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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当时国家领土的分布状况,与后代有很大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越过其他国家的领土而在远方拥有“飞地”,人称“越国鄙远”,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很多土地亦且“朝秦暮楚”,变化不定,这本来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人俞正燮对此曾做有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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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鄙远,春秋战国时最多。齐有廪丘,郑有州、有祊,邾戍过鲁,鲁田在许,杞田在成,晋有范、有戚,又有乌余之邑。即大夫亦有之,晋有栾氏州邑,范、赵、韩皆欲之;齐以宋地封秦泾阳君;赵以灵丘封楚春申君。鲁桃在今泗水;莱柞在今莱芜,而以莱柞为桃山,皆鄙远之证。《郑语》虢、郐十邑皆有寄地,亦内、外传相应。僖公三十年,晋、秦围郑,郑谓秦曰:“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言晋大国,数欺秦,秦难越之以鄙远,明他国不难也。至晋文公卒,秦潜师欲得郑,是谓晋襄无能为,欲循越国鄙远之事,其义互明矣。此事在《左传》甚多而义甚隐,故言地里者多有地远之疑。〔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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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曾撰写《战国时期的插花地》一文,专门论述这种特殊的疆土领属形式〔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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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勾践将都城远迁至琅邪,并不仅仅是“越国鄙远”,实乃堪称“越国都远”,即《越绝书》所说,“勾践大霸称王,徙琅邪,都也”〔242〕,已经不是在境外领辖普通的聚邑,但这依然不乏同类事证,其最为昭著的事例,就是魏惠王三十一年由河东地区的安邑迁都至陈留地区的大梁。史念海描述魏国迁都后的疆域状况说:“河东、河内之间还有上党,河东、陈留之间还有河南,皆非魏国的领土。无论魏人取道黄河以南或黄河以北,都要假道于他国。”〔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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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越王勾践跨越数国疆域,将都城迁离于国家故土之外,在当时也并不是特别背戾常规的做法,自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魏国都城东迁以后,整个国家的重心,都已经随之向东转移,东部区域的疆域面积至少不在西部之下,其东、西两部,相距也并不十分辽远;同时,魏国都城的东移,还有较大被动成分,乃是由于“秦用商君,东地至河”,“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244〕,而越国都城的北移,则完全是出于勾践北上争霸的战略追求。琅邪附近地域狭促,缺乏足够的腹地来保障国都的供给,直至后来被迫退回南方,越人始终未能在这里扩展很大范围,犹如军队攻击作战过程中在前方建立的前进基地,根本离不开江南故地的战略支撑,两地间必须保持顺畅的经常性联系。再说江南故地,同样也需要必要的防卫保障,即如清人刘翼明所质疑的那样:“且勾践以阴谋灭吴,诸强国耽耽伺其后,齐即献琅邪,越人敢徙都于外乎?”〔245〕首尾之间,相互照应似乎存在较大难度,若是没有合理的缘由,并不会轻易做出这一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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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前所述,在琅邪与江南故地的交通联系方面,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迄至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以为勾践北徙,是通过陆上,由淮河北岸向琅邪挺进,人们好像都忽视了越人是一个擅长航海的民族,他们或许也有可能通过海上通道,直接北迁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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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本以“习之于海”而著称于当时〔246〕。勾践尝自言,越地居民乃“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迁都琅邪前夕,葬大夫种于国之西山,使“楼船之卒三千馀人,造鼎足之羡”;而“初徙琅邪”之际,亦尝“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247〕,为乃父允常营建墓冢。这些举措,都显示出越国楼船水师之兴盛。当其徙琅邪而起观台以望东海之时,勾践拥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248〕。琅邪台周边,别无大川大河,可以通行这些战舰,此三百戈船,只能是从会稽扬帆驶来的海船。此前黄池之会时勾践即命范蠡等“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249〕,大规模浮海北上的水师,正是越国航海能力的实际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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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很早就清楚注意到越人善于航海的特点,并且指出:“勾践之徙都琅邪以图霸中原,当亦倚其海上舟师之盛也。是越人之都会稽,都琅邪,都东冶,都东瓯,皆为滨海便航之地,显非偶然。”《庄子·山木》篇记春秋时楚国有名市南宜僚者,设譬喻云时人可“涉于江而浮于海”以抵达南越“建德之国”〔250〕,正说明遵海而行本是越人南北往来的正途。蒙氏复明确指出:“琅邪为联系山东半岛与三江五湖之重要港口,故‘勾践并吴,欲霸中原’,遂‘徙都琅邪也。’”〔251〕遗憾地是蒙氏未能更进一步,论证各项相关问题,清楚判明勾践迁都所选择的路径到底是海是陆。不过,顾颉刚已先于蒙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明确指出勾践迁都琅邪的海上路径。顾氏在1960年2月的读书笔记里,曾就勾践灭吴后范蠡随即从会稽“浮海出齐”一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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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朱公是否即范蠡,所不敢知。然观《越世家》云:“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出齐,……耕于海畔。”则自越至齐系行海道。此即勾践所以迁都琅邪之故,盖海上交通滋便利矣。〔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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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诚可谓一语破的,前人若能识及,或不至于出现前述种种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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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范蠡能够轻易下海远航,正应当是以越人兴盛的航海活动为前提,而勾践正是恃此独门绝技,绕过楚国封锁,成功北上琅邪,称霸中原。同时,也正是依赖这条海上交通运输线,越人才得以将琅邪这一都城维持了二百馀年之久;亦惟赖此长技,越人才能够在“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之后,复“去琅邪徙于吴”〔253〕,沿着当年的进军路线,顺利实施战略撤退,真所谓进退自如,非并世内陆雄强如彼楚国者所能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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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都城北迁之后,在南北悬隔的情况下越人如何治理南方旧壤,似乎仍可借用蒙文通过去所做的说明,即:“战国时列国本多徙都之举,徙都之后犹保持其旧都,而同时并有二都,犹周之既有丰镐,又有成周也。全越之时,或亦并有琅邪、会稽也。”〔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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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七、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与秦始皇因航海北上而颠簸致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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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擅长航海,固然会选择利用海道来打破陆上的限制,但琅邪距离越人的会稽故地确实比较遥远,海上航行需要花费较多时间以及其他很多费用。可是,在琅邪与会稽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苏北海岸,既便于越人往来于旧疆新都之间,又不像琅邪那样僻处海角一隅,而在史籍中并没有见到楚人或其他诸侯强国占据的迹象。勾践为什么不在这里登陆,却偏要远至琅邪不可呢?考察苏北海岸的历史环境,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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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江苏北部的濒海地带,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以前,海岸线比现在要偏向内陆一侧很多,一般认为,大致稳定在范公堤一线(阜宁—盐城—东台)。建炎二年,黄河改道,由泗入淮,从此以后,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改道,黄河重返北流,回归渤海时为止,长达七百多年时间,黄河一直经由淮河水道,在苏北流入黄海南部。在此期间,由于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地带迅速淤积,并在沿岸海水水流以及波浪的作用下,向河口南北两侧推移,致使苏北海岸向外侧不断淤涨。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流之后,主要泥沙来源断绝,苏北海岸大部分地段中止淤涨,并略有退缩,逐渐形成现有海岸轮廓(参见“苏北海岸变迁图”)〔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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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海岸变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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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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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以东海底地形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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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中国自然地理》之《海洋地理》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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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苏北海岸之外,水下大陆架幅度宽阔而坡度微小,平均坡度只有15”左右(参见“大丰以东海底地形剖面图”)〔256〕;水上岸线则为典型的潮滩海岸,坡度低缓,滩面宽平,海岸高程一般低于多年平均高潮水位2.5米左右,遂使得潮滩最大宽度达25—30公里(参见“潮浸周期与潮滩分带关系图”)〔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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