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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南极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1874—1922年），与南森一样有对家的特殊情感——对于那些沙克尔顿为了冒险而撇下的人来说，这种情感如果不似伪善，也至少可能有些令人困惑。将南森推向那“冷漠地”等待着他的航船的力量，是他自己的期待和愿望：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左右他启程。沙克尔顿似乎也被类似的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意识所困扰。当他于1907年启程开始北极探险时，他写信给妻子表达了他的歉意，仿佛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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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妻子，你亲切勇敢的面庞在我面前，我仿佛能看到你站在码头对我微笑。我有满腹的话却不能说，我好想现在就靠岸，把你抱紧在我怀里，爱你，关心你。[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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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森一样，沙克尔顿也对他临时的庇护所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他在1908年10月29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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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离开那间我们舒适地度过了那么多个月的营地小屋，我们感到十分难过……它的内部十分昏暗，电石气的火与外面的太阳相比显得昏暗无力，它与一个正常住房里的火炉相比是那样的小，然而离开这个小窝令我们那样伤心。昨晚，当我们围坐着吃晚餐时，一束傍晚的阳光射进通风口，在女王的画像上投下一圈光晕。[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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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森对自然之壮丽做出敏锐的回应。关于北极光，他写道：“无论多么经常看到这奇怪的光之表演，我们从不会厌倦注视它；这光之舞似乎给我们的视觉和感觉都施了魔咒，让人无法侧目离开。”北方的神话增强了极光播洒的魔咒的力量。“这难道是火焰巨人苏特本人击打着巨大的银色竖琴，使得琴弦在真火之国穆斯帕尔海姆的火焰光芒中颤抖和闪耀？”或许，更强有力地证明了南森的浪漫气质和对大自然的热爱的证据，存在于那些他并不试图描述景观而只是记录事件的段落中。乘着帆船在月光下穿越格陵兰岛的冰原就是一个例子。南森指出：“看到两艘船在我身后匆匆而来，这是一个奇幻的景象；在白色雪原和后面巨盘似的月亮的衬托下，它们方形的维京式风帆呈现出黑色剪影。”[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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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森曾经自称为无神论者，后来又自称是不可知论者。他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来世。如果人生是有目的的话，那就是尽自己所能造福下一代。只是拥有高贵的品性并不会带来满足，他反复追寻将这种品性转化为有效的人类行动。虽然外表上看来，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成功的，但在他没有参与到紧张的极地探险的时期里，他陷入了低落。甚至当他投身于探险并目睹了晶莹的冰原时，他也看到了死亡。在他的思想中，冰和死亡是紧密相连的概念。他的两卷本作品《最远的北方》的第一句写道：“在那些未见的、未被开垦的无瑕的冰幔下，坚冷的极地中沉睡着源自时间之始的最古老的死亡。”他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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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无踪迹。在这片寂静的自然中，没有事情发生过。视野中，没有东西遮挡从那极远的冰冷夜空射来的星光，或是闪耀华丽的极光。我只能隐约辨认出“弗拉姆号”的外轮廓，朦胧地出现在荒凉的昏暗中。船只似乎在无边际的死亡的领地中迷航，就像一颗微小的尘埃。[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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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森无聊而不安地在法兰士约瑟夫地越冬时，他消沉的思想催生出了一幅幅白、冷、无情且寂静的画面。他在1895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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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没有感知的奇怪的美。这里就像一个由闪亮的白色大理石构成的死亡星球。就这样，冰山冰冷地矗立在那里；就这样，湖水冻结在雪的覆盖下；现在，月亮缓慢无声地沿着它无尽的运行轨道经过这片无人之地。一切都是静止的，如此诡异的静止，好似那种当地球再次变得荒无人烟、空荡无物般的寂静。[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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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伯德出生那年，弗里乔夫·南森航行经过格陵兰岛的内陆冰原；也就是说，这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挪威的极地探险家相差了一代人的距离。前者被培养为海军上将，后者则是大使和政治家。两位都既是成功的世界名人又是极地探险家。使他们与早先的探险家们区别开来的，是一种现代性的探求：这既是驶入地理上未知区域的征程，亦是一场展开自我发现的征程。两位都将远征经历撰写出版。南森的书已经绝版，而伯德的《孤独》一书仍在再版。伯德在这本书中对自己在南极洲罗斯冰架上独自生活四个半月（1934年）的经历的大量叙述，具有文学的永恒性。他为什么在那里？为什么是在南纬80°08′的地方过冬？他的确有去执行这个任务的充足的科学理由，然而，对他而言最重要的理由则是个人化的。他想要“与自己独处一段时间，并且去体验平和与安静，去寻找独处真正的美妙”。[96]在博林前进基地时，身体上的隔绝是绝对的：“不管看向什么地方，东西南北，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景致，即与地平线相交接的无限延展的冰扇。居住的小屋没有特定原因地朝向西边。”悲惨的经历在这一阶段发生。最糟糕的则是紧随着病痛而来的绝望。自我怀疑攻击着他。“我本来是去那里追寻平和快乐的，……（而且）我是带着正义和科学的使命而来。如今，我却看清了它们的本质：第一个是幻想，第二个是一条死路。”[97]他的想法继而延展到他对“家”的看法，并以此段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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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对任何人而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即对家庭的情感和理解。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无关紧要的，仿若任由偏见和偏好的波流不断扰动的船只。但是家庭是永恒的锚，一个安静的港湾，在那里，人可以任由自己随着自豪和忠诚摇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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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像南森和沙克尔顿一样，伯德为寻求安慰而回到了家庭。家人、家庭、社区——这些具体实在的美好经历——是那些更为抽象、受兴致驱使的行为，那些追求思想与精神满足感的浪漫探寻得以抓牢的锚与稳定感的源泉。家庭象征着生命。那么浪漫的追寻又是什么？无论如何，它都不会是凌乱的床单或者新鲜烤出的面包的香味。或许是——或者部分是——死亡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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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森所记录的他在北极的思想散发着死亡气息。这些记录并不是出现在他绝望或危险的时刻，而是在他可以停下来面对一大片冰川的时候。与南森相比，伯德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描述极地。尽管如此，他的文字也偶尔透露出悲哀的语调，比如，他这样描述被雾气围住的冰山：“这遇难的冰之舰队，比世界上所有的海军舰队都更庞大，绝望地在迷雾般的幽暗中（游荡）。”还有一次在前进基地时，他这样描述太阳从视线中消失的过程：“即使是在正午，太阳也浅浅地浮在地平线上——高度仅为其直径的数倍。它既冰冷又暗淡，即使是最明亮的时候也不足以让物体投下阴影，好似悲哀的阴霾悬挂在微明的天空。此刻有如生死之间的间隙。当地球毁灭之时，世上最后一个人的眼中大概是如此情景。”[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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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森来说，北极的美丽无法安慰他的心；而在伯德看来，这则是通往与宇宙合而为一的大门。在伯德的日记中，反复传达了他感受到的平静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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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为平和的氛围下，白天渐渐退去，夜幕慢慢降临。这里有种无法衡量的宇宙的过程和力量，它是如此和谐又悄无声息。和谐，就是它！这于寂静中诞生的轻巧的韵律，这一连串完美的韵律，瞬间融入我的身心。那一刻，我毫不怀疑，自己与宇宙合而为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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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德对于自己与宇宙合而为一的感受的更为戏剧性的描述，发生在5月11日的午夜。那时，他正在弹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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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平静而清澈。我开着居室的门，还有地板门。我站在黑暗中，凝望夜空中我最喜欢的一些星座。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眼中所见即是耳中所闻，音乐完美地和星空中发生的一切相融。伴随着旋律的收放，地平线上暗淡的极光同步跃动，它加速并垂放成弧形，又变成扇形光束在天空延展开来，直到我渐强的弹奏达到高潮。音乐和夜空融为一体；我告诉我自己，所有的美都是相似的，并由同一本源演化而来。我想起一个勇敢无私的行为，它与音乐和极光有着相同的本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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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探讨了两种极端的环境——沙漠和冰川。它们在西方人的体验中有何异同？最主要的不同是，沙漠有诱惑人们进入的绿洲，而冰川则缺乏这种诱惑；一个有着丰富的历史，另一个则没有。自18世纪至今，学者为埃及以及近东地区散布的废墟、被掩埋的器物以及被记录的历史着迷；而冰川，更多的只是激起了科学家的兴趣，并且仅局限于20世纪。从探险者的性格上来看，那些沙漠探险者也不同于冰川探险者，前者更为自足和自私。像道蒂、劳伦斯，以及塞西格这类沙漠探险家，不仅脱离了自己肥沃的故土，同时也脱离了他们的人民和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家庭并不是情感的来源；爱国之心与国家旗帜也不是灵感的源泉。相反，极地探险家的工作通常依靠紧密的团队协作展开，并有强烈的道德感，仰赖来自故乡的精神支持以及偶尔的经济支持。的确，伯德是孤单的。但是，这种“孤单”仅限于他的身体，因为伯德一个人在前进基地的那段时间里，他一直通过收音机与小美国考察站的人员保持联系。最后，让我们再注意一下极地探险家在情感上对“家”的依赖。虽然他们都对极地怀有强烈的渴望，但仍旧为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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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沙漠探险者和冰川探险者如此不同？也许是因为沙漠虽然荒凉但还是有绿洲和水井，继而得以支持一种以运动和迁徙为主线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比任何受物质和社会约束的家庭生活要自由得多。冰川就远没有沙漠那么具有包容性。无论极地环境在视觉上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都与人类任何形式的长居生活势不两立。正是这种直观的敌意使得冰川的反面——熟悉的家——有着幻觉般的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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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和冰川都是荒芜的，这个事实一直被提及。此外，两者还拥有鲜被提及的另外两个共同点。其一，二者均呈现出文化与自然之间的鲜明边界。在沙漠中，绿洲与沙漠之间没有缓冲地带。在冰川上，这种边界更加锐利：帐篷之内是温暖的家，帐篷之外则是威胁生命的冰雪世界。其二，二者都满足了人对提升精神修养的需求。我们知道，2—3世纪的僧侣们因为这个原因抵达沙漠，但是否有人因为同样的原因前往极地？8世纪的一些僧侣显然这样做了，并且他们一直向北抵达冰岛。在世俗化的当代，我看到了南森和伯德所拥有的精神—美学追求。这种追求要求放弃对自我的感知——不友善的巨大沙漠和冰川恰能促其实现。探险者必须经历诸多磨难，那么他们究竟为何投身其中？除了那些他们公开给出的关乎经济和科学的理性原因，或许还有一种看似非理性的原因存在：探险者的活力不仅出于其对生命的渴求，亦源于其对死亡的倾心。飒飒寒风在寂静中慢慢消散，精疲力竭的探险员是否在此刻听到伊索尔德所咏唱的“爱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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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间奏：健全却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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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创世记》所述，在把光从黑暗中分离出来之后，上帝把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在旱地上，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然后，他扮演起神圣园丁的角色。“从地里”，他使“各样的树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他也用土造成了野地上各样的走兽。亚当被上帝指派拥有统治其他野兽的权利，同时要“装扮”和“维护”花园。亚当需要工作，不过是很轻松的工作。“天起了凉风”，神圣园丁行走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之间的场景，呈现出随意的氛围。（《创世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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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园是健全生活的原型——可能不是很令人兴奋，却是人们所期许的。古苏美尔人想要得到什么？“财富和财产，丰富的收获，满储的粮仓，畜栏里养着大大小小的牛，在平原上能抓到猎物，在海洋里能够捕获到很多鱼。”[102]不得不说，这份清单是如此重要；但这正是因为它如此容易预知，如此平凡无奇。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尽管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海员，但相对于“像葡萄酒一样深暗”、被他们称作继母的海洋而言，他们更喜欢待在农场和果园。在农场生活的回报是什么？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在《工作与时日》（公元前7世纪）一书中指出，回报是土地与土壤、四季周而复始、连续性和稳定性、播种和收获的密切联系，以及在更具体层面上体现出的，那些来自大自然的赏心悦目的礼物：蝉鸣、酷暑、鲜羊奶、凉风，以及可供人们饭后休息的树荫。赫西奥德的解读大可沿用至今。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或者他在《暴风雨》中提到的“典范生活”是“静谧、公平和长寿”。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朱诺将这种观念重新表达为“荣誉、财富、美好的婚姻；持久的延续和增加”。[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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