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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无疑是众多沙漠传奇小说作家中最著名的——人们对他的了解或许是通过大卫·连于1962年摄制的那部关于劳伦斯一生的备受褒扬的电影。事后来看，劳伦斯在他早年间即展示出了成名的三个潜质：禁欲主义、对开放空间的喜好，以及骑士气质。当他还是青年的时候，他就在精神和肉体上对自己极度苛求，不遗余力地强健体魄，使其能经受艰难险阻。他不喜欢身上长肉，除非是肌肉。物质层面的东西对他不具有吸引力；它们更像是通往自由途中的累赘。至于对开放空间的热衷，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写给敦促他去感受高山壮美的母亲的信中即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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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错了，亲爱的母亲。尽管高山是那么伟大，那么壮丽，“但是如果平和、静谧和纯净更为美好，如果以安宁的心观察万物才是最好的状态，那么草原才是最好的故乡”。在草原里，净化的过程是至高无上的，在这里人们可以安静地坐着，思考着一切或是大脑完全放空……［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世界的渺小，细节的琐碎，还有宏大且完整的安宁：给我一个平坦的草原吧，一直延伸至视线的尽头，在那里有足够的美好和平静可以满足我。[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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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纯净”和“净化”这两个词汇。沙漠是被净化的世界。劳伦斯憎恶生物学。想想他是如何在雨林中过活的。于他而言就仿佛置身于一口充斥着腐朽生命和堕落的大锅中，在这个密实得令人心悸的体量中，没有一个个体——植物，动物，或人——可以凸显出来。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清晰地表达了对肉体的藐视。“肉体，”他写道，“是过于粗俗了，很难感受到我们极度的苦痛和欢愉。因而我们要将它们像垃圾一样丢弃。”需要摒弃除生存所必需摄取之营养以外的食物。劳伦斯所钟爱的不是“这朵茉莉花，这朵紫罗兰，这朵玫瑰花”，而是他和他的阿拉伯朋友对吸入“这些最特别的芳香……这无吹灰之力的、空寂的、无旋涡的沙漠之风”的渴望。[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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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探险之旅之后，劳伦斯加入了英国陆军坦克军团以远离声名。在那里他被人类赤裸的淫欲彻底击溃了，“这里的动物臭气让我夜不能寐且心生恐惧——人与动物无异”。但贝都因人是怎样的呢？劳伦斯对他们的态度更温和，这只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两个侍童法拉吉和多德在纯净的白色沙滩上激情四溢又欢愉俏皮地做爱。劳伦斯给予了法拉吉和多德其他人所没有得到过的赞赏。他说，他们是“两个灿烂的生命，在他们身上还没有投射上世界的阴影——他们是我所知的最英勇和最令人羡慕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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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很难爱上人类。尼采提出的应该清除平庸且不洁净的、通过分娩过程延续生命的人的哲学观点，一定不会让劳伦斯感到震惊：“世界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物种——控制人类生育，使人类在五十年后以灭绝而告终——这将为更洁净的哺乳动物提供生存空地。”[81]劳伦斯因喜欢阿拉伯人的洁净而推崇这个民族，并赞赏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勇敢、宽容和忍耐。他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虽然他曾写道“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将自己置身于红色人种的辖域就如同将自己卖给牲畜”。[82]他为什么会让自己投身于阿拉伯人的事业中？答案看起来和他的理想主义，他对荣誉和骑士精神的热爱，以及他的基督教精神相关，这一切都让他更倾向于和弱者联盟。早在他的学生时代，他就已经被亚瑟之死、十字军东征、阻击强敌的勇士——查理一世和萨拉丁的故事吸引。然而不像传统的罗曼司，劳伦斯的生命在彻底的醒悟中终结。以死亡为终结通常被归于“浪漫”的范畴，但彻底的醒悟让劳伦斯的生命变得更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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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在不毛之地中找到慰藉和美德吗？这些人是否曾在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社会？或许实际过程恰恰相反？或许这些影响是相互的？无论如何，北美洲和澳洲干旱的内陆不知何故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获得了高度重视，一种几乎是神话般的地位。在美国，边疆和内陆成为吃苦耐劳的男子气概和个人主义的国家象征；而在澳洲，这些地方则是吃苦耐劳的男子气概和同志情谊的体现。无论如何，一种纯洁而真诚的生活方式在荒芜的边疆地区出现，与沿海城市的“集体主义粘连”和“未同化之他者”等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两个国家，对内陆的热爱与厌女情结——对与女性相关的事物，比如“柔性”文化、商业主义和更普遍的集体生活方式的厌恶——紧密相连。[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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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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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沙漠是完全荒芜的。与此相对的是，硕大的浮冰和内陆的高原却都对人类有难以化解的敌意——那是一片片绝对的虚无。有谁会愿意去这种地方呢？极地的探索史以及探索者的传记反映了这些复杂的动机。18世纪以前，探险的最大动力一直是经济利益。探险者希望在世界的尽头找到抵达香料之地的路。人们一直认为，在极远的北方存在一条像遥远的南方通道（麦哲伦海峡）那样的航路，这使往复的探索变得有理可循。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才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即便有这样一条北方通道，它在经济上也没有价值。[84]自那以后，人们前往格陵兰、北极、南极的主要原因便是科学考察。地理需被记述；只要还有没被记述的地方，科学家们就准备好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索和记录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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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极地探索的经济原因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不禁会问，为什么人类会为了获得像印度香料这种非必需品而付出如此大的努力。至于像荣誉、虚荣、爱国心这样的理由，我们接受它们只因我们属于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对于其他文明的人而言，极地探险可能仅仅是疯狂的。要使人们如此不计后果地行事，其背后必然有强大的力量驱动。强大力量的存在不容置疑，但究竟是何种力量呢？如果这里所说的力量指的是军事、政治、经济力量，那还容易理解。但是，它是否有可能只是一种美学信念？如果考虑到这种信念的产生和当时的时代思潮不谋而合，那么美学信念作为极地探险驱动力的想法便能成立。“崇高”是18世纪盛行的思潮之一。尽管“崇高”的概念由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在1757年详细阐述，但它事实上根植于古典时代的思辨。崇高是什么呢？它与美有一定的类似，然而它不是秩序与和谐，它也不必然产生快乐。是的，它可以唤起完全相反的情绪：被巨大、混乱，甚至丑陋之物所淹没，被几近痛苦的狂喜所浸蚀，陷入激烈地生存却渴求死亡的困境。“崇高”的思潮进而分化成两派，分别是浪漫主义和哥特，前者在18世纪尤为突出，后者则稍晚盛行。极地探险的故事有时可以像哥特罗曼司一样，其结果往往是疯狂错乱抑或同类相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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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极地探险者中，挪威人弗里乔夫·南森（1861—1930年）和美国人理查德·伊弗林·伯德（1888—1957年）是最具自省证悟与哲学思辨精神的代表。他们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观察、伟大冒险的记录，以及超人的忍耐力，更是对自然、宇宙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两位探险家都相信，与被书本包围相比，当生命被冰层包围时更能显现其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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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森是一位颇具成就的海洋生物学家、外交官、人类学家。然而，使他获得声名的成就是作为探险家达成的。南森的两次远征尤其引人注意。第一次，是于1888年与五位同伴成功穿越了格陵兰的冰冻高原。第二次比第一次的野心更大，他试图让他的船“弗拉姆号”漂过北极海盆而到达北极点。当南森意识到浮冰不会扶挟着“弗拉姆号”行至北极点时，他弃船而去（1895年3月14日），并与唯一的一位同伴F.H.乔汉森徒步走向目的地。他们抵达了北纬86°14′，即当时人类抵达过的最北点，却不得不因冰面参差难以逾越而放弃前行。他们回到文明世界的勇敢旅程本身也是一段传奇：靠着奇迹般的胆识，徒步走过漂移的冰面，划着爱斯基摩皮艇穿过辽阔的水面，到达法兰士约瑟夫地。在那里，他们忍过了冬天（1895—1896年），并最终被一些英国考察队成员所救。[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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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没能抵达北极点，南森却因此次探险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次远征被认为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任何队员丧生（“弗拉姆号”在奥多·斯佛扎普的领导下安全返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趟旅程带回了有关北极地理学和海洋学各个方面的大量科学数据，其中包括厚厚的冰层覆盖着北极海盆的事实。南森在科学上的天赋本可以让他在科学研究中获得不小的成就。然而，他一定曾问过自己，科学是否是他开启极地远征的真正缘由。想想他那乘着滑雪板跨越格陵兰冰冻高原的疯狂旅程吧！由于南森在格陵兰冰冻高原的考察用到了滑雪板，记者们更愿把这次远征看作一次壮举甚至是一项运动。与之相比，南森则更愿意将其看作科学考察，因为如果按照远征结果来评判其属性的话，这次远征对科学领域有极大贡献。然而，他曾经疑惑，就像几个梦所暗示的那样。1888年，当南森乘着一块浮冰漂流在格陵兰的海岸边时，“他梦见自己在穿越冰原之后回到了家乡，却因为无法讲出路上见到的任何景物而羞愧难当”。同样，相似的梦境出现在1894年1月18日，那时“弗拉姆号”正漂向北极点。南森梦见他成功地完成了旅行并返回挪威，却发现“他忘记做具体的观测，以至于当人们问及他去了哪里，他竟无法回答”。[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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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看来，一个渴望极限旅行的灵魂不会对“家”有过多的感觉。然而，远征与回归这两种情感是相连的。从某个角度来看，家既是一个必要的安全基地，又是探险的起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未知世界的探险会将家的好处渐渐放大。无论如何，对“家”的感觉在南森的记述中令人惊讶地强烈，与他那些形容卓绝坚忍的有力散文相比，这些文字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点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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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上一次离开家，独自穿过花园走向海边，停在那里的“弗拉姆号”正冷漠地等待着我。在我身后，是我生命中所有珍爱的东西。我面前将发生什么？在我下一次看到这一切之前，还要过多少年？我要在那时失去多少珍爱之物，才能返程？就在那不远的窗前，小丽芙静静地坐着，拍着她的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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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士约瑟夫地，与乔汉森蜷缩在简陋的窝棚中过冬时，南森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女儿。他在日记中写道（189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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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独坐在夜里，在灯光下织缝。在她旁边，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在玩着她的娃娃。她温柔地看着孩子，抚摸着她的发。她的眼睛变得湿润，大大的泪珠落在她的织物上……此刻，我身边的乔汉森睡熟了。他在他梦里微笑。可怜的男孩儿，我希望他在那里和他所爱的人过着圣诞节。[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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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是远离“家”的家，它之所以可以被看作是家，是因为其内部所能提供的熟悉舒适，与外面那陌生荒蛮的冰雪形成强烈对比。南森这样描述他在格陵兰高地上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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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今天如何艰难，不论我们如何劳累，也不论这里如何彻骨寒冷，当我们围坐在锅前，看着油灯微弱的光，耐心地等待着晚饭，所有那一切就都抛之脑后了。的确，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中有多少次看过比这更温馨的场景。当汤或炖菜，抑或无论什么可能的食物在煮着，当我们分着食物，小小的灯光照着我们将要享用的美味，我们的快乐便升到天顶。那一刻，我确定生命的意义超乎想象。[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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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南极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1874—1922年），与南森一样有对家的特殊情感——对于那些沙克尔顿为了冒险而撇下的人来说，这种情感如果不似伪善，也至少可能有些令人困惑。将南森推向那“冷漠地”等待着他的航船的力量，是他自己的期待和愿望：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左右他启程。沙克尔顿似乎也被类似的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意识所困扰。当他于1907年启程开始北极探险时，他写信给妻子表达了他的歉意，仿佛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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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妻子，你亲切勇敢的面庞在我面前，我仿佛能看到你站在码头对我微笑。我有满腹的话却不能说，我好想现在就靠岸，把你抱紧在我怀里，爱你，关心你。[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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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森一样，沙克尔顿也对他临时的庇护所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他在1908年10月29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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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离开那间我们舒适地度过了那么多个月的营地小屋，我们感到十分难过……它的内部十分昏暗，电石气的火与外面的太阳相比显得昏暗无力，它与一个正常住房里的火炉相比是那样的小，然而离开这个小窝令我们那样伤心。昨晚，当我们围坐着吃晚餐时，一束傍晚的阳光射进通风口，在女王的画像上投下一圈光晕。[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