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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当时国家领土的分布状况，与后代有很大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越过其他国家的领土而在远方拥有“飞地”，人称“越国鄙远”，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很多土地亦且“朝秦暮楚”，变化不定，这本来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人俞正燮对此曾做有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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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鄙远，春秋战国时最多。齐有廪丘，郑有州、有祊，邾戍过鲁，鲁田在许，杞田在成，晋有范、有戚，又有乌余之邑。即大夫亦有之，晋有栾氏州邑，范、赵、韩皆欲之；齐以宋地封秦泾阳君；赵以灵丘封楚春申君。鲁桃在今泗水；莱柞在今莱芜，而以莱柞为桃山，皆鄙远之证。《郑语》虢、郐十邑皆有寄地，亦内、外传相应。僖公三十年，晋、秦围郑，郑谓秦曰：“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言晋大国，数欺秦，秦难越之以鄙远，明他国不难也。至晋文公卒，秦潜师欲得郑，是谓晋襄无能为，欲循越国鄙远之事，其义互明矣。此事在《左传》甚多而义甚隐，故言地里者多有地远之疑。〔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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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曾撰写《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专门论述这种特殊的疆土领属形式〔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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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勾践将都城远迁至琅邪，并不仅仅是“越国鄙远”，实乃堪称“越国都远”，即《越绝书》所说，“勾践大霸称王，徙琅邪，都也”〔242〕，已经不是在境外领辖普通的聚邑，但这依然不乏同类事证，其最为昭著的事例，就是魏惠王三十一年由河东地区的安邑迁都至陈留地区的大梁。史念海描述魏国迁都后的疆域状况说：“河东、河内之间还有上党，河东、陈留之间还有河南，皆非魏国的领土。无论魏人取道黄河以南或黄河以北，都要假道于他国。”〔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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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越王勾践跨越数国疆域，将都城迁离于国家故土之外，在当时也并不是特别背戾常规的做法，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魏国都城东迁以后，整个国家的重心，都已经随之向东转移，东部区域的疆域面积至少不在西部之下，其东、西两部，相距也并不十分辽远；同时，魏国都城的东移，还有较大被动成分，乃是由于“秦用商君，东地至河”，“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244〕，而越国都城的北移，则完全是出于勾践北上争霸的战略追求。琅邪附近地域狭促，缺乏足够的腹地来保障国都的供给，直至后来被迫退回南方，越人始终未能在这里扩展很大范围，犹如军队攻击作战过程中在前方建立的前进基地，根本离不开江南故地的战略支撑，两地间必须保持顺畅的经常性联系。再说江南故地，同样也需要必要的防卫保障，即如清人刘翼明所质疑的那样：“且勾践以阴谋灭吴，诸强国耽耽伺其后，齐即献琅邪，越人敢徙都于外乎？”〔245〕首尾之间，相互照应似乎存在较大难度，若是没有合理的缘由，并不会轻易做出这一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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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前所述，在琅邪与江南故地的交通联系方面，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迄至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以为勾践北徙，是通过陆上，由淮河北岸向琅邪挺进，人们好像都忽视了越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他们或许也有可能通过海上通道，直接北迁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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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本以“习之于海”而著称于当时〔246〕。勾践尝自言，越地居民乃“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迁都琅邪前夕，葬大夫种于国之西山，使“楼船之卒三千馀人，造鼎足之羡”；而“初徙琅邪”之际，亦尝“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247〕，为乃父允常营建墓冢。这些举措，都显示出越国楼船水师之兴盛。当其徙琅邪而起观台以望东海之时，勾践拥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248〕。琅邪台周边，别无大川大河，可以通行这些战舰，此三百戈船，只能是从会稽扬帆驶来的海船。此前黄池之会时勾践即命范蠡等“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249〕，大规模浮海北上的水师，正是越国航海能力的实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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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很早就清楚注意到越人善于航海的特点，并且指出：“勾践之徙都琅邪以图霸中原，当亦倚其海上舟师之盛也。是越人之都会稽，都琅邪，都东冶，都东瓯，皆为滨海便航之地，显非偶然。”《庄子·山木》篇记春秋时楚国有名市南宜僚者，设譬喻云时人可“涉于江而浮于海”以抵达南越“建德之国”〔250〕，正说明遵海而行本是越人南北往来的正途。蒙氏复明确指出：“琅邪为联系山东半岛与三江五湖之重要港口，故‘勾践并吴，欲霸中原’，遂‘徙都琅邪也。’”〔251〕遗憾地是蒙氏未能更进一步，论证各项相关问题，清楚判明勾践迁都所选择的路径到底是海是陆。不过，顾颉刚已先于蒙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明确指出勾践迁都琅邪的海上路径。顾氏在1960年2月的读书笔记里，曾就勾践灭吴后范蠡随即从会稽“浮海出齐”一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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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朱公是否即范蠡，所不敢知。然观《越世家》云：“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出齐，……耕于海畔。”则自越至齐系行海道。此即勾践所以迁都琅邪之故，盖海上交通滋便利矣。〔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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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诚可谓一语破的，前人若能识及，或不至于出现前述种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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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范蠡能够轻易下海远航，正应当是以越人兴盛的航海活动为前提，而勾践正是恃此独门绝技，绕过楚国封锁，成功北上琅邪，称霸中原。同时，也正是依赖这条海上交通运输线，越人才得以将琅邪这一都城维持了二百馀年之久；亦惟赖此长技，越人才能够在“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之后，复“去琅邪徙于吴”〔253〕，沿着当年的进军路线，顺利实施战略撤退，真所谓进退自如，非并世内陆雄强如彼楚国者所能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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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都城北迁之后，在南北悬隔的情况下越人如何治理南方旧壤，似乎仍可借用蒙文通过去所做的说明，即：“战国时列国本多徙都之举，徙都之后犹保持其旧都，而同时并有二都，犹周之既有丰镐，又有成周也。全越之时，或亦并有琅邪、会稽也。”〔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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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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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七、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与秦始皇因航海北上而颠簸致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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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擅长航海，固然会选择利用海道来打破陆上的限制，但琅邪距离越人的会稽故地确实比较遥远，海上航行需要花费较多时间以及其他很多费用。可是，在琅邪与会稽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苏北海岸，既便于越人往来于旧疆新都之间，又不像琅邪那样僻处海角一隅，而在史籍中并没有见到楚人或其他诸侯强国占据的迹象。勾践为什么不在这里登陆，却偏要远至琅邪不可呢？考察苏北海岸的历史环境，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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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江苏北部的濒海地带，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以前，海岸线比现在要偏向内陆一侧很多，一般认为，大致稳定在范公堤一线（阜宁—盐城—东台）。建炎二年，黄河改道，由泗入淮，从此以后，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改道，黄河重返北流，回归渤海时为止，长达七百多年时间，黄河一直经由淮河水道，在苏北流入黄海南部。在此期间，由于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地带迅速淤积，并在沿岸海水水流以及波浪的作用下，向河口南北两侧推移，致使苏北海岸向外侧不断淤涨。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流之后，主要泥沙来源断绝，苏北海岸大部分地段中止淤涨，并略有退缩，逐渐形成现有海岸轮廓（参见“苏北海岸变迁图”）〔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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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海岸变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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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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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以东海底地形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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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中国自然地理》之《海洋地理》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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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苏北海岸之外，水下大陆架幅度宽阔而坡度微小，平均坡度只有15”左右（参见“大丰以东海底地形剖面图”）〔256〕；水上岸线则为典型的潮滩海岸，坡度低缓，滩面宽平，海岸高程一般低于多年平均高潮水位2.5米左右，遂使得潮滩最大宽度达25—30公里（参见“潮浸周期与潮滩分带关系图”）〔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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