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427570
1705427571
与王国维的看法不同，钱穆在所撰《先秦诸子系年》中通过比对《吴越春秋》与《左传》两书的相关记载发现，由于越王勾践三年，值鲁哀公元年，亦即勾践之元年早于鲁哀公元年两年，而《吴越春秋》往往会将鲁哀公若干年的史事错系为勾践若干年，这样一来，《吴越春秋》所记年代，往往就要早于其实际发生时间两年，而书中所记勾践灭吴以后的历史活动，还存在着比这更为复杂的年代错位：
1705427572
1705427573
《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七年又如越，而卒。《吴越春秋》系哀公奔越事于勾践之二十四年，是又误以鲁哀年为勾践年也。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下文又云：“二十七年冬，勾践卒。”例推亦当隔五年，则仍是三十二年卒矣。〔104〕
1705427574
1705427575
这段话表述得不够清楚，需要适当加以说明。
1705427576
1705427577
依上文所说，假如仅仅是“误以鲁哀年为勾践年”，那么，《吴越春秋》的记载只会比实际提早两年，而不会“前后相差五年”。如同钱穆所述，《左传》记载鲁哀公如越，前后相继有两次，一次是在哀公二十四年，一次是在哀公二十七年。其哀公二十四年下记曰：
1705427578
1705427579
二十四年夏四月，……闰月，公如越，得大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氏使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乃止。……六月，公至自越。〔105〕
1705427580
1705427581
而后者纪事为：
1705427582
1705427583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106〕
1705427584
1705427585
又《史记·鲁周公世家》记同事较《左传》稍详：
1705427586
1705427587
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107〕
1705427588
1705427589
《吴越春秋》在勾践二十四年灭吴后记哀公如越之行事，乃云：
1705427590
1705427591
时哀公患三桓，欲因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难。哀公奔陉，三桓攻哀公，公奔卫，又奔越。鲁国空虚，国人悲之，来迎哀公，与之俱归。〔108〕
1705427592
1705427593
参互对比，可知《吴越春秋》应是先将哀公二十七年如越事误视为哀公二十四年事，复又“误以鲁哀年为勾践年”，从而错系于勾践二十四年之下。因哀公二十七年本来值勾践二十九年，这样被《吴越春秋》错记作勾践二十四年之后，“其事遂前后相差五年”。
1705427594
1705427595
钱穆在文中没有清楚讲述的另外一个重要看法，是他认为《吴越春秋》在此勾践二十四年以后的一些记事，都有可能受这一时间坐标点错位的牵连而“前后相差五年”，上文所述勾践卒年，就是一个例证。亦即本此系年讹误之通例，钱氏对徙都琅邪一事做有如下阐释：
1705427596
1705427597
（《吴越春秋》）又叙越起琅邪观台于勾践之二十五年，考今本《纪年》越徙琅邪在晋出公七年，即鲁哀公卒岁。而翌年越在琅邪大起观台，亦适合。〔109〕
1705427598
1705427599
钱穆认为，《吴越春秋》所记勾践二十五年兴造琅邪台的记载，很不合乎情理，盖“越灭吴在勾践二十四年，其明年，决不急遽北迁”〔110〕。在钱氏看来，应当在《吴越春秋》所记勾践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叠加上五年的错位，来作为“越在琅邪大起观台”的年头。这一年为越王勾践三十年，亦即周贞定王二年。至于勾践徙都琅邪的具体年代，钱穆以为理应信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之周贞定王元年，亦即勾践二十九年。这样，头一年迁都，第二年大兴土木，建造望海观台，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
1705427600
1705427601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钱穆为了使这一解释更为顺畅，有意原封不动地引述《吴越春秋》明显错讹的文字，将“徙琅邪，起观台”书作“从（從）琅邪起观台”，这样一来，《吴越春秋》在所谓“勾践二十五年”下有关新都的记载，就只剩有徙都后在琅邪建造观台一事（实属勾践三十年），而看不到迁移都城的确切时间。其实“从（從）琅邪起观台”这句话完全不通，将“从（從）”订正为“徙”字，并不会妨碍钱氏上述观点。盖迁徙都城，工程浩大，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很可能在勾践二十九年启动之后，到第二年亦即勾践三十年才最终完成。再说按照钱穆的看法，勾践迁都与建造观台，不过是转年前后相继的事情，《吴越春秋》牵连书之于一处，也完全合乎情理。
1705427602
1705427603
通观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勾践徙都琅邪时间这一问题上，钱穆所持周贞定王元年之说，显然最为可信，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来的研究者却大多疏忽未能注意到钱氏所做考订，故或如前述杨宽等简单袭用王先谦胡乱折中调和的荒唐说法；或如陈桥驿虽然承认今本《竹书纪年》周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的记载“是可靠的”〔111〕，却只是简单采信《吴越春秋》所谓“勾践二十五年”的记载，谓勾践二十四年灭吴后，随即“于次年迁都琅邪”〔112〕。另外，蒙文通则根本不理会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并同钱穆一样，也对《吴越春秋》“从（從）琅邪起观台”的文字讹误遵而不改，仅据此判定所谓勾践二十五年时越人已经徙都琅邪，从而“姑定徙都之年为勾践之二十四年”〔113〕，亦即越人灭吴之当年。钱林书后来研究越国迁都琅邪问题，对此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114〕。虽有个别学者如童书业认同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但也只是说“此说自有所据，或本于古本《竹书纪年》”〔115〕，既没有顾及《吴越春秋》的记载，也没有就钱氏《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订有所表述，显然同样没有深入探究这一问题。凡此种种，均说明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钱穆的观点。
1705427604
1705427605
鲁哀公二十五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七年），卫出公在诸卿大夫的逼迫下，仓惶出逃，幸臣拳弥谓晋、齐、鲁诸地均不宜前往，同时劝诱出公曰：“请适城鉏，以勾越，越有君。”出公即如其所言，经此城鉏而出奔于宋国。晋人杜预注释云，城鉏乃“近宋邑”，而拳弥谓可因城鉏以“勾越”，则是因为“越新得诸侯”亦即刚刚成为中原盟主，而“宋南近越”，得以“转相钩牵”，入越请求勾践出兵扶助，恢复其国君的地位。后来卫出公果然派人“如越请师”，勾践亦于次年应邀发兵，打算护送出公返回卫国〔116〕。案此事发生在越王勾践灭吴三年之后，亦在《吴越春秋》所说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两年之后，卫侯为获取越国庇护而南逃至宋，足以确切证明越国都城尚未北迁。又《左传》载同年鲁哀公自越归国，“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杜预谓五梧乃“鲁南鄙地”〔117〕，这可以进一步印证此时越都仍在江南故地，而钱穆谓越都迁徙于继此之后的鲁哀公二十七年（亦即越王勾践二十九年、周贞定王元年），恰恰与之合若符节。
1705427606
1705427607
与此相对应，如前所述，顾栋高尝谓“（鲁哀公）二十七年越使后庸来正邾、鲁之界，公与之盟于平阳。后哀公尝欲以越伐鲁而去季氏，公又尝如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见于《孟子》。武城今沂州费县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费，与琅邪之说相合”，即谓若非都城北移至琅邪，由于南北相去悬远，上述诸事当无以生成。钱穆根据他考定的勾践迁都时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些事件恰好都发生在越都北徙之后〔118〕。由此可见，勾践徙都琅邪的时间，理应以钱穆所说为是。
1705427608
1705427609
1705427610
1705427611
1705427613
旧史舆地文录 四、琅邪位置祛疑
1705427614
1705427615
钱穆虽然非常精辟地考订出越国都城北迁的时间，但在新都的具体地点上，却提出了一个恐怕很难成立的观点。关于越都琅邪的位置，本来并不存在多大问题。前面第一节已经谈到，《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述了琅邪所在的具体地点，乃谓汉琅邪郡琅邪县，“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119〕，王先谦云《越绝书》勾践徙琅邪、起观台之“观台”，即此“馆台”，盖《汉书》当中本“观、馆字通”〔120〕。《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表明西汉琅邪县城很可能是沿用勾践故都的城址。惟《水经·潍水注》记云琅邪城“即秦皇之所筑也”〔121〕，疑乃秦始皇时在越国旧都的基础上又有较大规模改建。至明初，在此设置夏河千户所，山东文物部门在城址文化层内采集有东周时期以来的遗物〔122〕，与文献记载恰相契合。
1705427616
1705427617
《山海经》记载有“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西晋人郭璞谓“今琅邪在海边有山嶣峣特起，状如高台，此即琅邪台也”〔123〕。晋人伏滔所撰《地记》，云此古琅邪台在“琅邪城东南十里”〔124〕；唐开元时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亦曰：“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邪，故曰琅邪台。”〔125〕此前李泰于贞观时撰《括地志》，谓此琅邪台在“密州诸城县东南百七十里”，乃“越王勾践观台也，台西北十里有琅邪故城”〔126〕。又与司马贞差相同时的张守节，同样认为这里就是当年“勾践起台处”〔127〕。据此可知，勾践徙都后所建“观台”，位于琅邪城东南约十里左右的海畔山岩之上。清人郝懿行综合分析上述记载，得出结论说：“是地本有台，勾践特更筑之耳。故《史记索隐》云是山形如台也，斯言得之。”〔128〕
1705427618
1705427619
至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在“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之后，又“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此秦始皇所作琅邪台，伏滔《地记》谓“台亦孤山也，然高显出于众山之上。高（广？）五里，下周二十馀里，山上累石为台，石形如砖，长八尺，广四尺，厚尺半，三级而上，级高三丈，上级平敞二百馀步，刊石立碑，纪秦功德”〔129〕；北魏郦道元亦有类似描述说，秦人系“作层台”于山上，“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馀步，广五里，刊石立碑，纪秦功德”，该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馀，傍滨巨海”，而“台上有神渊，渊至灵焉”〔130〕。案秦始皇此台应当是在勾践观台的基础上加以增筑，元人胡三省即谓秦始皇所作系“因越之旧也”〔131〕，清人陈寿祺亦云“《史记》于始皇登琅邪下复言作琅邪台，是秦再作之矣”〔132〕，至少这两座台的位置不会有大的移改，故后世注疏家都是连贯并言二事〔133〕。阮元在乾隆末年记其形制云：“东、南、西三面环海，迤北为登台沙道。”〔134〕现有遗址在今山东胶南市琅邪镇台洞头村西，山东文物部门谓“遗址状如小丘，位于琅邪山顶部，……高10馀米，东西长73米，南北宽34米，夯筑，……夯土中夹杂有砖瓦。地表亦散布有大量砖瓦。采集有‘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板瓦残片等”〔135〕。
[
上一页 ]
[ :1.7054275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