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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业务（offshoring）是指雇佣外国员工，或者通常是与海外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签订合同，接管并运营某项特殊业务的过程或操作，比如呼叫中心或会计、广告宣传，以及制造业中类似的非生产性“内勤”工作。境外业务已日益成为一项标准的成本控制战略，反映出近年来通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互联网使用的便捷和外国劳动力储备技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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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从经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实现对比较优势的开发和对外部采购和境外业务的利用，通过引入新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NIDL）改变着世界的经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国际劳动分工一直是指“工业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殖民地”或“不发达”国家出口原材料。现在角色已经发生改变。制造业不再是欧洲和北美经济或就业结构的支柱，世界工业生产的格局正在转变，反映出那些原来被当作自给性小农社会的国家支配能力的提高。这些国家现在正在成为国际市场上各种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的来源地。认识到这种转变，根据现在制造业过程中进一步分工的趋势，新国际劳动分工划分出更细的步骤（类似于专业服务的阶段划分）。这种细分提供了更多的外部采购和境外业务机会，建立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土地和资本成本以及技术水平差异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可以有效开发利用各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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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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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理论指出，在纯粹的竞争性经济中，原材料、运输、劳动力和建厂成本应该在区位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很明显，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中都不存在这样理想化的条件。其他的限制——一些代表成本因素，其他的代表着政治或社会的强制性要求——也有影响，很可能决定性地影响着区位决策过程。土地利用和区划控制、环境质量标准、政府的区域发展激励措施、地方的减免税条款或开发合同授权、对准政府公司的非经济压力，以及其他因素，都会构成纯粹理论背景和考虑因素之外对工业的吸引或排斥因素（见“竞争与贿赂”专栏）。如果这些非经济力量居支配地位，商品经济分类的假设不再流行，那些使人联想到现在或以前的计划经济所施行的区位控制措施就起决定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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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公共政策 竞争与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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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肯塔基州花了1.4亿美元——每个职位大约4.7 万美元——吸引丰田公司把一家汽车装配厂设置在肯塔基州的乔治敦城。这还算便宜。1993年，亚拉巴马州为每个职位花费了16.9万美元，吸引梅塞德斯-奔驰公司来到该州；2001年密西西比州同意给尼桑公司投资和减税4亿美元；2002年佐治亚州在和南卡罗来纳州竞争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新建工厂的过程中，许诺给该公司3.2亿美元并获得成功。早些时候，肯塔基州为每个职位给出了35万美元的退税额度，要把一家加拿大钢铁厂迁到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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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火热的职位竞拍并不仅局限在制造业领域。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家计算出他所在的州为了西北航空公司的两个新维修厂创造的1500个以上的永久性职位，每个要花费50万美元。伊利诺伊州为了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雇员留在该州，给出了2.4亿美元（平均每份工作4.4万美元），纽约市奖励1.84亿美元给纽约商品交易所，给了摩根斯坦利公司、基德尔·皮博迪等金融公司每家3000万美元，目的是吸引它们留在该市。为了吸引新的雇主和就业机会，州与州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出价中有些变得太残酷了。肯塔基州退出了对联合航空公司一家维修厂的竞争，让印第安纳波利斯胜出，因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出价总和超过了4.5亿美元。2003年，随着航空业的下滑，联合航空从已经建设完成的经营设施中撤出，留给该市和该州的是3.2亿美元的公债借款，以及几间空空的机库和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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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公司的刺激物不仅是现金和贷款——尽管它们都包括在某些报价中。对制造业来说，激励措施包括对工人的培训、财产税减免、土地和建筑物成本补贴或直接赠送，以及低于市场价格的债券融资等。类似的优惠往往出现在州、县和城市政府对批发商、零售商、重要白领和其他服务业活动雇主的政策中。据估计，每年市或州政府通过税收减免、补贴、专项拨款等方式给留下来或吸引来的公司的优惠，损失高达300亿—4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当然，目标不仅是为了获得所吸引的公司代表的新工作机会，而是要从这些工作机会——及它们所在的公司——创造的普遍意义上的经济激励和就业增长中获益。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可能会被吸引到新装配厂所在的区位，城市人口增长，各种服务产业——医疗、百货商店、饭店、食品店——因为吸引新的基本就业的投资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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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那些投资是明智的。明尼苏达州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多数人反对州政府慷慨大方地出价给西北航空公司。20世纪80年代末，印第安那州的州长，肯塔基州的一位州长候选人，及密歇根州弗拉特罗克市（Flat Rock）市长，均被挑战者击败，原因就是挑战者攻击他们各自在吸引斯巴鲁-五十铃、丰田、马自达公司建厂的过程中花钱太多。已经建立的公司也常因感到自己的利益好像受忽视、自己所缴纳的税款都被用到了新来者身上而不满。“城市经济开发理事会”看到竞价战不断升级，积极游说反对这种激励措施，很多学术界人士指出，工业吸引措施是一项零和博弈（zero sum game）：除非吸引来的新公司是一家外国公司，否则无论一个州在吸引正在扩张的美国公司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收获，都是另一个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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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质疑吸引措施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尽管，很明显，寻找新位置的公司肯定会四处比较，寻求尽可能最低的价格和最好的买卖，但他们对位置的选择还是容易被更现实的商业因素所决定：就近有劳动力、供货商和市场，运输和设施成本，气候条件，劳动力的特质，以及总体的生活成本。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的有近似吸引力的区位都有本质上相当的成本构成时，像减免税这样的特别激励措施才会决定区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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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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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公民和纳税人，你认为花公众的钱去吸引新雇主到你所在的州或社区的做法合适吗？如果不合适，为什么？如果合适，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措施，对你来说为每个就业机会出多少钱是合理的？你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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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总体上经济中的“最佳区位”就是那些由纯粹的区位理论所决定的区位，那么你将提出怎样的理由去劝阻地方和州政府，不要为了规避被抽象理论证明了的选址决策而提供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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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强制性因素像计划经济那样无所不在地控制着工业区位。商品经济中所应用的理论对工厂区位决策的控制，从定义上看，对东欧和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那些经济体中，工厂区位决策是由政府机构而不是由各企业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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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政治的决策而非公司决策，并不意味着建立在因素成本基础上的区位评价就会被忽视，它意味着中央集权的规划者会在创建新工厂和工业集中区的时候更多地考虑纯粹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在苏联，重要的是通过对国家资源的全面开发实现工业合理化的控制政策，不论在哪里发现了资源都要开发，不考虑这种开发的成本或其竞争力。尽管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业生产因素是相同的，但不可避免地，两者间工业区位和区域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是不同的。因为重要的资金投入是相对永久地附着在景观中，因此通常是非经济政治或哲学决策成果会固定下来，长期影响着工业区划和竞争效率。同样的决策和僵化刻板的做法会继续阻碍从原来的完全计划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和柔性生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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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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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采购只是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企业日益国际化的组织结构中的一小部分。商务活动和工业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无国界，经济也变得无国界，如巨型的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在总部所在国之外的国家建立了分支运营机构的私人公司——在全球化的世界空间经济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21世纪初，大约有6.2万家跨国（或多国）公司（第8章已做简单介绍），控制着超过90万个国外分支机构，雇佣了大约5600万员工。除母公司以外，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销售额达到19万亿美元，占全世界GDP的1/10，世界出口总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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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增加值（而不是总销售额）计算，2003年世界前100强经济体中有29个是公司而不是国家。它们都是跨国公司，其中大多数从事第二产业。也就是说，除了少数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以外，这些公司主要从事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尽管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活动范围也已经国际化，而且公司结构也采用了跨国公司的形式，但是在多个国家间经营的区位和运营上的好处最先是被制造业者认识到并采用的。由于外部采购原材料、零部件和元件以及服务，2003年在世界范围内与跨国公司有关的职位总数达到1.5亿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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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发源地和行政管理总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其所依存的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工业化国家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21世纪的前一两年，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有大约90%的总部办公室设在欧盟国家、美国和日本，只有两个公司的总部是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到2005年，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有钱的跨国公司即将进入这个行列。通过他们自己的快速扩张，也通过合并和收购，原来在发展中世界运作的区域性公司——往往是国有的或由国家控制的——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化公司。“现在有25家世界级正在崭露头角的（国家级的）跨国公司，15年内至少将会有100家。” 2005年一位资深的国际金融顾问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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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跨国公司的直接影响局限在相对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跨国公司购买或建造工厂和其他固定资产——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但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最初几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只有不到30%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其中大多数则集中在10—15个国家，主要在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接受直接投资最多的）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但是，据2004年的估计，全世界有42%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到2005年达到了最高水平，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外商直接投资给作为一个整体的50个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的份额虽然很小，但一直在稳定增长，从1994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4年的将近5%。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国家的公司投资外流量的增长，从1991年的30亿美元到2004年的400亿美元，2004年总外流量中的1/3流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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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上超过60亿的消费者中有80%生活在日益扩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总部位于新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能够更熟悉这些国家的市场，比起它们在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对手，它们具有向这些市场提供更便宜、使用起来更简便顺手、配送也更有效率的商品和服务优势。但是，尽管穷国希望外国投资能够刺激他们本国的经济增长，可是外商直接投资中的绝大多数却没有流向穷国或发展中国家，而是流向了富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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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这些资本流动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在经济发达的海外市场，跨国公司积极投入到兼并和收购有竞争力的已有公司的活动中，而跨国合并和收购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背后的主要动力。2004年，仅在制造业领域，全世界宣布的跨国兼并和收购就已经有13.5万起。由于大多数跨国公司都仅在少数几个产业——计算机、电子产品、石油和采矿、机动车辆、化学制品和制药——内运营，因此它们的联合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有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基本商品和专门化商品的市场营销和分配。例如，在原材料领域，少数跨国公司占到了世界小麦、玉米、咖啡、棉花、铁矿石和木材贸易量的85%甚至更多。在制造业领域，高度集中的世界制药产业仅受控于6家公司，21世纪初世界的主要汽车生产商有15家，据预测到2015年将会减少到5—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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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跨国公司是在多市场、多工厂和多原材料来源的情况下进行国际化运营，因此它们能积极利用比较优势原理，抓住外部采购和境外业务的机会。在制造业领域，它们已经将工厂选址决策过程国际化，并将必须进行评估的区位分离的运营数量扩大了多倍。跨国公司在原材料、劳动力或其他生产投入要素成本最小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同时保持着对运营的控制，并在经济环境最适宜的地方报税。研究与开发、会计和其他公司活动被放置在经济和便利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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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已经变成全球化的实体，因为全球化的交流使之成为可能。很多公司已经失去了其起源地国家的身份，也不再与其名义上的母国的文化、社会和法律制度紧密联系或受其控制。与此同时，它们的经济活动的增加已经减少了早期的以单一产品或过程为特征的情形，导致了覆盖服务业和工业部门大部分领域的“跨国一体化集团”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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