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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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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福尔摩斯是在说笑，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但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就像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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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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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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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长远来看，教育仍被视为医治社会弊病之方，但缺少了福尔摩斯的自信——他的天真。寄宿学校？没人再关心它们的存在。“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我们很难想象那些20世纪诞生的侦探人物会像福尔摩斯一样发出这样的感慨，无论是英国小说家多萝西·L.塞耶斯笔下的彼得·温西勋爵，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更不要提美国作家达希尔·哈米特笔下的那些硬汉派侦探了。如果说他们曾为社会提供了什么万能药，那大概会是以一种嘲讽的语气道出的。嘲讽——甚至是讽刺、世故的语调——与浪漫的气质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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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4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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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促生出三种出类拔萃之人：美学家、英雄和圣人。这三种人都有倾向于超越或逾越社会一般准则的行为或追求。这些人通常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即使他们——特别是圣人——具有谦虚和无私的优秀品质。换句话说，美学家、英雄和圣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浪漫地理学》这样一本书中为他们单设一章？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不是关于“群体”以及“群体”的福祉与生存吗？我认为，地理学不仅是空间科学。地理学亦关乎对自然和文化的求索，既涉及对“群体”从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到在人造环境中生存的转变的观察，亦涉及对“个体”从作为生物体到作为文化体的演进的探究。地理学家对这种转变与演进所进行的研究，通常停留在“群体”层面上，并将这些转变归因于非个人化的客观外力的影响。与之不同，我试图引入“个体”这个概念。这些极具个人性的个体的故事，更多地受到内在情感与理想的推动，更倾向于脱离群体之常规，简言之，更加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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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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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其所处的自然和建成环境中的杂乱程度有着不同的审美。热带森林的居民对热带森林以外的环境一无所知，所以也毫无疑问地欣赏其杂乱状态。与之形成对比的沙漠居民，更喜欢简单开放的空间。对于建成环境，北亚文明倾向于简洁，北京的紫禁城就是一个例子。南亚和东南亚文化则崇尚复杂，比如雕塑繁复的吴哥窟。在流线机械美学的影响下，西方的现代高级艺术崇尚简单，或至少是外表上的简单。对美学的追求，使得人类从自然之杂乱渐入文明之简明，从身体之繁重渐入精神之轻盈，从形态模糊的天然状态到形态分明的优雅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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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复杂和简单两者可能被同时欣赏，但它们也标志着一种演进，一种从一端迈向另一端的渴望。这种演进之一，即从来自身体层面的生理需求，演进至来自精神层面的美与文明的追求。美国社会评论家卡米尔·帕格里亚通过比较两尊女性雕塑来解释这种演进：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像（公元前30000年）和娜芙蒂蒂王后像（公元前1350年）。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像是纯粹自然的状态——一个来自地层深处的地球之母女神。帕格里亚对这尊雕像的描述充满辱骂，描写她“只是感受，却不看亦不思考”；她是“失明的，失语的，失聪的，无手臂的，八字脚的……一个被下压的根茎”；她全身“没有直线，只有曲线和圆圈”；她是“无形的，陷在有毒的泥沼中”；她仅是“生命，因此肮脏”。[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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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娜芙蒂蒂王后像，“对天神太阳神的崇拜战胜了对粗糙与可怖的大地之母的崇拜。所有肥胖、松弛、倦怠之形都消失了”。如果说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像只关乎身体，那娜芙蒂蒂王后像则只关乎头脑。她的“面容闪耀着重生的光芒，像是永不落的太阳”。她的脖颈如此细长，像是快要断掉。娜芙蒂蒂王后的姿态向上方昂挺，“像架喷气机般冲入天际……她有着无与伦比的骨头”。她是由石头构建之物，“而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则是土制的椭圆物，一个仿若微颤的水煮蛋的女人。娜芙蒂蒂王后则是一位由数学之美塑造的女性，一位因变得更加坚硬和鲜明而获得崇高品质的女性”。[152]用以形容纤瘦和棱角分明之形的词是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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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一词显然不止限于描述女性的姿态与时尚。这个词也可以被用来描述丹麦家具、格言警句和数学逻辑。当这个词被使用时，就暗示了一种优越性。优雅意味着贵族气质。那些崇尚优雅之人，鄙视松散、无形、杂乱和粘连之态，即那种充斥于拥有“低等秩序”的生活状态，那种属于原始族群或是劳动贫民的状态。但是，这些所谓的拥有“低等秩序”之人，却享受着那些优雅或优越之人所缺失的不受约束的活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一定是这一观点的赞同者。在其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对抗专制的政党领导“老大哥”，除了那些有着笨拙蛮力的粗俗之人。当小说中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低头看到一个充满平凡生活气息的女性，这位被围困住的英雄心头燃起了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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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没有头脑，她只有强壮的胳膊、热情的心肠和多产的肚皮。他心里想她不知生过了多少子女。很可能有十五个。她曾经有过一次像野玫瑰一样鲜花怒放的时候，大概一年左右，接着就突然像受了精的果实一样膨胀起来，越来越硬，越红，越粗，此后她的一生就是洗衣服、擦地板、补袜子、烧饭，这样打扫缝补，先是为子女，后是为孙儿，没完没了，持续不断，整整干了三十年，到了最后，还在歌唱。[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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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以一种屈尊的口吻叙述着，但话语中似乎充满敬畏之情。或许有人会对温斯顿心中的敬畏充满不解。毕竟，他对这位平凡妇女的观察是居高临下的。他“下望”并“看到”了她，但这一动作暗示了两个阶级之间的距离和疏离。是否有可能，虚构人物温斯顿——或者小说的作者乔治·奥威尔——与劳动人民有过更为亲密的近距离接触？奥威尔曾自称为“中产阶级下层分子”，他也是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奥威尔深信，劳动人民的身上有臭味，而仅仅这样的想法“就会让他生病”。然而，奥威尔决定挑战自己的感官极限，离开符合他出身的环境，即那个被清洗得干干净净的、茶杯叮当的世界。一天，他穿上破旧肮脏的衣服，出发去莱姆豪斯。在那里，他鼓起勇气走进一个普通外租公屋的昏暗门廊。租屋门口的广告上写着，这里有适合单身男子的“优质床铺”。进去之后——奥威尔在后来回忆时坦白——像是进入了一个恐怖的地下空间，“好似一个充满老鼠的排水道”。[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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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是否认为，通过进入难民区可以找到解决社会弊病的答案，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认为，通过进入毒窑可以找到破解罪案的方法？甚至是否可以说，奥威尔的行为好似一种世纪末的颓废（fin-de-siècle）美学，即在异域找寻极限感知？[156]显然，奥威尔寻找的美学绝不同于他所鄙视的“柔美诗学”。相反，他所渴求的是活力——那种可以为其无精打采的存在注入动力的，那种可以抵抗社会因过度理性而导致阴柔无力的原始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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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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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指做事大胆，甚至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之人。英雄有多常见？“并不常见”大概是合理答案之一。因为生存本能通常是强大的，除此之外，这也与“群体”的特质密切相关。群体通常是谨慎而保守的，避免使某一个人凸显出来，成为例外。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若我们考虑到个体对获得肯定的渴求，“并非那么稀有”也是个可能的合理回答。在这种情况中，群体生活中的“社会认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与第一种情况中对个体施加的作用有所不同。一个真正的英雄，当然与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完全一致。正如下面的例子所展现的，英雄的行动既可能经过长时间的精心计划，亦可以是凭靠直觉与冲动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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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10日晚，在伊利诺伊州的富尔顿市，十八岁的布拉德利·旺达姆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时，他躺在前排的座位上昏迷不醒，车辆尾部已燃起熊熊大火。当路人比利·乔·麦卡洛赶到车旁边时，火势已蔓延至乘客座位的前部了。麦卡洛费了很大劲、冒着生命危险爬进车里，把旺达姆救了出来。没过多久整个车爆炸起火。虽然麦卡洛受了重伤并被严重烧伤，但他最终恢复了健康。[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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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岁的工人麦卡洛，后来被授予卡内基奖章——一项颁发给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展现无私英雄主义杰出行为的人的荣誉。1977年共颁发了五十六个奖牌，其中有八人是追授。要获得卡内基奖章，该人必须经历失去生命的危险，且不与受害者直接相关，同时也并非从事如警察或救生员一类的职业，因为这类职业的职责即上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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