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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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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人徐广在《史记音义》中对“海上”一语做有注释云：“上，一作‘中’。”〔274〕徐氏特地做此说明，正因为“海中”可等同于“海”，而“海上”的语义却不容与“海”混淆。查《左传》记述同事，乃谓吴徐承统帅舟师，“自海入齐”〔275〕，知今本《史记》之“海上”文字有误，当从徐广所见别本，改书作“海中”。又如南朝萧梁人陶弘景在纂录《真诰》一书时引述《史记·秦始皇本纪》“并海上，北至琅邪”的记载，书作“并北海，至琅邪”〔276〕，也应当是混淆了“海”与“海上”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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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再论所谓“并海上，北至琅邪”是讲通过什么样的地方去往琅邪。这个“并”字，《史记》里本来是写作“並”，本自具备独有的语义。刘宋裴骃训释此等用法的“并（並）”字“音傍”〔277〕，东汉人王充在《论衡》中引述这段记载，就是直接写作“傍海上”〔278〕。唐初人颜师古也认为“并（並）”应当读作“步浪反”，即应“读曰傍，傍，依也”〔279〕。两宋间人王观国，列举诸多同类用法后指出，并（並）字用在这里，“其义与‘旁’字、‘遵’字同”〔280〕。清人钱泳则进一步疏释云，颜师古所说读作“傍”音的“并（並）”字，即“今吴语所云‘靠并（並）’、‘依并（並）’是也”〔281〕。用现在更通俗的话讲，所谓“傍”或“遵”，大致也可以说成是依附着、靠着或是顺着、沿着。依此通例，秦始皇“并海上”北上琅邪，就应该是顺着今苏北海岸北行，而这只能是乘坐舟船在海面上航行，而这句话的标点，似乎也应当正作“并海上北，至琅邪”，或是连读作“并海上北至琅邪”。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在《秦漢帝国》一书当中虽然没有具体论证，但却正确地理解了《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叙述说嬴政经江乘去往琅邪，乃是由扬子江口出海北上〔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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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知是不是由于太缺乏航海意识，唐人颜师古对此却做出了另外的解释。颜氏是将“海上”一词拆分开来，谓“并海上”的意思是“附海而上”〔283〕，宋人司马光撰著《通鉴目录》和《稽古录》，也是写作“并海北至琅邪”或“并海至之罘”〔284〕，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并海上”读成了“并海”而“上”，而这样一来，秦始皇北至琅邪的路线，也就成了沿海而行的陆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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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语法上看，这样的解读也算文从字顺，但覈诸相关记载，却颇有抵牾。《史记·封禅书》记述始皇自会稽北归行程及其缘起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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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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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清楚记述秦始皇选择“并海上”这种走法的原因，是“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而这件事的直接起因，至少可以追溯到前此九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刻石之后。如前面第五节篇末所述，当时“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286〕。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秦始皇由会稽“并海上北至琅邪”事下，对此做有解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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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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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愈加可知，秦始皇从江乘渡江后，在广陵附近“并海上北至琅邪”，当然只能是沿着海岸行船，而绝不会如颜师古所理解的那样，是在今苏北海岸上面沿海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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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史记·蒙恬列传》记此事写作“并海上北走琅邪”，说不定也有人会因所用“走”字而把它当作秦始皇取道陆路的证据，但唐人司马贞已经指出，在这里“走犹向也”〔288〕，并不是在陆地上行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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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秦始皇这次出海远航，并没有在琅邪终止，而是稍事停留后随即继续航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后续行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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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德勇案意即弗见所谓“大鱼蛟龙”）。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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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荣、成山”，东汉王充《论衡》引作“劳、成山”〔290〕，清人顾炎武以为应当是指劳山（崂山）与成山（或作“盛山”）〔291〕，故秦始皇应是从琅邪顺海岸东北航行，途经崂山（今青岛附近）而至成山（今山东成山角附近）后，再在海中转而向西航行，直到之罘（今山东烟台）附近，终于射杀到一条大鱼，对秦始皇渴求不死神药的焦灼情绪多少有些抚慰，他才舍舟登陆，顺着山东半岛北侧海岸，“并海”西行。因此，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便将秦始皇这一段行程综合归纳为：“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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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会稽，并没有沿今苏北海岸北返，从而也就无法证明在秦汉时期存在有沿今苏北海岸延伸的所谓“并海”大道，这也就意味着并没有史料与前文所述苏北海岸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蛮荒状态相抵触，越王勾践北上争霸，确实不适宜在这一地区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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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再稍加说明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时，系“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293〕，似乎给人以循渤海湾、山东半岛沿岸而直下会稽的感觉，适可表明所谓“并海道”的存在，然而《史记·封禅书》记同事乃作“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294〕，可见秦二世一行应该是从琅邪一带离开海岸，西向泰山，然后才转趋会稽，同样不存在在今苏北海岸“并海”南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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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秦始皇自会稽北归是乘船航海，可以附带解决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问题。1950年7月，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得邓中莹书，问《史记》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巡狩，七月崩于沙丘，作何解释？”〔295〕邓氏于友人或后生晚辈所咨询学术问题，凡有所解答，往往会在日记中加以记录，言辞间且每每显露矜色，而对此却未书一语，应该是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盖秦始皇去世年仅五十一岁〔296〕，这一年十月出发后一路经过云梦、丹阳、钱唐、会稽等很多地方，并没有显示出身体不适的情况，而归途上从之罘上岸后，“并海”西行未远，即“至平原津而病”，且病情迅速恶化，由平原津渡过黄河后没能走出多远，就在沙丘平台去世，但在史籍当中却只字未见其患病去世的具体原由〔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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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文所做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从江乘北岸的长江口上船下海后，因希冀找到梦寐以求的海中神山，一直在海面上做长途航行，到琅邪后虽曾上岸稍事休息，但紧接着重又乘船，几乎环绕整个今山东半岛，幸亏在之罘附近射杀一条“巨鱼”而略微有所慰藉，才改而上岸乘车陆行。嬴政生长西北内陆，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乘坐海船的经历，初次在海上旅行，就经历如此漫长的航程，风涛颠簸，必然要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耗损，所以，上岸未久，就一病不起，命丧道端，而秦始皇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寻找长生不死的仙药，则显然与前一年华阴平舒道上有人传言“今年祖龙死”具有直接关系。《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听到“今年祖龙死”这句话后，“默然良久”，并通过占卜寻求破解的方法，再联系此前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即因迫不及待而派遣徐巿等人相继入海求取不死之药，说明这位千古一帝，由于从少年即位时起即一直擘划经天纬地的治国大政，身心劳顿，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疲态。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宫做长途巡视，特别是长时间置身于他从未经历过的海上生活，后果自可想而知。最为令人感慨的是，秦始皇此番出行，其最直接的动因，本是这次占卜“卦得游徙吉”〔298〕，宛若冥冥之中，固有定数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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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八、简短的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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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述世界旧大陆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基础时，曾经谈到：“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那就好像罗马或者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一样。”〔299〕黑格尔说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这当然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但地中海周围地区确实是西方文明的渊薮，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地中海非但不是阻碍交往的屏障，反而是沿岸地带相互往来不可或缺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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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这个规模庞大的大陆王朝，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相对于海洋来说，一直处于高度内敛的状态，缺乏面向海洋发展的意欲，以致学者们在探讨历史时期的政治与军事地理格局时，往往会忽略海洋这一要素，或者说仅仅是将其视作一种天然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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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迟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东部滨海地带的齐、吴、越诸国，特别是吴国和越国，以及东南沿海的其他越人，已经体现出较高的航海技能，《禹贡》记述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300〕，说明沿海航行，早已成为日常的通道〔301〕，其政治、军事、经济举措，便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与内陆居民截然不同的海洋式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海洋民族来说，大海是联系的通道，而不是阻隔，越王勾践徙都琅邪，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蒙文通尝就顾栋高等人所困惑之琅邪僻处东海一隅问题论述说：“吴、越所统之族，并亦及于海外，以全越之地观之，琅邪固非一隅也。”〔302〕实际上，这就是在讲海洋对于越人的沟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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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这一时期滨海地带的历史问题时，假如能够对此予以相应的关注，会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某些事件的真相。尽管后来由于秦人灭齐、楚人灭越，中止了这一外向的海洋式发展趋势，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齐人和越人的行为方式，仍然时常体现出明显的海洋性特点，而且直到汉武帝最终灭掉闽越、南越之前，惯于航海的越人，还一直从海上对中原政权构成一定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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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秦末汉初刘邦胜楚时，齐人田横“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303〕，就是在困窘于内陆之时转而向海外寻求生存的空间。又如，据卫宏《汉官旧仪》记载，“汉承秦，郡置太守。……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304〕，可知秦朝在边郡也应设有“司马”和“候”这一类武官，而秦封泥有“临菑司马”、“琅邪司马”、“琅邪候印”和“城阳候印”〔305〕，说明这几个郡都处于边地。临菑（临淄）、琅邪两郡一北临渤海，一东临黄海。西汉城阳国系秦城阳郡之延续，今人一般以为汉城阳国不临海疆，属于内郡，但据此“城阳候印”，可知秦城阳郡也一定属于濒临黄海的边郡。秦人在海上究竟何所备御，可以从司马迁对汉初天下大势的记述当中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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