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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四密州诸城县“琅邪山”条，页3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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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一，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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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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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三“秦泰山刻石”条，页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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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唐颜师古注，页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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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二六《谈异》之“琅邪秦碑”条，页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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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秦琅邪台刻石考》，页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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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清乾隆浙江刻本）卷一二二《子部·杂家类》之“池北偶谈”条，页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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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案《太平御览》卷五八九《文部·碑》（页2654）引晋虞喜《志林》，亦述及此“秦始皇碑”，文字略同于《晋书·地道记》和《水经·淮水注》，而《太平御览》引文简略，没有涉及此碑位置。虞喜与王隐行年大致相当，俱两晋间人，或谓《水经注》所记未必出自王隐《晋书》，而是出自虞氏《志林》。不过，覈诸《水经注》全书，可见郦氏屡屡称引王隐《晋书·地道记》，却从未提及虞喜的姓名和《志林》一书，从而可知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据《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八二《王隐传》（页2143）记载，王隐因承受乃父王铨未就遗稿而编撰《晋书》，虞喜弟虞预时亦私撰《晋书》，尝因“不知中朝事”而“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故知虞喜所述秦始皇碑事，很有可能也是直接出自王隐《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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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北魏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〇，页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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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清道光进呈写本）卷一〇五《海州直隶州·古迹》之“秦碑”条，页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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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〇五《海州直隶州·山川》之“秦山”条，页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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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清谢元淮《养默山房诗稿》（清光绪元年谢氏养默山房刻本）卷二三《胊海集》一《游秦山》，页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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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清陈梦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之《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七四三《淮安府部汇考》三“淮安府山川考”二，页6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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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万历《淮安府志》（上海，上海书店，1990，《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明万历刻本）卷三《建置志·山川》，页285—289，又卷三《建置志·古迹》之“秦始皇碑”条，页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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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案这座所谓“秦始皇碑”今已毁失不存，但王慧芬主编之《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8）下册《文物单位简介》（页685），仍在赣榆县下列有此“秦始皇碑”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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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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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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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续汉书·郡国志》三梁刘昭注，见《后汉书》志第二十一，页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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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北魏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〇，页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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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王慧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上册《连云港市新浦区、海州区、连云区文物图》，又《连云港市城区文物图》，页282—285；下册《文物单位简介》之“海州城址”，页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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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王慧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上册《连云港市城区文物图》，页284—285；下册《文物单位简介》之“东海庙遗址”，页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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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宋洪适《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影印清同治间洪氏晦木斋刻本）卷二《东海庙碑》，页30—31；又卷二七《天下碑录》（案《天下碑录》原书久佚，此为洪氏据原本摘录之一部分汉碑名目）之“汉秦始皇碑”条，页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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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二海州朐山县下“植石庙”条（页4b—5a）记云：“植石庙在县北四里。《史记》曰：‘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今石门犹存，倾倒为数段，在庙北百许步，今尚可识。其文曰：‘汉桓帝永寿元年，东海相任恭修理此庙。’”案据《隶释》卷四载《东海庙碑》以及洪适考释（页30—31），永寿元年系东海相桓君修整东海庙，任恭继任东海相应远在熹平元年之山阳满君之后，乐史所记，有严重舛误，殊不足凭信，特别是乐氏所描述“倾倒为数段”的秦东门“石门”，显然是在讲汉的《东海庙碑》的情况，与所谓“秦东门”之“石门”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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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台北，华文书局，1970，影印清乾隆五十九年赵氏小山堂刊本）卷三〇，页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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