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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即得平吴……于是度兵徐州，致贡周室，元王以之中兴，号为州伯，以为专勾践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时越行伯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中邦侵伐，因斯衰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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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解释说，浮陵殆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谓淮上地〔53〕，开阳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说清沂州府治北十五里之开阳故城，与临沂一样濒临沂水，即属所谓泗东之地，故钱氏以为上述记载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文字“大体相合”〔54〕。《楚世家》和《越绝书》的记载愈加清楚证明，勾践灭掉吴国以后随即放弃江、淮以北的土地，乃是既不能回避、更根本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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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乾以降的学者，治学以实事求是为标的，对待古史疑案，自然不会再像唐朝人一样不假思索，也不会像明朝人一样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但由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往往稍一深入思考，便会陷入难以开释的困惑之中，以致无法做出合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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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提出的看法，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虽然如前所述，顾栋高在此书中曾明确表示“当从《吴越春秋》、《越绝》诸书”，以“越徙琅邪为是”，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根本无法理解《史记》当中勾践灭吴后弃江、淮以北不守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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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春秋时琅邪，为今山东沂州府，其所属日照，向系海曲，为沿海要地，疑所谓观台望东海，即于此。……余考越徙都琅邪事，不见于《左传》，《国语》亦无之。《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所书，皆怪诞不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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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史记》云越灭吴，弃江、淮以北，征之《左传》，他事多不合。据《传》文，哀公二十二年越灭吴，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之盟于平阳。后哀公尝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公又尝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见于《孟子》。武城今沂州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费，与琅邪之说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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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越既灭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徐州本薛地，今为兖州府滕县〕，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鲁山东诸侯之侵界，岂其弃江、淮不事？且既弃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来、及出兵侵鲁，岂反假道于楚耶？又范蠡既雪会稽之耻，变姓名寓于陶，陶为今曹州府曹县，盖先时吴屡伐齐、鲁，沂、曹之边地，吴盖略而有之。哀八年吴尝伐鲁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于吴竟（境），拘鄫人之沤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遂道之以伐武城。观此，则沂州之地久已为吴之错壤，越灭吴，因有其地，则其迁都琅邪，盖尽吴之境，与北方诸侯争衡，岂有反弃江、淮之地以资勍敌之楚耶？且即如《史记》所云，越自勾践以后五世至无疆（德勇案“疆”应正作“彊”），中间尝欲伐齐，齐旧与吴接境，与越之故土远隔江、淮，若勾践弃江、淮以北，则其后世必不能复拓有吴境，与齐远不相及，无缘有伐齐之事，则《史记》之自相矛盾更较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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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由谓史迁（德勇案指司马迁）浅陋不学，疏略而轻信，而于地里尤疏舛，余既据其说作《越封疆论》，复附识他书所见于此，以俟后之博学者考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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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顾氏略微迟晚，梁玉绳撰著《史记志疑》，对《史记》相关记载，同样感到困惑不解，于是只好姑且照抄《春秋大事表》上述内容，以存疑待考〔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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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栋高无从措手解决这一难题，只好转而怪罪司马迁记事彼此抵牾，怀疑太史公笔下留有舛误，但他也清楚知道，讲这样的话，底气实在很不充足，于是，又拉来宋朝名人苏辙（子由），为自己撑腰。苏辙虽然曾经使用十分严苛的词语，斥责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但他本人改弦易辙所撰《古史》，于越王勾践灭吴后之举措，却是“因迁之旧”，直接采录《史记》的记载，谓“越乃以淮北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57〕。因此，在这一具体问题上，苏子由并不能给顾氏提供实际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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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顾栋高毕竟是一位富有学识而又治学审慎的学者，并没有率尔自信其是，他老老实实地写下对这一问题的迷茫感觉，不过是留待“后之博学者”对其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已。令人遗憾的是，顾氏身后的清朝学者，并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对此加以剖析，直至民国时期，钱穆在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当中，因考述《孟子》所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一事之缘起，涉及越国都邑所在问题，于书中专门写有《越徙琅邪考》一节，始尝试澄清顾栋高提出的疑问。不过，由于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证据，钱穆所论，颇嫌枝蔓，且无法切中主题，其直接针对顾栋高所疑惑的问题，实际上只写有以下一段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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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能正江淮北者，张守节《正义》谓，江淮北谓广陵县徐泗等州，此说似较谛。考春秋吴与楚争，其出兵常在今安徽境，而吴之北争中原，则或由邗沟，或遵海道，皆不经安徽。越人乃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而无意于西向与楚角逐。故《楚世家》谓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当指吴楚角逐之旧战场言。《越世家》谓越灭吴而横行于江淮东，则指吴齐争衡之新路线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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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或“旧战场”或“新路线”的说法，乍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却是疲弱无力。勾践北上争霸，固然未必需要与楚人角逐于今安徽境域，但他要想“袭吴北争中原之故道”以北上，无论如何，总要通过淮河北岸地区，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谓勾践“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实际上是说勾践或与楚，或与宋，或与鲁，总之完全放弃了淮河北岸的所有土地而退居于江、淮以南的吴越故地，楚、宋、鲁诸国在淮河北岸的疆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特别是《越绝书》所记临沂和开阳，已经东至沂水两岸，所谓“吴北争中原之故道”，哪里还剩有隙地可以通行？钱穆这段论述，依然未能破解越王勾践有意并且确已北上争雄、同时复又自我切断北进路径的怪诞举措，而后来的学者更没有人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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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十分复杂，只是古往今来研究勾践徙都琅邪问题的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韩非子》当中一段至关重要的记载，至少还没有能够领会它的史料价值。《韩非子》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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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已胜吴，又索卒于荆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王怒，将击之，大夫种曰：“不可。吾豪士尽，大甲伤，我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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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可知，勾践虽然在多年卧薪尝胆之后，如愿灭掉吴国，但正如俗语所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持续三年之久的灭吴战役，也使越国的国力大受耗损，这同吴国因连年北上中原争长而致使“士民疲弊，轻锐尽死于齐、晋”，并最终招致覆灭的情形〔60〕，差相仿佛，而强大的楚国正眈眈虎视其后，勾践若是应对不当，稍有差池，说不定就会重蹈夫差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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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灭吴前后，越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前后连环相扣的两组螳螂捕蝉关系。在灭吴之前，吴国是螳螂，北方齐、晋诸国是它眼前待捕的蝉，越国乃是窥伺于其后的黄雀。其实坐观吴人加兵于齐、晋，承其疲弊以灭吴，这正是大夫逢同为勾践精心设计的灭吴方略〔61〕。当勾践发兵灭吴之际，吴国转而成为越王勾践口中的蝉，而楚国则随之变作盘旋于勾践这只螳螂头上的黄雀。辉煌的胜利之下，正潜藏着致命的危机。妥善应对这一局面，是对越王勾践政治谋略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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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早在即位伊始被吴王夫差围困于会稽的时候，勾践尝喟然感叹曰：“吾终于此乎？”大夫种对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62〕待勾践脱离险境，重建都城宫阙的时候，范蠡亦有言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国，古公营城周雒，威折万里，德致八极，岂直欲破强敌、收邻国乎？”范蠡复云：“昔公刘去邰而德彰于夏，亶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63〕越王君臣间这段对话，清楚透露出勾践随后卧薪尝胆二十馀年，其志向绝不仅仅在于洗雪会稽之耻，而像商汤帝、周文王诸人一样称王称霸于整个中国，才是他更为深远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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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灭吴之役使其大伤元气，自身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勾践却不愿轻易放弃刚刚取得的强盛声势，消极退缩躲避，示人以弱，而是拿出乘胜进击的架势，索求士卒于楚以攻晋，试图慑服楚、晋诸国。不幸的是，楚国臣僚左史倚相看穿了他这一虚张声势的障眼伎俩，结果楚王不仅没有派兵协助勾践伐晋，反而趁机横刀相向，强行分取一杯肉羹，逼迫勾践不得不割让出大片刚刚到手的吴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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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韩非子》文中所说“露山之阴五百里”的地界，现在还不易确指〔64〕，不过显而易见，这应当就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说勾践分给楚国的“淮上地”。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传文《缪和》述及同事，云大夫重（种）劝越王勾践曰：“请与之分于吴地，遂为之封于南巢，至于北蕲，南北七百里”，张政烺释云：“巢，今安徽省巢县。蕲，今安徽省宿县。皆楚邑。”〔65〕这两个地点，都已经处在宋国正南方上，可以补充《越绝书》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并进一步说明楚国夺走淮上之地，不仅大幅度削减了越国刚刚扩展出来的疆域，更为重要的是楚、宋、鲁诸国东西并列，极大遏阻了越国从江南北上争霸的通道，然而，勾践在大胜之下，却不肯断然放弃多年追求的盟主地位。春秋战国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年代，越王勾践又拥有范蠡、大夫种、逢同这样一批既有远大眼光、又有高超手腕的谋臣，实力有所局限，无法强行攫取，就要济以谋略，姑且施展怀柔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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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谈到，宋人苏辙所著《古史》，在记述越王勾践灭吴后的举措时，只是按照原样转录《史记·勾践世家》的内容，谓越国将淮河北岸的吴国旧壤分别给与楚、宋、鲁诸国，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苏氏对史籍中那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做出了合理的分析，而是他对这些互不兼容的史料，竟采取置之不理的办法，对勾践的攻守方略，做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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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既克夫差，虽号伯王，而实敛兵自守，无大征伐，分吴故土，以界楚、宋、鲁，遂以保国传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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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处理方法，从本质上来说，与前述唐朝人李吉甫以及明万历《绍兴府志》的编纂者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二者一个是对越王舍弃淮北土地后在北方的种种争霸行为视而不见，另一个则是对勾践灭吴后弃而不守淮河北岸夫差故土的史实置若罔闻，都没有顾及与自己看法相抵牾的基本史实，盖宋明时期大多数人的治学方式普遍粗疏如此，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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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顾栋高举述的种种史事，尤其是国都北迁琅邪一事，可知勾践绝没有施行苏辙所云“敛兵自守”的国策，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既征且伐。通观相关历史活动的前后演变脉络，可以看到，越王勾践在“以淮上地与楚”的同时，“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实在是一项充溢政治智慧的高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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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齐桓公的霸业衰落之后，春秋时代历史的主轴，便是晋、楚争霸，故童书业尝谓“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晋、楚两国之间，此强彼弱，叠为雄长，持续多年之后，双方都被内忧外患所缠绕，逐渐显现疲态。逮至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国执政向戎伺机居间调节，促请两国召集齐、秦以下诸侯，盟会于宋，相约弥兵休战，而秦、齐两大国虽与会而不与盟，其馀列国诸侯同时尊奉晋、楚两国共为霸主〔67〕，这两个大国南北并峙，也就成为春秋后期政治地理格局最突出的轮廓特征。迄至春秋末年，晋、楚两国的势力愈显式微，齐国试图重作霸主，却没有能够得逞，一时中原无霸，从表面上看，似乎重又回归于春秋初年的形势〔68〕，实际上则正酝酿着更为波澜壮阔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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