退税额度，要把一家加拿大钢铁厂迁到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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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火热的职位竞拍并不仅局限在制造业领域。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家计算出他所在的州为了西北航空公司的两个新维修厂创造的1500个以上的永久性职位，每个要花费50万美元。伊利诺伊州为了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雇员留在该州，给出了2.4亿美元（平均每份工作4.4万美元），纽约市奖励1.84亿美元给纽约商品交易所，给了摩根斯坦利公司、基德尔·皮博迪等金融公司每家3000万美元，目的是吸引它们留在该市。为了吸引新的雇主和就业机会，州与州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出价中有些变得太残酷了。肯塔基州退出了对联合航空公司一家维修厂的竞争，让印第安纳波利斯胜出，因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出价总和超过了4.5亿美元。2003年，随着航空业的下滑，联合航空从已经建设完成的经营设施中撤出，留给该市和该州的是3.2亿美元的公债借款，以及几间空空的机库和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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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公司的刺激物不仅是现金和贷款——尽管它们都包括在某些报价中。对制造业来说，激励措施包括对工人的培训、财产税减免、土地和建筑物成本补贴或直接赠送，以及低于市场价格的债券融资等。类似的优惠往往出现在州、县和城市政府对批发商、零售商、重要白领和其他服务业活动雇主的政策中。据估计，每年市或州政府通过税收减免、补贴、专项拨款等方式给留下来或吸引来的公司的优惠，损失高达300亿—4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当然，目标不仅是为了获得所吸引的公司代表的新工作机会，而是要从这些工作机会——及它们所在的公司——创造的普遍意义上的经济激励和就业增长中获益。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可能会被吸引到新装配厂所在的区位，城市人口增长，各种服务产业——医疗、百货商店、饭店、食品店——因为吸引新的基本就业的投资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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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那些投资是明智的。明尼苏达州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多数人反对州政府慷慨大方地出价给西北航空公司。20世纪80年代末，印第安那州的州长，肯塔基州的一位州长候选人，及密歇根州弗拉特罗克市（Flat Rock）市长，均被挑战者击败，原因就是挑战者攻击他们各自在吸引斯巴鲁-五十铃、丰田、马自达公司建厂的过程中花钱太多。已经建立的公司也常因感到自己的利益好像受忽视、自己所缴纳的税款都被用到了新来者身上而不满。“城市经济开发理事会”看到竞价战不断升级，积极游说反对这种激励措施，很多学术界人士指出，工业吸引措施是一项零和博弈（zero sum game）：除非吸引来的新公司是一家外国公司，否则无论一个州在吸引正在扩张的美国公司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收获，都是另一个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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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质疑吸引措施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尽管，很明显，寻找新位置的公司肯定会四处比较，寻求尽可能最低的价格和最好的买卖，但他们对位置的选择还是容易被更现实的商业因素所决定：就近有劳动力、供货商和市场，运输和设施成本，气候条件，劳动力的特质，以及总体的生活成本。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的有近似吸引力的区位都有本质上相当的成本构成时，像减免税这样的特别激励措施才会决定区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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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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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公民和纳税人，你认为花公众的钱去吸引新雇主到你所在的州或社区的做法合适吗？如果不合适，为什么？如果合适，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对你来说为每个就业机会出多少钱是合理的？你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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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总体上经济中的“最佳区位”就是那些由纯粹的区位理论所决定的区位，那么你将提出怎样的理由去劝阻地方和州政府，不要为了规避被抽象理论证明了的选址决策而提供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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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强制性因素像计划经济那样无所不在地控制着工业区位。商品经济中所应用的理论对工厂区位决策的控制，从定义上看，对东欧和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那些经济体中，工厂区位决策是由政府机构而不是由各企业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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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政治的决策而非公司决策，并不意味着建立在因素成本基础上的区位评价就会被忽视，它意味着中央集权的规划者会在创建新工厂和工业集中区的时候更多地考虑纯粹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在苏联，重要的是通过对国家资源的全面开发实现工业合理化的控制政策，不论在哪里发现了资源都要开发，不考虑这种开发的成本或其竞争力。尽管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业生产因素是相同的，但不可避免地，两者间工业区位和区域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是不同的。因为重要的资金投入是相对永久地附着在景观中，因此通常是非经济政治或哲学决策成果会固定下来，长期影响着工业区划和竞争效率。同样的决策和僵化刻板的做法会继续阻碍从原来的完全计划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和柔性生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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