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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不同，美国被认为是反智的，薪酬体制的不均衡便是证据。职业运动员的收入往往比大多数有成就的教授要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职业运动员亦是娱乐大众的人——他们的工作是去取悦其客户和金主。使命感更强的教授并不去“娱人”而是“育人”；他们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从奥林匹斯山上收集到的，曾经被称作“智慧”的东西。简而言之，这些教授是“大脑”，而那些职业运动员则是“肌肉”。“大脑”的身份使得在其位之人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绝不需要进行没用且没品的自吹自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不可能说他自己是“最伟大的”，而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却有可能（亦确实）这样自我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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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早在16世纪的英格兰就出现端倪的重心向“大脑”倾斜的变化，是不是意味着罗曼司的终结？与那些可读可写的僧侣相比，骑士——即使他们并不识字——才是浪漫的。僧侣不具备浪漫的品质，因为他们仅仅是在抄写那些已经为人所知的事物。而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场知识观念的变革发生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年代。这一时期，尽管从书本学习的方式延续了其重要地位，但是“寻找”乃至“求索”的精神获得了更高的威望。就像中世纪的骑士求索圣杯一样，早期现代的学者也在求索深奥的知识——那时候，这种努力是通向更好地理解自然与科学的途径。求索，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是浪漫的核心所在。探险家在没有任何世俗补偿的情况下，为探知尼罗河源头、到达地球两极，抑或登抵最高山峰的愿望所指引。天文学家彻夜坐在高山上或沙漠中的望远镜前，直直地盯着那些看似闪耀但在百万年前就消失了的繁星。若有人问，为何如此？我想答案大概是，有些人会在广袤与无垠面前感到无比满足；他们虽追逐精确的事实，却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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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2 地球及其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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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想象更倾向于那些很大或很小的事物，却很少关心中间的尺度。浪漫的想象也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像威廉·布莱克的那句名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可能所有诗意的作家都倾向于从小事物看到大事物，从不重要的事物中看到严肃的意义。大多数地理学者却不是这样的作家。他们基于特定地点的研究并不意味着要去牵连到大尺度的事物，更不必说什么人类通用的准则了；因此，虽然这些研究可作为特定地点的地理指南，却很难达到升华灵魂的高度。当然，也有例外。在不牺牲事实细节的前提下，地理学者也可以写出充满活力的词句。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便是达到这种成就的典范。当孩童苦寻一本可以带来阅读乐趣的地理书时，房龙以其1932年出版的《地理》一书成功应对了这项挑战。在书中，他以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人类生物量的渺小。他指出，只需一个长、宽、高均为半英里的箱子，就能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装进去。若我们把这个箱子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大峡谷边缘的石崖尖上，并让一只猎犬用鼻子轻轻触碰它，那么这个箱子便会跌入谷底、碎成上千个碎片。人类就这样遗憾地灭亡了，但这又怎么样呢？“大峡谷还会像它形成之初那样进行着与风、空气、骄阳、雨水的无休斗争。”通过这一例子说明人类的渺小和自然的冷漠后，房龙却用接下来的五百页呈现了相反的一面——人类在世界不同地方所创造的那些或伟大或平凡的事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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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这颗行星孕育了奇迹，催生了无数非功利的、崇高的以及浪漫的阐述性文字。这些文字也囊括了对地球上那面积庞大、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区域——比如高山、海洋、雨林、沙漠和冰原——的描述。由于不可居住或者不宜居住，这些地带使人们的思维从如何在其中居住的定式中解放出来，转而倾向于满足他们对愉悦和智慧的需求。一个既令人向往又令人厌恶的环境，成为美学与道德议题的焦点。为回应这些议题，我需要引用我之前有关两极化价值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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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地球与太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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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1473—1543年）因提出日心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而非太阳围绕地球运行——而遭到教会的刑责，这是教科书中可能仍然会存在的一个对历史的普遍误读的前半部分。这一误读的后半部分，是哥白尼的新理论废除了地球及其上最具特权的居民，即人类在上帝眼中的地位。实际上，真实的故事要复杂得多。以下是它的一些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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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宇宙天体学受到古希腊思想的强烈影响，假设宇宙是由一系列透明球体组成的；同是球体的地球，就在这个系统的中心。然而，地球的中心位置并没有为其带来什么特权。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这是因为，中世纪的宇宙学家考虑了另一个维度，即竖向维度——这与继承自古希腊的关于圆、球体和循环的理想是不一致的。竖向维度难免导致两极化价值，如“高”与“低”、“光”与“暗”，或者从更抽象的角度而言的“头脑”与“身体”。最纯净的东西上升到最高的位置；那些不太纯净的东西变为气而沉淀于第二层；那些足够稠密以至于会形成触觉阻碍的东西集结到一处，是为水；最后，宇宙的残渣被排放到了最低处，构成了土（地球）。从相反的顺序来看，或者换种说法，地球其实在这个系统的最底层。在其之上，是层层套叠的透明球体，每一层上都附有一个天体，依次为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土星之外是恒星天，即点缀着“不动的繁星”的区域。在那之外是原动天（Primum Mobile），即最初旋转的天球。而在那之上是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即上帝——那是一个弥漫于光辉中的存在，那里洒满智慧的光、饱满的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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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宇宙模型强烈地存在于西方的浪漫想象中，其影响甚至在20世纪的幻想故事中仍然很明显。[21]对这种观念的第一次冲击来自17世纪的新天文学。它不仅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驱逐出去，还挑战了行星运行轨迹是圆而非椭圆的理念。圆，这种远古的完美理念，曾是中世纪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崩塌导致其他一些著名思想黯然失色，其中包括相信天堂中充满音乐，以及行星和恒星都具有高等智慧。即使到了1600年，莎士比亚仍在其作品中使用这种中世纪的宇宙模型，并相信它能够被人们理解。例如，他让罗伦佐狂热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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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来，杰西卡。瞧，天宇中嵌满了多少灿烂的金钹；你所看见的每一颗微小的天体，在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天使般的歌声，永远应和着嫩眼的天婴的妙唱。在永生的灵魂里也有这一种音乐，可是当它套上这一具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以后，我们便再也听不见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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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第五幕，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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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不仅宇宙和地球，就连人的灵魂都被认为是球体。这三者都阐释了音乐的和谐，那是在我们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下听不到的。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后不久，数学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1623—1662年）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对他来说，太空是“无尽和永恒的寂静”[23]——此情此景把他吓坏了。如果我们能置身于他的想象力之中，这样的场景应该也会吓到我们。那些会发出天使般歌声的“灿烂的金钹”去哪了？我们能在那黑暗而寂静的宇宙中寻到怎样的慰藉？那里空无一物。若要说真的有什么，那就是人类的存在——人类的气息，比如宇航员在太空船上张贴的几张家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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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相片的确是令人欣慰的。一双旧臭鞋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作用？甚至有没有可能作用更明显？在电影《真情世界》（The Cure，环球影业，1995年）中，一只鞋提供了必要的舒适和宽慰。故事讲述的是两个男孩，埃里克和德克斯特，他们是好朋友。德克斯特在一次输血时染上了艾滋病，他的健康状况缓慢恶化。当埃里克得知在新奥尔良有种治愈此病的秘方时，两个男孩决定前往那里，在密西西比河上尽可能地搭船前进。有时，他们需要在河岸上露营过夜。一天夜里，德克斯特大汗淋漓地惊醒，他做了个噩梦。当埃里克问他做了什么梦时，他说，他梦见自己在深邃、黑暗的空间中飘浮，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让他如此绝望的，是绝对的孤独。埃里克的回答是什么呢？他把自己的一只运动鞋扔给他说：“下一次你发现自己在深邃、黑暗的空间中时，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埃里克的旧臭鞋会在我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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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两极化价值在这里的作用。天堂的光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极端——一只“旧臭鞋”所带来的安慰。我们甚至会说，后者才是真正的慰藉，而前者只是幻想出来的场景，不过是以错觉为荣罢了。然而，这仍然不是能站住脚的解读。天堂里可能没有音乐，可能不像从前设想的那样有什么和谐的天球，但是那里出人意料地存在着由天堂所定义的数学规则的优雅。再者，把天堂视作乐器的观念，即使并不正确，却是一种持续影响着语言、文学和渴望的真实力量。与此对比的一只放在腿上的朋友的旧鞋，尽管其中多少带有感动人心的情思，却不能令人眼前一亮，让心灵发出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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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正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曾经被认为是竖向宇宙的最低点，即它的“残渣”；而同时，它也被认为是天球旋转所围绕的中心。随着我们在过去四十多年间对宇宙了解的加深，我们对地球的感觉向着溺爱转变。像地球这样能够支持高等生命生存的星球极度罕见甚至有可能是独一无二，这种认知是促生这种溺爱的原因。然而这种抽象的理解，除非有直接经验的支持，不太可能有长期的影响力。直接的经验是在我们真实地看到地球这颗球体，而不仅仅是在脑中想象它时形成的。为了真正地看到地球，人类只能等待高级精密航天科技的诞生。1972年12月7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是人类第一次在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上从28000英里的高空看到地球的全貌。那张照片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它比任何一张已经存在的照片都流传得更广。地球被证实是一个大理石般美丽的星球——那是飘浮在宇宙中的生命孵化器。我不禁想起了莎士比亚形容英格兰的语句，因为地球也是“被庇佑的一隅”，是“银色海洋里镶嵌的宝石”；我们有义务对地球倾注我们的忠诚与爱（《理查二世》，第二幕，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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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驶向那个冰冷且毫无生命的远方时，宇航员们回首望见一个舒适而生机盎然的家园——这只是故事的开始罢了。当宇宙飞船行驶得越来越远时，是不是太阳系也会变得舒适而生机盎然起来？1990年2月13日，“旅行者1号”在离开太阳系的途中，拍摄了太阳、地球以及其他六颗行星。那幅太阳系的快照被刊登在《科学》杂志上，我则可以把它剪下来装裱整齐，挂在我卧室的墙上。[24]接下来便是终极问题：宇宙本身是不是也可以使人产生有如地球般的家的感觉？弗朗西斯·培根是第一个表达这种思想的人。他说，像宇宙这样巨大的空间，可能恰好是人类可以称其为“家”的地方：对我们的身体而言，地球及其上的分区或许是恰到好处的尺度；然而，对我们的思想及其无可比拟的范畴来说，任何比宇宙小的空间都显得局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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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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