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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伐吴，霸关东，从（案原文作“從”）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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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从（從）琅邪，起观台”句，本文所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乐祖谋点校本连读作“从（從）琅邪起观台”，然而语义不通，《续汉书·郡国志》梁刘昭注引《越绝书》此文，作：“勾践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6〕可见今本《越绝书》之“从（從）”字应是“徙”字形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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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东汉人赵晔在《吴越春秋》中亦述及此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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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從）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风，飞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勾践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践乃使使号令齐、楚、秦、晋，皆辅周室，血盟而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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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从（從）”字，同样应属“徙”字之讹，由下文“取元常之丧，欲徙葬琅邪”以及“吾前君其不徙乎”句中两处“徙”字，可以更为清楚地证明这一点〔8〕。《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所记越国立都琅邪“凡二百四十年”，蒙文通依据《越绝书》另一篇目《越绝外传记地传》以及《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来考订，应为“都琅邪二百二十四年”〔9〕，所说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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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勾践此举之所以费解，是因为其迁都琅邪的原因，乃是“欲霸中国”〔10〕，或云“尊事周室，行霸琅邪”〔11〕，晋人郭璞乃径谓之曰：“琅邪者，越王勾践入霸中国之所都。”〔12〕琅邪位于今山东半岛东南海岸，淮河迤北地区是越人由陆地北上琅邪的必经通道。依照常理，勾践既然“欲霸中国”，似乎就不应该舍弃淮河北面的土地；而他既然想要北上称霸，那么又为什么不占据淮北而非要别取琅邪？特别是在失去淮北大片疆域之后，越王勾践又何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大举北上、远徙都城于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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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从唐代起，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并进而否定其真实性，说见《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疑即唐贾耽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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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本理（治）会稽，盖因会诸侯于河，权于此观望经旬，不应都于此，《吴越春秋》所说近于诞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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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历史地理学者当中，陈伟亦对此表述过明显的困惑〔15〕。越王勾践徙都琅邪的说法，何以竟会“近于诞谬”，《郡国县道记》文中没有具体叙述，但审度其文句语气，可以看出，除了前面所说此举明显背戾事之常理以外，《吴越春秋》成书偏晚，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乃至《左传》、《国语》等早期文献对此缺乏记载，显然也是一项重要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同样觉得事近“诞谬”，北宋人刘恕在编集《资治通鉴外纪》的时候，竟干脆略而不提勾践迁都一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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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徙都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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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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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把都城迁移到琅邪，虽然未曾见诸司马迁《史记》，但在《汉书·地理志》当中自有明确的记载，谓琅邪其地乃“越王勾践尝治此”〔17〕；又除了前面引述过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和《水经注》诸书之外，今本《竹书纪年》也记述说勾践在灭吴之后不久，即“徙都琅邪”〔18〕，故清康熙、乾隆间人顾栋高尽管同样以为“《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所书，皆怪诞不足信”，但却在综合考虑上述“诸书所载，较若画一”这一情况之后，明确判断说，“当从《吴越春秋》、《越绝》诸书”，以“越徙琅邪为是”〔19〕。今人蒙文通复举述诸多相关史事论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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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非攻中》言：“东方有莒之国，不敬事于大，东则越人来削其壤，西则齐人兼而有之。”莒，小国，在今山东莒县，越与莒为邻，则越必居于山东。是当都于琅邪也。……《孟子·离娄》言越尝伐鲁，《世本》、《说苑·立节》皆言越尝侵齐，《越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言：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战国策·魏策》四云：“缯恃齐以悍（捍）越，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缯。”皆明越人之活动多在北方。惟徙都琅邪，始克灭滕、灭郯、亡缯、削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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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蒙氏以为“诸书所载勾践及其以后越事论之，亦必都于琅邪于理乃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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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史料的可信性角度来看，确实不宜断然否定这样一系列典籍的记载，但琅邪既遥远又偏僻的地理位置，确实还是相当令人费解。如陈梦雷在清康熙年间编著《古今图书集成》时，即以为此事“尚未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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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勾践之徙都琅邪，非暂徙也，观其欲取父元常之丧迁葬琅邪，可知其徙之之意，欲于此传世无穷耳。岂以弹丸之地、不容数十室足以称国，而延其子孙至二百年之久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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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间人凌扬藻后来亦曾揣度说：“勾践必不离江淮吴越而僻治于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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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正是基于同样的疑虑，明万历时人胡应麟曾试图从另一角度来疏释这一问题。尽管胡氏以为，传为沈约附注的今本《竹书纪年》，从总体上看，同样“不足观览”，但他并没有否定勾践徙都琅邪一事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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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竹书纪年》）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邪。按《吴越春秋》文颇与此合，然非齐之琅邪，或吴越间地名有偶同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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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指明具体的地点，但胡应麟的思路却十分清楚，即勾践所迁新都，不在偏远的北方齐鲁滨海地带，而应当是江南吴越之间另一处名为“琅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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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人刘翼明，即依循大致相同的思路，真的在所谓“吴越间”地域之内指实这样一处“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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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读《始皇本纪》，至二十八年刻石琅邪，注引《故吴春秋》云：“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台观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班固作《地理志》，亦宗其说。吁！此不考其本末之过也。……考《吴记》所云琅邪城，在今江宁府金陵乡〔出顾起元《客座赘语》〕。越沼吴而诸城（德勇案：此处文句不通，疑有讹误）以临江北，此与浙江又相近也，非齐琅邪明已。《吴记》不误而引者大谬，此又可笑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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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文中所说《故吴春秋》和《吴记》，都是指唐人张守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当中引述的《吴越春秋》〔25〕。《客座赘语》的作者顾起元系明万历间人，审读此书相关记事可知，顾氏只是将所谓“琅邪城”作为金陵六朝故城之一而简单叙述曰：“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乡。”〔26〕根本没有涉及越王勾践移都的地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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