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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艇沿着这一片黑色的不可理解的狂乱情景慢慢前进。这些史前人是在诅咒我们，是在向我们祈祷，还是在欢迎我们——谁知道呢？我们已被切断了对我们所在环境进行理解的通路；我们好似幽灵一般地滑过去，很像是一些面对着疯人院暴乱的头脑清醒的人，百思不解，又暗自感到惊恐。我们所以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得太远，无法记起了，因为我们是在地球开始时期的黑夜中旅行，那段时间早已过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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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笔下那个讲述着其在非洲刚果旅行经历的年轻人马洛，是怎么描述穿越雨林的感受的？“他们的确是人类。他们号叫着，跳跃着，旋转着，做着各种可怕的鬼脸。然而想到与这些野蛮而狂热地喧嚣着的人有着远亲关系，会让你心惊肉跳。这想法真是令人厌恶。”[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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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心》反复呈现着光明与黑暗的对立，特别是在尾声。[64]什么事物是美好的？什么可被归于“光明”和“理性”？小说中的白人贸易商库尔兹最初似乎是一个好人，一个矢志将西方的“文明进步”带给非洲土著的具有非凡才能之人。的确，他也是一名成功的代理商，收集到比其他殖民者更多的象牙；然而，殖民贸易的成功只能通过残酷的剥削获得。这种剥削或许在初期是有节制的，却只能以道德的腐朽和消亡告终。是否还有更深层的黑暗与腐化？或许那抽象而强硬的“理性”才是罪魁祸首？在那丛林深处的贸易点，库尔兹将他自己从所有普遍的礼仪和真理中抽离。殖民者库尔兹最终堕落成贪婪的恶魔，那种在康拉德看来如同一条冬眠着的蛇一般，盘绕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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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170542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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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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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森林曾经令人生畏，但森林中毕竟还有丰饶多样的生命。当森林已不再触发恐惧，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丰富物质生活的源泉，抑或是提升我们灵魂境地的美好之物。森林需要保护，人类会为其消减而感到难过。与之相比，沙漠则是另一种情形了。它们不断地向前推进，侵胁农田，我们想竭尽所能地阻击它们。无人会提及保护沙漠，除非它是一小片引人入胜的纯净白色沙地（比如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国家古迹保护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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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沙漠是如何被感知和认识的呢？西方文明源起于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畔。然而以对异域和异族人的好奇心著称的古希腊人，以及那些继承他们传统的后代欧洲学者，一直以来都低估了沙漠的广度。这似乎是因为他们想要否认沙漠威胁了他们的生活。利比亚，地球上的三大基本单元之一，是误会的另一个来源。受荷马的影响，从希罗多德到斯特拉波，希腊的地理学家都认为沙漠是肥沃之地，且面积远小于其实际大小，这是一个互相佐证的双重谬误。另一个对沙漠的低估源于古希腊人对气候分区的认知。这个认识是基于温度而非降雨；直至20世纪中叶，某地气候是热或冷仍然比某地是干旱或湿润获得更多科学层面上的关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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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盛行、罗马天主教会主宰社会的时期，不难理解为何地理学家难于承认沙漠的广阔范围，因为它的广袤看起来与上帝的天赐智慧相违背。即使在18世纪晚期，科学家詹姆斯·赫顿仍认为地球表面仅有两块干旱的区域，“埃及下缘和秘鲁海岸边上的一个狭长的区域”。[67]它们的实际面积，尽管数个世纪以来已为探险者、商人和传教士所了解，但仍因后者坚持相信上帝的智慧设计而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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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神学家并非傲慢地漠视事实的唯一群体。北美洲和澳洲干旱地区早期的定居者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确实，源自北美洲的“美洲大沙漠”神话在一段时期中激发了某些东方作家的想象力。[68]虽然如此，大多数美国人在19世纪后期更倾向于在西经100°以西的地区，即美国大平原，发掘农业财富中的潜力。而对澳洲而言，令人畏惧的干旱之核的存在长期被否认。与其说它贫瘠和难以接近，不如说澳洲的探险者坚持认为是一条大河穿过这个岛屿型大陆，或者说一大片水体——内陆海——占据了它的中心。[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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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耕作土地并以此为生的人，门前的沙漠让他们脑海中不自觉地充斥着恼人琐画面。善良和邪恶的二元性出现在农艺师当中，且在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中最为明显。这些迁徙着的沙漠部落充斥着暴力和掠夺，这与稳居的农业生活相去甚远。真理和谎言的追随者总是相伴而生。[70]在中国，史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农民和游牧民之间的冲突，文明和野蛮的冲突。中国古诗里提及草原和沙漠总是充斥着荒芜、忧郁和死亡。在希伯来——基督教的信仰中，沙漠是一个咆哮着的、恶灵萦绕的荒芜之地，且总是超出了上帝的辖域范围。一种对沙漠的解释是，上帝诅咒了它，并且它是上帝在亚当降生时于愤怒中所为（《创世记》3：17）。摩西警告他的王民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上帝的训诫，“他们的天堂将是铜，他们的土地将是铁，他们的雨将是粉末和尘埃”（《申命记》28：23）。[71]直到1849年，美国陆军中尉詹姆士·赫韦·辛普森依然沿用了这个解释。当他穿过新墨西哥州西北部的时候，他注意到那里贫瘠的土地以及诸多荒废的印第安人居所。辛普森写道，上帝必定诅咒过这片土地，让它如此贫瘠，因而迫使这里的居住者迁徙。[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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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向往的生活，绝非是在一片丰饶的土地上像牛那样不断反刍、咀嚼，便心满意足——毕竟，人类是上帝的子民而非牲畜。至少基于《圣经》的观点，对于拥有更高宿命的人类而言，沙漠拥有完全不同的用途和意义。西奈荒地不仅代表了无序、黑暗和死亡，同时也代表了无上的权力和救赎之爱。流放前的先知将以色列人在沙漠中四十载的漂泊看作上帝距其最近的一个时期。在《新约》中，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以受堕天使撒旦的试探（《马太福音》4：1），但他撤至蛮夷之地之刻亦是距离天父最近之时（《马可福音》1：35）。引诱和变容都发生在一座山上（《马太福音》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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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的观点在基督教的早期持续存在着。从公元2世纪到4世纪，基督徒隐士进入埃及沙漠修炼，在那里与撒旦及其仆从野兽们斗争以强健灵魂。与此同时，隐士们相信他们生活在无邪的伊甸园中——进入他们洞穴中的野兽，因为是在人类堕落之前即于此生活，因而愿意服从人类的统治和关照。[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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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而言，一个城镇就是一个监牢，而沙漠的孤寂就是一个天堂”，《圣经》学者哲罗姆（约347—420年）写道。这个观点背后不仅是对世界的浮华和生存环境的厌恶，也是对教会自身越发世俗的反感。隐者寻求物质和人类纠缠之外的自由，因为这些都可能产生干扰，使得冥想上帝之事，或者说“赤裸之人面对赤裸的上帝”的情况变得困难——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话。[74]什么是赤裸的上帝？一个关于人类灵魂以及上帝的普遍隐喻就是沙漠。正如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梅斯特·埃克哈特（约1260—1328年）所说：“人类自身和世间事物都犹如沙漠。这个过程即是从万殊性到三位一体的统一性，之后又超出三位一体至‘空旷的神格’，即神格之沙漠。”[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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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开始，出于宗教动机的探寻沙漠的努力减退或者消失了。是什么取代了它呢？厌世情绪便是其一。对普通人的琐碎需求、愿望和喜好的厌恶让厌世者在作为生命禁区的沙漠中找到慰藉。因此，当英国作家诺曼·道格拉斯在突尼斯第一眼看到贫瘠的盐碱盆地时，“想到地球之上这些微小的尘埃至少永不会被开垦，不会变成耕地或是草原，不会被那些马铃薯或其他物种的播种机侵入”，他感到宽慰。他还补充道，那“永恒的、不可转变的贫瘠图景”因而被赋予了某种“魅力”[76]。诸多探险作家拥有类似的对沙漠的偏爱，比如英国探险家查尔斯·道蒂、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以及威弗瑞·塞西格。当塞西格得到了穿越阿拉伯空白之地的机会时感到非常欣喜，因为他坚信：“在这些空旷的废地之上，我可以从孤寂中寻得安宁。”但令他震惊和失望的是，他发现贝都因人（Bedouin）的营地和拖车不仅拥挤，而且异常嘈杂，仿佛他们在试图通过噪声来填补空白。[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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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深入阿拉伯沙漠探险的塞西格及其后的劳伦斯所观察到的那样，欧洲的个人主义和对沉寂与孤立的渴望未必能在阿拉伯人中产生共鸣。不过，欧洲人眼中被荒漠占据的阿拉伯的幻影不难理解：在广袤的天空、无垠的荒漠面前，即便是一片拥挤的绿洲也仿若一颗受人类影响的渺小沙粒；当这些定居者从绿洲出发进入荒漠，就变得更为渺小，因为荒漠中的人类印记如同在茫茫大海中一般虚无。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探险家被认为是充满浪漫气息的“探寻者”，因其探险活动亦承载着对个人自由和救赎的寻求。然而，大多数始于个人意愿的征程都转化为彰显其所属国家政治野心的方式。权力政治迟早会战胜浪漫情怀。积极推动阿拉伯人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统治中获得自由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可能是个例外——即使他被迫在会议桌前看到阿拉伯被外界蚕食，他依然对这些外来者探寻阿拉伯荒漠的个人初衷充满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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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无疑是众多沙漠传奇小说作家中最著名的——人们对他的了解或许是通过大卫·连于1962年摄制的那部关于劳伦斯一生的备受褒扬的电影。事后来看，劳伦斯在他早年间即展示出了成名的三个潜质：禁欲主义、对开放空间的喜好，以及骑士气质。当他还是青年的时候，他就在精神和肉体上对自己极度苛求，不遗余力地强健体魄，使其能经受艰难险阻。他不喜欢身上长肉，除非是肌肉。物质层面的东西对他不具有吸引力；它们更像是通往自由途中的累赘。至于对开放空间的热衷，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写给敦促他去感受高山壮美的母亲的信中即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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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错了，亲爱的母亲。尽管高山是那么伟大，那么壮丽，“但是如果平和、静谧和纯净更为美好，如果以安宁的心观察万物才是最好的状态，那么草原才是最好的故乡”。在草原里，净化的过程是至高无上的，在这里人们可以安静地坐着，思考着一切或是大脑完全放空……［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世界的渺小，细节的琐碎，还有宏大且完整的安宁：给我一个平坦的草原吧，一直延伸至视线的尽头，在那里有足够的美好和平静可以满足我。[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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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纯净”和“净化”这两个词汇。沙漠是被净化的世界。劳伦斯憎恶生物学。想想他是如何在雨林中过活的。于他而言就仿佛置身于一口充斥着腐朽生命和堕落的大锅中，在这个密实得令人心悸的体量中，没有一个个体——植物，动物，或人——可以凸显出来。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清晰地表达了对肉体的藐视。“肉体，”他写道，“是过于粗俗了，很难感受到我们极度的苦痛和欢愉。因而我们要将它们像垃圾一样丢弃。”需要摒弃除生存所必需摄取之营养以外的食物。劳伦斯所钟爱的不是“这朵茉莉花，这朵紫罗兰，这朵玫瑰花”，而是他和他的阿拉伯朋友对吸入“这些最特别的芳香……这无吹灰之力的、空寂的、无旋涡的沙漠之风”的渴望。[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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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探险之旅之后，劳伦斯加入了英国陆军坦克军团以远离声名。在那里他被人类赤裸的淫欲彻底击溃了，“这里的动物臭气让我夜不能寐且心生恐惧——人与动物无异”。但贝都因人是怎样的呢？劳伦斯对他们的态度更温和，这只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两个侍童法拉吉和多德在纯净的白色沙滩上激情四溢又欢愉俏皮地做爱。劳伦斯给予了法拉吉和多德其他人所没有得到过的赞赏。他说，他们是“两个灿烂的生命，在他们身上还没有投射上世界的阴影——他们是我所知的最英勇和最令人羡慕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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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很难爱上人类。尼采提出的应该清除平庸且不洁净的、通过分娩过程延续生命的人的哲学观点，一定不会让劳伦斯感到震惊：“世界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物种——控制人类生育，使人类在五十年后以灭绝而告终——这将为更洁净的哺乳动物提供生存空地。”[81]劳伦斯因喜欢阿拉伯人的洁净而推崇这个民族，并赞赏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勇敢、宽容和忍耐。他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虽然他曾写道“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将自己置身于红色人种的辖域就如同将自己卖给牲畜”。[82]他为什么会让自己投身于阿拉伯人的事业中？答案看起来和他的理想主义，他对荣誉和骑士精神的热爱，以及他的基督教精神相关，这一切都让他更倾向于和弱者联盟。早在他的学生时代，他就已经被亚瑟之死、十字军东征、阻击强敌的勇士——查理一世和萨拉丁的故事吸引。然而不像传统的罗曼司，劳伦斯的生命在彻底的醒悟中终结。以死亡为终结通常被归于“浪漫”的范畴，但彻底的醒悟让劳伦斯的生命变得更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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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在不毛之地中找到慰藉和美德吗？这些人是否曾在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社会？或许实际过程恰恰相反？或许这些影响是相互的？无论如何，北美洲和澳洲干旱的内陆不知何故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获得了高度重视，一种几乎是神话般的地位。在美国，边疆和内陆成为吃苦耐劳的男子气概和个人主义的国家象征；而在澳洲，这些地方则是吃苦耐劳的男子气概和同志情谊的体现。无论如何，一种纯洁而真诚的生活方式在荒芜的边疆地区出现，与沿海城市的“集体主义粘连”和“未同化之他者”等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两个国家，对内陆的热爱与厌女情结——对与女性相关的事物，比如“柔性”文化、商业主义和更普遍的集体生活方式的厌恶——紧密相连。[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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