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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诸如前述朐县“秦东门阙”、赣榆“秦始皇碑”这样一些秦始皇遗迹，虽然其真实性确凿无疑，而且至少在赣榆与朐县之间的海滨，秦代也确实会有道路相连，但这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其与秦始皇南巡通道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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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王文举述三国时于“广陵、海西”间转运物资的记载，作为“并海道”经由海西的证据，并以此将海陵的吴太仓和盐渎附近的所谓“秦始皇巡行遗迹”连缀到一起，谓之曰：“并海道广陵至朐县间的区段，经由海陵、盐渎，海西”。此说看似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如前所述，游水是淮河北岸的一支叉流，清人钱坫以为清代“安东县北有盐河，东北流合硕项、青伊二湖，大约即游水故流”〔268〕，杨守敬《水经注图》以及今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对游水流路的复原，大致均依从此说〔269〕。汉代海西城址，正在此盐河岸边〔270〕，也就是说海西县城位于游水岸边，而如同前面第四节已经谈到的那样，《水经注》记述游水，称“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271〕，从而可知游水本是淮河北岸重要运输渠道，是则广陵、海西之间的物资转运，理应是由广陵循邗沟入淮，再由淮水转入游水，完全不必迂回曲折地通过所谓“并海道”陆运，因而这一事件亦丝毫无助于证明在秦汉之间曾有这样一条“并海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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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上述证据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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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海”与“海上”不仅在当时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而且直到今天，往往还是这样使用。“海”是指海岸线以外的大海，这一点人们的认识不会有什么歧异，而“海上”是指海岸之上的陆地，却不一定谁都有很清楚的认识，说不定还会有人将其误解为海水之上。前述“秦东门阙”石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作“立石东海上”，《汉书·地理志》记作“立石海上”，而《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博物记》乃记作“海边”，《水经注》也具体记述了它在海岸上的位置，足见“海上”一词与“海滨”、“海畔”的语义大体相当。下面再从《史记》当中举述几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海上”这一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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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史记·封禅书》谓“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所说“燕齐海上之方士”，自然是指燕、齐两国滨海地带的术士；《史记·封禅书》又记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272〕，这些名山大川和所谓“八神”（齐国祠祀的八种神祇）也都是在陆地上面；另外，《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菑川薛县人公孙弘，少时因家贫而“牧豕海上”〔273〕，这自然更不会是到滔滔海水里去放猪。其实，这与河上、江上、淮上、泗上、灞上等表示河流岸边的用法，是同一性质的地域称谓，我们今天仍然以“海上”作为上海的别称，就是因其地处东海之滨而沿承古人的习惯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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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在实际书写时偶尔也会出现疏误。《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国伐齐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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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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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人徐广在《史记音义》中对“海上”一语做有注释云：“上，一作‘中’。”〔274〕徐氏特地做此说明，正因为“海中”可等同于“海”，而“海上”的语义却不容与“海”混淆。查《左传》记述同事，乃谓吴徐承统帅舟师，“自海入齐”〔275〕，知今本《史记》之“海上”文字有误，当从徐广所见别本，改书作“海中”。又如南朝萧梁人陶弘景在纂录《真诰》一书时引述《史记·秦始皇本纪》“并海上，北至琅邪”的记载，书作“并北海，至琅邪”〔276〕，也应当是混淆了“海”与“海上”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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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再论所谓“并海上，北至琅邪”是讲通过什么样的地方去往琅邪。这个“并”字，《史记》里本来是写作“並”，本自具备独有的语义。刘宋裴骃训释此等用法的“并（並）”字“音傍”〔277〕，东汉人王充在《论衡》中引述这段记载，就是直接写作“傍海上”〔278〕。唐初人颜师古也认为“并（並）”应当读作“步浪反”，即应“读曰傍，傍，依也”〔279〕。两宋间人王观国，列举诸多同类用法后指出，并（並）字用在这里，“其义与‘旁’字、‘遵’字同”〔280〕。清人钱泳则进一步疏释云，颜师古所说读作“傍”音的“并（並）”字，即“今吴语所云‘靠并（並）’、‘依并（並）’是也”〔281〕。用现在更通俗的话讲，所谓“傍”或“遵”，大致也可以说成是依附着、靠着或是顺着、沿着。依此通例，秦始皇“并海上”北上琅邪，就应该是顺着今苏北海岸北行，而这只能是乘坐舟船在海面上航行，而这句话的标点，似乎也应当正作“并海上北，至琅邪”，或是连读作“并海上北至琅邪”。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在《秦漢帝国》一书当中虽然没有具体论证，但却正确地理解了《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叙述说嬴政经江乘去往琅邪，乃是由扬子江口出海北上〔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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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知是不是由于太缺乏航海意识，唐人颜师古对此却做出了另外的解释。颜氏是将“海上”一词拆分开来，谓“并海上”的意思是“附海而上”〔283〕，宋人司马光撰著《通鉴目录》和《稽古录》，也是写作“并海北至琅邪”或“并海至之罘”〔284〕，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并海上”读成了“并海”而“上”，而这样一来，秦始皇北至琅邪的路线，也就成了沿海而行的陆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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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语法上看，这样的解读也算文从字顺，但覈诸相关记载，却颇有抵牾。《史记·封禅书》记述始皇自会稽北归行程及其缘起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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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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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清楚记述秦始皇选择“并海上”这种走法的原因，是“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而这件事的直接起因，至少可以追溯到前此九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刻石之后。如前面第五节篇末所述，当时“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286〕。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秦始皇由会稽“并海上北至琅邪”事下，对此做有解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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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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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愈加可知，秦始皇从江乘渡江后，在广陵附近“并海上北至琅邪”，当然只能是沿着海岸行船，而绝不会如颜师古所理解的那样，是在今苏北海岸上面沿海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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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史记·蒙恬列传》记此事写作“并海上北走琅邪”，说不定也有人会因所用“走”字而把它当作秦始皇取道陆路的证据，但唐人司马贞已经指出，在这里“走犹向也”〔288〕，并不是在陆地上行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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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秦始皇这次出海远航，并没有在琅邪终止，而是稍事停留后随即继续航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后续行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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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德勇案意即弗见所谓“大鱼蛟龙”）。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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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荣、成山”，东汉王充《论衡》引作“劳、成山”〔290〕，清人顾炎武以为应当是指劳山（崂山）与成山（或作“盛山”）〔291〕，故秦始皇应是从琅邪顺海岸东北航行，途经崂山（今青岛附近）而至成山（今山东成山角附近）后，再在海中转而向西航行，直到之罘（今山东烟台）附近，终于射杀到一条大鱼，对秦始皇渴求不死神药的焦灼情绪多少有些抚慰，他才舍舟登陆，顺着山东半岛北侧海岸，“并海”西行。因此，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便将秦始皇这一段行程综合归纳为：“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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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会稽，并没有沿今苏北海岸北返，从而也就无法证明在秦汉时期存在有沿今苏北海岸延伸的所谓“并海”大道，这也就意味着并没有史料与前文所述苏北海岸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蛮荒状态相抵触，越王勾践北上争霸，确实不适宜在这一地区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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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再稍加说明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时，系“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293〕，似乎给人以循渤海湾、山东半岛沿岸而直下会稽的感觉，适可表明所谓“并海道”的存在，然而《史记·封禅书》记同事乃作“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294〕，可见秦二世一行应该是从琅邪一带离开海岸，西向泰山，然后才转趋会稽，同样不存在在今苏北海岸“并海”南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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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秦始皇自会稽北归是乘船航海，可以附带解决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问题。1950年7月，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得邓中莹书，问《史记》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巡狩，七月崩于沙丘，作何解释？”〔295〕邓氏于友人或后生晚辈所咨询学术问题，凡有所解答，往往会在日记中加以记录，言辞间且每每显露矜色，而对此却未书一语，应该是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盖秦始皇去世年仅五十一岁〔296〕，这一年十月出发后一路经过云梦、丹阳、钱唐、会稽等很多地方，并没有显示出身体不适的情况，而归途上从之罘上岸后，“并海”西行未远，即“至平原津而病”，且病情迅速恶化，由平原津渡过黄河后没能走出多远，就在沙丘平台去世，但在史籍当中却只字未见其患病去世的具体原由〔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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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文所做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从江乘北岸的长江口上船下海后，因希冀找到梦寐以求的海中神山，一直在海面上做长途航行，到琅邪后虽曾上岸稍事休息，但紧接着重又乘船，几乎环绕整个今山东半岛，幸亏在之罘附近射杀一条“巨鱼”而略微有所慰藉，才改而上岸乘车陆行。嬴政生长西北内陆，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乘坐海船的经历，初次在海上旅行，就经历如此漫长的航程，风涛颠簸，必然要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耗损，所以，上岸未久，就一病不起，命丧道端，而秦始皇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寻找长生不死的仙药，则显然与前一年华阴平舒道上有人传言“今年祖龙死”具有直接关系。《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听到“今年祖龙死”这句话后，“默然良久”，并通过占卜寻求破解的方法，再联系此前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即因迫不及待而派遣徐巿等人相继入海求取不死之药，说明这位千古一帝，由于从少年即位时起即一直擘划经天纬地的治国大政，身心劳顿，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疲态。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宫做长途巡视，特别是长时间置身于他从未经历过的海上生活，后果自可想而知。最为令人感慨的是，秦始皇此番出行，其最直接的动因，本是这次占卜“卦得游徙吉”〔298〕，宛若冥冥之中，固有定数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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