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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勾践之徙都琅邪，非暂徙也，观其欲取父元常之丧迁葬琅邪，可知其徙之之意，欲于此传世无穷耳。岂以弹丸之地、不容数十室足以称国，而延其子孙至二百年之久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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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间人凌扬藻后来亦曾揣度说：“勾践必不离江淮吴越而僻治于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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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正是基于同样的疑虑，明万历时人胡应麟曾试图从另一角度来疏释这一问题。尽管胡氏以为，传为沈约附注的今本《竹书纪年》，从总体上看，同样“不足观览”，但他并没有否定勾践徙都琅邪一事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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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竹书纪年》）贞定王元年癸酉，于越徙都琅邪。按《吴越春秋》文颇与此合，然非齐之琅邪，或吴越间地名有偶同者。〔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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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指明具体的地点，但胡应麟的思路却十分清楚，即勾践所迁新都，不在偏远的北方齐鲁滨海地带，而应当是江南吴越之间另一处名为“琅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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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人刘翼明，即依循大致相同的思路，真的在所谓“吴越间”地域之内指实这样一处“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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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读《始皇本纪》，至二十八年刻石琅邪，注引《故吴春秋》云：“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台观以望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班固作《地理志》，亦宗其说。吁！此不考其本末之过也。……考《吴记》所云琅邪城，在今江宁府金陵乡〔出顾起元《客座赘语》〕。越沼吴而诸城（德勇案：此处文句不通，疑有讹误）以临江北，此与浙江又相近也，非齐琅邪明已。《吴记》不误而引者大谬，此又可笑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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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文中所说《故吴春秋》和《吴记》，都是指唐人张守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当中引述的《吴越春秋》〔25〕。《客座赘语》的作者顾起元系明万历间人，审读此书相关记事可知，顾氏只是将所谓“琅邪城”作为金陵六朝故城之一而简单叙述曰：“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乡。”〔26〕根本没有涉及越王勾践移都的地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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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处琅邪，是在晋室南迁以后，为安置由北方琅邪国渡江南下的移民而侨置，并袭用其北地旧名，亦称“南琅邪”，相关记载见《宋书·州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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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琅邪，太守。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馀户，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邪相而无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领郡，镇江乘之蒲州金城上，求割丹阳之江乘县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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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寰宇记》亦有记载云：“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寻以江宁为琅邪国，盖袭帝始封之名，在今废江乘县界。”〔28〕晋元帝南下时带到南方的地名，还有长江北岸与此琅邪城隔江相对、后来隶属于赵宋滁州辖境的“琅邪山”，乃“因东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此山”而名之〔29〕，正处于所谓吴头楚尾之间，或许也可以勉强算作胡应麟所说“吴越间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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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钱穆曾大胆臆测说：“滁之琅邪，安见必迟起自东晋时乎？”〔30〕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提出任何佐证，因此，绝不能用这些明显晚出而且直接源自北方琅邪故地的地名，来比定战国越都琅邪的位置。退一步讲，即使江南的琅邪在当地确有更早的渊源，这里远离海岸，也不符合《吴越春秋》中勾践在琅邪起观台“以望东海”的记载。在这一点上，张守节引述《吴越春秋》对秦始皇所至琅邪的注释，并没有什么疏误，其不考本末而大谬不然者，恰恰正是刘翼明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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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翼明否定勾践所徙琅邪在齐鲁滨海地带，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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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纪元考》，越勾践元年，为周敬王二十五年丙午，其二十五年，则周元王五年庚午。前一年己巳，越灭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而还，时姜齐平公之九年也，田恒为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齐未尝失而越未尝取，讵得云徙都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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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说“田恒”，《史记》避汉文帝讳书作“田常”，其分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地自为封邑事，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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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即位，田常为相。……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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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也曾就此指出，当勾践徙都琅邪之时，“田常尚在，其势方盛”〔33〕，故勾践何以能轻而易举地入居琅邪，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回避、似乎也很不容易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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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钱林书虽然力主勾践徙都琅邪，却未能对此做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明，他一方面推测说，田恒（田常）能够以琅邪为封地，应该是在此稍前黄池之会时，吴国因受到越国的进攻而无暇北顾，齐国利用这一时机，把疆土扩展至琅邪一带；同时，钱氏又猜想琅邪改归越国所有，应该是在勾践灭吴后“诸侯毕贺，号称霸王”的时候〔34〕。这样的解释，既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作支撑，又很难解释勾践既然要进攻齐国的琅邪，何以又会先行舍弃毗邻齐国的宋、鲁故地？同时也还很难解释，既然包括齐国在内的中原诸侯刚刚拥戴越国成为霸主，越王勾践如此毫无缘由地侵夺齐国的土地，又何以能够收服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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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战国秦汉间行文之通例，可知似此某一属地“至某地”云云，本不必一定要将其所“至”之处包括在内。譬如，《史记》记述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之初的疆域，谓之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35〕东面的大海，固然不属秦王朝的疆域，朝鲜也不在天下三十六郡范围之内，还是秦朝东面的邻邦，“属辽东外徼”〔36〕；而秦王朝之南界，当时只是抵达南岭一线，所谓“南至北向户”云云，意即邻接与中原建筑形式判然有别的岭南“北向户”地区，但还没有将这一区域囊括在版图之内〔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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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是使用“至”字，即便是讲述某国“有某地”，有的时候也只是就其边界所抵达的界限而言，同样未必具有这一地点系隶属于某国的涵义。如《战国策》载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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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南有太山（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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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鲍彪和元人吴师道以为苏秦所说琅邪、清河、渤海都是郡邑的名称，但《战国策》下文总括太山（泰山）、琅邪、清河、渤海四地，云“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鲍彪释此“四塞之国”乃“四方皆有险固”之义〔38〕，清人张琦即从鲍氏这一看法入手，另行做出阐释说：“下文云四塞之国，则泰山、琅邪、清河、渤海，皆以山川形势言，鲍以郡邑当之，非也。琅邪山在今青州府诸城县东南百四十里，海自登、莱以西，皆谓之渤海，齐北境也。”〔39〕张琦意即苏秦所说齐国“东有琅邪”，只是表述齐国东境抵达琅邪山前，与其南境抵达泰山脚下、西境抵达黄河岸边、北境抵达渤海之滨，是一模一样的用法。案琅邪其地本以琅邪山得名〔40〕，而苏秦谓齐国“即有军役”，亦“未尝倍太山（泰山）、绝清河、涉渤海”，就是讲齐军即使作战，亦无须翻越泰山、横渡黄河（清河）以及出动舟师远航于渤海之外，这正说明泰山、清河（黄河）与渤海本来都在齐国边界线以外，故张琦所说应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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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文献所记琅邪山，似乎只是密迩海滨的一座峰峦〔42〕，但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苏秦所说的情况来看，春秋战国时的琅邪山，很可能有广、狭两重含义，狭义即如后世所说，而广义的琅邪山似乎应当是指今琅邪滨海地带西侧的五莲山。这是一条与海岸大致平行的东北—西南向山脉，其西北一侧为山东半岛中部的胶莱平原，东南一侧亦有一狭长滨海平原，这正是勾践迁都之古琅邪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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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点，便很容易理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述田恒（田常）的封地东至琅邪，完全有可能与苏秦所说齐国“东有琅邪”一样，只是讲田氏的封地东与琅邪山西北山麓接界而已。齐桓公时管子谓齐国之四至，系“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43〕；至鲁昭公二十年亦即齐景公二十六年，晏子举述齐国东西两侧的疆界，复有“聊、摄以东，姑、尤以西”的说法〔44〕。钱林书早已就此记载，释以今地，指出齐桓公时之齐国境界，东不过今山东半岛西部的弥河，到齐景公时，亦未越过今山东半岛中部的大沽河、小沽河一线，而齐之南疆在春秋时一直维持在泰山、穆陵关（今沂水县北）一线〔45〕，存世齐长城遗迹，与之正大致相符，而琅邪地区乃在城垣之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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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自春秋以来，一直到战国中期的齐宣王时代，齐国的东南疆界，始终是在琅邪山以西、以北地区，故田恒的封地自然限止于琅邪山以西，琅邪地区在当时应该为《禹贡》青州之“莱夷”、“禺夷”一类夷人所占据，其归属问题，对越王勾践北迁都城于此地，实际上并不构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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