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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秦始皇这次出海远航，并没有在琅邪终止，而是稍事停留后随即继续航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后续行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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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德勇案意即弗见所谓“大鱼蛟龙”）。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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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荣、成山”，东汉王充《论衡》引作“劳、成山”〔290〕，清人顾炎武以为应当是指劳山（崂山）与成山（或作“盛山”）〔291〕，故秦始皇应是从琅邪顺海岸东北航行，途经崂山（今青岛附近）而至成山（今山东成山角附近）后，再在海中转而向西航行，直到之罘（今山东烟台）附近，终于射杀到一条大鱼，对秦始皇渴求不死神药的焦灼情绪多少有些抚慰，他才舍舟登陆，顺着山东半岛北侧海岸，“并海”西行。因此，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便将秦始皇这一段行程综合归纳为：“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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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会稽，并没有沿今苏北海岸北返，从而也就无法证明在秦汉时期存在有沿今苏北海岸延伸的所谓“并海”大道，这也就意味着并没有史料与前文所述苏北海岸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蛮荒状态相抵触，越王勾践北上争霸，确实不适宜在这一地区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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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再稍加说明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时，系“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293〕，似乎给人以循渤海湾、山东半岛沿岸而直下会稽的感觉，适可表明所谓“并海道”的存在，然而《史记·封禅书》记同事乃作“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294〕，可见秦二世一行应该是从琅邪一带离开海岸，西向泰山，然后才转趋会稽，同样不存在在今苏北海岸“并海”南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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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秦始皇自会稽北归是乘船航海，可以附带解决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问题。1950年7月，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得邓中莹书，问《史记》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巡狩，七月崩于沙丘，作何解释？”〔295〕邓氏于友人或后生晚辈所咨询学术问题，凡有所解答，往往会在日记中加以记录，言辞间且每每显露矜色，而对此却未书一语，应该是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盖秦始皇去世年仅五十一岁〔296〕，这一年十月出发后一路经过云梦、丹阳、钱唐、会稽等很多地方，并没有显示出身体不适的情况，而归途上从之罘上岸后，“并海”西行未远，即“至平原津而病”，且病情迅速恶化，由平原津渡过黄河后没能走出多远，就在沙丘平台去世，但在史籍当中却只字未见其患病去世的具体原由〔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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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文所做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从江乘北岸的长江口上船下海后，因希冀找到梦寐以求的海中神山，一直在海面上做长途航行，到琅邪后虽曾上岸稍事休息，但紧接着重又乘船，几乎环绕整个今山东半岛，幸亏在之罘附近射杀一条“巨鱼”而略微有所慰藉，才改而上岸乘车陆行。嬴政生长西北内陆，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乘坐海船的经历，初次在海上旅行，就经历如此漫长的航程，风涛颠簸，必然要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耗损，所以，上岸未久，就一病不起，命丧道端，而秦始皇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寻找长生不死的仙药，则显然与前一年华阴平舒道上有人传言“今年祖龙死”具有直接关系。《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听到“今年祖龙死”这句话后，“默然良久”，并通过占卜寻求破解的方法，再联系此前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即因迫不及待而派遣徐巿等人相继入海求取不死之药，说明这位千古一帝，由于从少年即位时起即一直擘划经天纬地的治国大政，身心劳顿，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疲态。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宫做长途巡视，特别是长时间置身于他从未经历过的海上生活，后果自可想而知。最为令人感慨的是，秦始皇此番出行，其最直接的动因，本是这次占卜“卦得游徙吉”〔298〕，宛若冥冥之中，固有定数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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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八、简短的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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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述世界旧大陆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基础时，曾经谈到：“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那就好像罗马或者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一样。”〔299〕黑格尔说地中海是世界的心脏，这当然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但地中海周围地区确实是西方文明的渊薮，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地中海非但不是阻碍交往的屏障，反而是沿岸地带相互往来不可或缺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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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这个规模庞大的大陆王朝，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相对于海洋来说，一直处于高度内敛的状态，缺乏面向海洋发展的意欲，以致学者们在探讨历史时期的政治与军事地理格局时，往往会忽略海洋这一要素，或者说仅仅是将其视作一种天然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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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迟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东部滨海地带的齐、吴、越诸国，特别是吴国和越国，以及东南沿海的其他越人，已经体现出较高的航海技能，《禹贡》记述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300〕，说明沿海航行，早已成为日常的通道〔301〕，其政治、军事、经济举措，便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与内陆居民截然不同的海洋式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海洋民族来说，大海是联系的通道，而不是阻隔，越王勾践徙都琅邪，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蒙文通尝就顾栋高等人所困惑之琅邪僻处东海一隅问题论述说：“吴、越所统之族，并亦及于海外，以全越之地观之，琅邪固非一隅也。”〔302〕实际上，这就是在讲海洋对于越人的沟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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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这一时期滨海地带的历史问题时，假如能够对此予以相应的关注，会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某些事件的真相。尽管后来由于秦人灭齐、楚人灭越，中止了这一外向的海洋式发展趋势，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齐人和越人的行为方式，仍然时常体现出明显的海洋性特点，而且直到汉武帝最终灭掉闽越、南越之前，惯于航海的越人，还一直从海上对中原政权构成一定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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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秦末汉初刘邦胜楚时，齐人田横“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303〕，就是在困窘于内陆之时转而向海外寻求生存的空间。又如，据卫宏《汉官旧仪》记载，“汉承秦，郡置太守。……边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304〕，可知秦朝在边郡也应设有“司马”和“候”这一类武官，而秦封泥有“临菑司马”、“琅邪司马”、“琅邪候印”和“城阳候印”〔305〕，说明这几个郡都处于边地。临菑（临淄）、琅邪两郡一北临渤海，一东临黄海。西汉城阳国系秦城阳郡之延续，今人一般以为汉城阳国不临海疆，属于内郡，但据此“城阳候印”，可知秦城阳郡也一定属于濒临黄海的边郡。秦人在海上究竟何所备御，可以从司马迁对汉初天下大势的记述当中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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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皆外接于胡、越。〔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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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草地上的胡人自与临淄、琅邪、城阳略无干涉，只有远在今福建、广东地区的越人能够从海上对其构成威胁，这也就是今山东半岛地区秦朝各边郡所防御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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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秦廷在统一天下后的第三年亦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帝巡视琅邪的时候，向这个僻在海陬的琅邪台下“徙黔首三万户”，并给予“复十二岁”的优厚待遇〔307〕，其首要目的，应该是用以加强琅邪这一海上交通要冲的实力，这是与汉武帝时期徙民会稽或是徙民西北边地属于同一性质的举措〔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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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尝谓秦始皇此举，是因为有勾践在此建都的基础而使其发展成为齐国的商业都会，秦始皇才乐于徙民于此，以令其继续得到发展〔309〕。商业都会何以需要如此大规模迁徙普通黔首，顾氏所说疑似未能中其肯綮，若是能够像思考勾践迁都的路径时一样重视海上问题，他或许就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在这一点上，蒙文通倒是比顾颉刚更为清楚地看出了事情的本质，蒙氏是将此事与《越绝书》所记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会稽时“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一事联系起来〔310〕，以为“此当亦为备东海外越也”。蒙文通且由此引发出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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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皆未见徙民六国都城之事，而独于越之南北二都皆徙民镇之，或皆因东海外越尚未臣服，不得不增强备御耶！其情犹如后世之唐太宗、元世祖，铁骑虽能驰骋于大陆，而舟师则不能得志于海上。〔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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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合理把握这一思路，可以解决很多类似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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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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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史》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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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之《地理志》第八上（页206）云：“《十钟山房印举》举二、四十一页，有‘狼玡令印’。琅字假借为狼，与汉堂琅洗作堂狼相似。”惟秦封泥有“琅邪司马”、“琅邪候印”、“琅邪司丞”、“琅邪都水”、“琅邪水丞”、“琅邪左盐”、“琅邪发弩”，用字俱作“琅邪”。本文为省眉目，不拘引述史籍和前人著述，抑或本人称述，乃一律书作“琅邪”。上述秦封泥并见周晓陆、陆东之编著《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页26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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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一五《六国年表》，页688；又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45—1746。参见陈梦家《六国纪年》（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之《六国纪年表》，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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