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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和《汉书》有关此事的记载，有一处细微的差别，这就是《史记》记为“秦东门”，而《汉书》则记作“东门阙”，看似无关紧要，其实很值得探究。清人赵一清认为应当以《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准，《汉书·地理志》缀加“阙”字，不足采信〔188〕，而杨守敬对此却另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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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释》二汉《东海庙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则《史记》本有“阙”字，故《汉志》因之，亦作“东门阙”〔《寰宇记》同〕。今本《史记》但作东门，乃传抄脱“阙”字。……又《后汉书·刘永传》注、《通典》作“东阙门”，虽误倒，然亦本有“阙”字之证，赵氏失考。〔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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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信而有据，足以订补今本《史记》脱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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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是设在大门前面起标志或导引作用的一种建筑，秦汉时期已经普遍用于宫殿、衙署、祠庙、宅邸、关隘、陵墓等建筑物门前；特别是宫室建筑，《史记》记述秦孝公兴建咸阳城事云：“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190〕若此寥寥数语，还特别提到“冀阙”，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赵一清虽然认为《汉书·地理志》“东门阙”的记载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之“东门”正确，同时却又说道：“秦始皇立石海上，状如宫门之阙也。”〔191〕尽管其自相矛盾，令人困惑，而且这种说法也并不准确，但我们却可以循此思路，去揭示所谓秦“东门阙”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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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设在大门前面左右两侧的建筑物，阙一定要成双配对，而不会单独建造（后世有僭越礼制，在民家宅院里面仿造单只阙型建筑者，这已不是正常的做法），即如东汉时人刘熙所云：“阙，阙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192〕崔豹《古今注》亦释之曰：“阙，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193〕从这一角度考虑，一定还会另有一座石碑与朐县海边这块碑石相匹配，而赣榆的“秦始皇碑”，在北面大约一百里外的海岸上，正与之处于大致同一条南北直线上，遥遥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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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秦东门阙”，也就是秦王朝东大门的阙，而两块相距百里的石碑，规模大小，与之未免太不相称。朐县一侧石碑的高度，虽然没有留下记录，赣榆的秦始皇碑“长一丈八尺”却有清楚记载，其高尚不及琅邪刻石〔194〕，不用说作为大一统秦朝国门之阙，就是与西汉未央宫北阙、东阙“三十丈”的高度以及建章宫东侧凤阙“二十馀丈”的高度相比〔195〕，也实在是微不足道〔196〕，以秦始皇之雄才大略，似乎不应如此不识高低。况且在礼仪制度上，阙本来具有重大象征作用，即班固所云“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197〕。汉初萧何为刘邦营建未央宫，刚刚建成东阙、北阙、前殿等部分设施，高祖即因“宫阙壮甚”而震怒，萧何乃以“非壮丽无以重威”作答〔198〕，就其东阙、北阙而言，便是基于阙的这一礼制功能。明乎此，则愈可知“秦东门阙”绝不应该仅仅局促为此等丈八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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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在引述《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朐县海滨立石的记载时，特地抄录了很长一段在此之前的纪事，这些史事，是秦始皇立石东海的重要背景。同样值得注意的背景事件，还有在这之前的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199〕。综合分析秦始皇以信宫作为象征天极的极庙并专门铺筑联通郦山和云阳甘泉前殿的道路、修建连结九原与云阳的直道、在渭河南岸丰镐旧京故地营建朝宫前殿（阿房宫）、朝宫前殿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以及“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等等这一连串举措，可以看出，在这些重大举止的背后，应该潜藏着秦始皇贯通天地古今的宏大宇宙观念，即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为基本出发点，将其宫室乃至整个大地上的设置与天上的星相对应起来，并设置沟通天地之间乃至阴阳两界的枢纽和途径；同时，将整个山河大地都看作是其宫室的延展，其北修直道直通九原与南建阁道直抵南山，可以看作是以都城宫室为核心做出的南北轴线性标志；而将都城中最核心的建筑朝宫前殿，选定在渭河南岸的西周丰镐故地，则正可以借助周天子“帝王之都”这一历史因缘，增重其作为天下千古一帝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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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背景，便不难发现，朐县和赣榆两石碑之间的中线，差不多东西直对咸阳，所以，秦始皇竖立这样的标志，应当与秦始皇自朝宫前殿修建阁道直抵南山并“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一样，是为秦王朝标识出一条直通朝宫的东西轴线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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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应该是选取咸阳新修朝宫南面所面对的终南山某两个左右并峙的山峰，采用某种方式加以标识，以标明秦朝是借用这两座山峰作为朝宫之南阙〔200〕，这与夏禹当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的做法〔201〕，略有几分相似。秦廷当时采用的具体方式，虽然现已不得而知，但这种以山为阙并加以标识的做法，却可以启发我们，尝试从这一思路去认识秦东海双碑的具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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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稚子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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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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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豹《古今注》记述阙身形制云：“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焉。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202〕今所见相关文物，基本上可以证实这一点，只是阙身上的图形，不仅限于绘画，雕刻图像也很普遍。除了或绘或雕的图形之外，有一些阙，还会在阙身石面上镌刻铭文，用以标识该阙属性，铭文内容有繁有简，其简者不过“记名目而已”〔203〕。如东汉时期著名的嵩山少室庙西阙，有横额题“少室神道之阙”六字〔204〕。墓阙中亦常以类似的简略铭文，标明墓阙所属。如欧阳修《集古录》著录有两种东汉人墓阙铭文，一作“永乐少府贾君阙”，一作“洛阳令王君阙”〔205〕；又如东汉王稚子阙，左右双阙俱存，一作“汉故兖州刺史洛阳令王君稚子之阙”，一作“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稚子阙”〔206〕。柯昌泗以为阙身上这种铭文，本来就是由建筑物外一种名为“桓表”的标识性附属设施衍生而来〔207〕，从而我们愈加有理由推测，在朐县和赣榆两县东海岸边倚山而立的这一组秦朝石碑的实际作用，应当与阙身上这种用来标识属性的石刻铭文相当，即以之标识碑身背后倚靠的山头才是真正的“秦东门阙”，而这两座石碑只是相当于嵌在这组天然门阙上的铭文而已〔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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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推测，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却可以找到类似的实例。战国时燕昭王曾建碣石宫以处邹（騶）衍〔209〕，《史记》记载始皇三十二年，嬴政东巡至碣石，使燕人卢生访求羡门、高誓两位仙人，并撰述铭文，命镌刻于“碣石门”之石〔210〕，此“碣石”理应在燕碣石宫旧地。近年在辽宁绥中渤海海滨发掘到秦汉行宫故址，当即战国以来的碣石宫遗存〔211〕。该遗址平面布局座北面南，朝向辽东湾水面，海中今有一高达24米的海蚀柱特立水上，即呈所谓“碣石”状，据杨鸿勋走访勘察，知在此“碣石”西侧，曾另有一同样的“碣石”，因水蚀雷击等原因而崩塌，今仅存残基于海平面上。两碣石东西相对，所构成的天然门阙，即所谓“碣石门”者，正直对碣石宫遗址的中轴线，而且在海底还铺设有石甬道，连接此“碣石门”与碣石宫门。虽然杨鸿勋径称之为秦之“国门”或“东门”恐怕并不准确〔212〕，但这种利用海中石柱作宫室门阙的形式，恰好可以印证上文所述秦始皇将海滨山丘标示为大秦王朝之“东门阙”的合理性。后世亦颇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如南朝刘宋时人山谦之撰《丹阳记》，记东晋元帝“大兴中，议者皆言汉司徒义兴许彧墓二阙高壮，可使施之，王茂弘弗欲。后陪乘出宣阳门，南望牛头山两峰，即曰：‘此天阙也，岂烦改作？’帝从之”〔213〕，这与秦始皇“表南山之巅以为阙”正出自同一思路。又唐人称洛阳城外龙门的山势为“双阙”，也是因为它“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焉”〔214〕。诸如此类的观念，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秦始皇在东海岸边竖立碑石以“表”山为阙的举措〔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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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组秦“东门阙”，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从实物知见较多的后代墓阙来看，同一组阙，左右两侧的铭文，有的不同，有的相同〔216〕，我推测此秦“东门阙”铭文左右两侧相同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字数应当相等，即朐县一侧的石碑，应当同赣榆的“秦始皇碑”一样，也是“一行十二字”。这是因为“十二”是秦始皇所信奉的神圣数字，具有象征天地六合的意义，统一六国后许多举措，都遵用这一数字或是它的倍数，如兼并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东巡各地所刻颂词遣辞用韵，都是以十二为基数；所造阳陵虎符，文曰：“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阳陵。”等等〔217〕。秦人宫室布局，尊崇东方，咸阳城的方位取向，是座西朝东，东门最为重要〔218〕，这一组“东门阙”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所以，理应对称使用“十二”这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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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秦始皇选定的这组“东门阙”，不仅直对秦都咸阳，而且，审视中国版图，可以看到，此“东门阙”正处于海州湾凹入大陆最深的地方，由此向南北两侧的苏北海岸和山东半岛东南海岸，正犹如从这里向左右两侧张开的巨大门扇。入此门户踏上秦王朝大地，循东西轴线径直西行，又有函谷关迎面而立。函谷关是朝廷所设天下第一雄关，用于锁钥关中这一根本重地，但函谷关以西，并没有马上进入关中盆地，还要经过很长一段谷道，西至华山脚下黄河由北向东转折之处，亦即后来设置潼关的地方以后，地势才豁然开朗，真正进入关中渭河谷地，因而《三辅黄图》记述说秦始皇尚且另行“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219〕，贾谊《过秦论》亦有秦始皇“斩（案刘宋徐广谓“斩”一作“践”）华为城，因河为津”的说法〔220〕，北宋宋敏求尝就《三辅黄图》所说“表河以为秦东门”事做有疏释云：“故贾谊《过秦论》云‘践华以为城’，又班孟坚《西都赋》曰‘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221〕《史记·秦本纪》记“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222〕，所说“河山”就应当是指黄河与华山之间这一门阙状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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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假设由东海赣榆、朐县之间的海中上陆，步入国门西向而行，便逐次通过海岸上的“秦东门”、函谷关、以及黄河与华山之间的另一“秦东门”，方始身临秦国腹心重地关中，这正与所谓天子宫室之皋门、应门、路门这三重递进的门户差相仿佛〔223〕，贾谊云秦始皇“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224〕，果良有以也。若此视举国疆土为朕宅院，诚所谓“家天下”者之欲念，亦惟其如此，秦始皇才会在墓穴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25〕，北魏郦道元记述说，始皇陵墓里在“天文星宿之象”笼罩下所“具地理之势”，包括具有特别象征意义的四渎、五岳和九州〔226〕。通贯考察秦始皇的地理观念和视野，尤可证赣榆之“秦始皇碑”确实别有妙用，而与琅邪刻石初不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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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附带说明一下，除了表达上述地理观念之外，秦始皇立石东海上以为秦东门阙，似乎还有一个很具体的用途，这就是用以迎候海外仙人。盖自战国时齐国的威王、宣王和燕国的昭王，就都相信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因而使人入海求之，秦始皇希冀长生不老，受此诱惑更为深重，乃于秦始皇二十八年，“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227〕。《史记·封禅书》谓此三神山“在渤海中”〔228〕，惟当时所说渤海，不仅限于今渤海海域，如《山海经》记琅邪台“在渤海间”〔229〕，就说明琅邪以东的今黄海海域，同样也可以称作渤海，而徐巿受命东航，正是发生在濒临黄海的琅邪，《太平寰宇记》记载在琅邪附近有徐山，相传徐巿率童男女即于此山“集会而去”〔230〕，因知蓬莱等三神山所在的范围，至少应当包括琅邪以东的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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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派遣徐巿出海寻找神山的直接原因，是“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赍童男女入海求之”〔231〕，所说“至海上”者，应当是指按照燕齐术士的说法，海中仙人完全有可能浮海西来陆上，不然何必因担心他们到海上的时间太迟而主动入海求之？据说这些仙人在自己居住的海外神山上，是以“黄金银为宫阙”〔232〕，有宫有阙，与秦朝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他们一旦登陆秦国土地，自然也需要有门阙引导，才能顺利抵达始皇帝的宫室，而秦始皇也需要藉此门阙来向这些仙人展示秦国广袤无垠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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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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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六、越人的航海能力与勾践迁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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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徙都琅邪一事虽然确切无疑，但在被楚国夺走淮上疆土之后，越人究竟依循怎样的路径仍得以远徙琅邪，就成为必须解答的难题。前述顾栋高对勾践迁都琅邪一事之所以感到困惑，实质上就是难以理解旧都会稽与新都琅邪在空间上具有很大间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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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第一节所述，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曾引述《郡国县道记》，怀疑越人徙都琅邪的真实性，谓勾践只是“因会诸侯于河，权于此观望经旬”，亦即不过是巡游间暂作停留而已。民国时劳榦论及这一问题，似即循此思路，加以引申，“据《史记·勾践世家》谓勾践平吴乃以兵北渡淮，既去而以淮上地与楚”，从而推论说：“是徙都之时不长。”〔233〕后来陈伟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也谈到了大致相似的调停办法，以为勾践只是很短暂地将都城由会稽迁出，旋即重归故地，其北居琅邪的时间，应当是在“《越世家》‘北渡淮’至‘渡淮南’之间”〔234〕。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在颠倒勾践迁都时间与越人“以淮上地与楚”时间前后次序的错误前提下做出的判断，所说自然不能成立，但是，却可以从中看出，劳、陈二氏以为勾践理应通过所谓“淮上地”由陆上向北渐次移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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