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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洞庭湖附近的益阳、罗县和湘山等，都不在武陵郡界内，而是隶属于长沙国〔46〕。前文引甄烈《湘州记》记云秦设置长沙郡，乃是用它来统管“湘川”沿岸地区〔47〕，亦即湘水流域，自然也要包括洞庭湖区的湘水下游。这也就意味着分置为长沙、黔中两郡以后的秦黔中郡辖界，并不包括洞庭湖周边区域在内。可是，在秦始皇二十七年的时候，黔中郡的郡名，却改成了洞庭。按照常理，此时一定是将洞庭湖附近区域，由长沙郡划归黔中管辖。不然，不会取用这样的郡名。做出这一调整的原因，应是在割除巫郡与黔江（乌江）流域这两大区域之后，黔中与长沙相比，土地荒凉且面积又颇显狭小，故稍损长沙比较肥沃的洞庭湖区以事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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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洞庭郡得名的缘由，需要辨析有些相关的看法。《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楚威王，云楚“南有洞庭、苍梧”〔48〕；又《战国策·秦策》复有云：“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49〕周宏伟以为此所云洞庭俱应为楚国郡名，而当时“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并不存在”〔50〕。今案若谓这两个例证中的洞庭为一区域名称，自然无误，唯洞庭在当时是否置郡，仅仅依据上述记载，目前恐怕还无法论定，而洞庭作为一个区域名称，还是应当源自于其位于洞庭湖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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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的水域，当时虽远不及后世辽阔，但这并不等于湖面尚未存在。屈原《离骚》有句云：“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自然是在洞庭湖上行舟；又云：“洞庭波兮木叶下。”此亦明言洞庭为水波荡漾之湖面〔51〕。此外，《山海经》还记载沅水“合洞庭中”〔52〕，这也只能是指水流汇聚于湖泊之中。这些记载，都可以明确无误地证实洞庭湖的存在〔53〕。因此，所谓洞庭郡，一定要包括洞庭湖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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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郡名的更改，除了北部洞庭湖区被割取出去这一原因之外，还应当与其南方增加了一部分新拓展的疆域有关。谭其骧依据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地图，复原秦至汉初长沙郡国南界，发现长沙有一部分疆土伸展到南岭以南的连江上游地区。谭氏以为，这是平定南越以后，秦始皇有意设置的“犬牙互入”措施，用以防止岭南割据〔54〕。案谭其骧对于长沙南界的复原，似乎还可以略加补充。这就是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上，在岭南连江与绥江两江的上游河道之间，标有“封中”二字，应是表示当地居于长沙国封界之内〔55〕。这一带原来都应该是西瓯的属地，秦军这次南征，最终虽告败退，但在岭南应当还是控制了一部分领土，这就是长沙国南部这一部分辖界伸入五岭以南的历史原因，而不一定如谭氏所云，完全都是出自秦始皇刻意规划的“犬牙互入”措施。不然，灵渠是去往岭南的第一重要通道，而按照谭氏的复原，其南端乃是悬置于长沙国封域之外，这就难以符合所谓“犬牙互入”的安排了。南征秦军势头最盛的时候，应当在岭南拓展有更大范围的疆域，迨至尉屠睢被杀，复又被迫放弃，这些只是秦军撤退后仍然剩存的新开疆土。后来西汉在岭南设置苍梧郡，辖境就在岭南西瓯故地，其郡名的选取，恐怕即与此地在秦时曾一度隶属于苍梧郡管辖具有直接关系〔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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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楚国是否曾设有洞庭郡，虽然目前还无法判定，但是，如同前引《史记·苏秦列传》所示，洞庭和苍梧分别是楚国境内的两个大区域名称，这一点应当可以得到确认。《史记·苏秦列传》楚“南有洞庭、苍梧”的记载，乃是本自《战国策》〔57〕；而如上文所引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有记载云：“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这一史事，愈加可以证实上述两大区域的存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58〕，如周振鹤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所谓“江南”，是指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区域〔59〕，故秦人所置黔中郡，最初应包括洞庭和苍梧这两大区域在内，长沙郡也应当是分割黔中郡所置。所以，黔中、长沙两郡后来分别更名为洞庭和苍梧，所取用的郡名，本有历史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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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及其所更名之苍梧郡，是这次进攻岭南的前沿基地。所以，当地的军事首领，有资格担当指挥主攻部队的职责。张家山出土秦《奏谳书》记始皇二十七八年时，苍梧郡尉名徒唯，且涉及大量征发“新黔首”以击“反盗”之事〔60〕。所谓“反盗”，与《淮南子》所记越人散处山林以反击秦军事相合，故颇疑此“徒唯”即《淮南子》所记“屠睢”。盖“徒”、“屠”同音，古时常常相互通假。如古有申徒氏，西汉文、景间其族裔名“嘉”者尝位至丞相，《史记》同一书中即或记作“申徒嘉”，或记作“申屠嘉”〔61〕。若“唯”、“睢”二字，则形似音近，也很容易混淆致讹。如清人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即专门论述过“唯”与“雖”古时经常假借通用的情况〔62〕，而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篇末有句云“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记述此“雖”字有别本系书作“睢”〔63〕，可见“唯”、“睢”二字音义俱通，明显存在着混用的可能。此外，《史记》还另有记载提到，汉武帝时主父偃云屠睢将兵攻越，“旷日持久，粮食乏绝”之后，遭越人击之，方始大败〔64〕。依此，尉屠睢被杀，应在攻越很久以后，从时间上来看，他也有可能就是秦《奏谳书》中的徒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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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屠睢被杀，也就标注着这次征伐的正式结束，其具体时间应当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以后。《淮南子》说驻扎在南岭与武夷山地上的秦南征军，持续“三年不解甲驰弩”，直至越人“杀尉屠睢”之后，始“发谪戍以备之”，即用在全国各地因罪谪发的边卒，来取代这些自始皇二十五年征楚以来所征发的普通秦民，戍守防范越人的边防线。《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秦末时武臣谓“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65〕，所谓“五岭之戍”，就是指这些驻防南岭等越地的戍卒。从始皇二十五年兴师南征时起，到始皇二十八年，刚好满三年，徒唯任职苍梧郡尉的时间，也正与此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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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越岭作战，虽然是以失败告终，但考虑到秦五十万大军分为五路驻守南岭和武夷山地防线的情况，即可知当时在总体攻防形势上，秦人尚处于划疆自守的状态，并没有馀力展开全面进攻，尉屠睢进击西瓯，只是一次试探。这是因为综观所谓“百越”的历史可知，西瓯远不及东越（包括东瓯和闽越）、南越强盛，所以，当时秦廷才选择这一软腹部作为其征伐百越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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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鄂卢梭（L.Aurouseau）在分析《淮南子》所记尉屠睢率军征越并分为五路戍守南岭及武夷山一事时，由于未能看出此番战事实即王翦南征百越之役，从而将其出兵时间推定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并谓进击武夷山东“东越”一支秦朝军队，所用“时间极短”，“同年就告成功”，秦廷随之在这一年里“便将征服的地方设了一个闽中郡”〔66〕。今案《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中郡设置缘起云：“秦已并天下，（闽越王与东海王等）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67〕但依据这一记载，只能知晓闽中郡是设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之后，具体何时置郡，在秦汉史籍中却并没有直接线索。结合前述《淮南子》等书所记相关史实，可以推断，它应当是与岭南三郡同时新开拓的边郡。《晋书·地理志》记云秦始皇在划定三十六郡之后，“于是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68〕，乃谓闽中与岭南三郡，系平定百越后同时设置，所说符合当时形势，或应有所依据〔69〕。目前只能根据岭南的平定时间，推测居处于闽中的东越，在失去与其互为犄角的岭南南越的援依之后，随即便为秦朝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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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论及这一问题的现代学者当中，另有吕思勉干脆否认《淮南子》所记秦人南征百越一事的真实性，对此提出质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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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此事亦见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汉书·严助传》），而无发卒五十万之语。《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则谓秦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既败，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地，《史记·淮南王传》伍被谏王之辞，又谓秦“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今案尉佗本传，佗在秦时仅为龙川令，及任嚣病且死，召佗，被佗书，行南海尉事，佗乃因以自王，安有将兵征戍之事？更安得当秦始皇时，即止王不来乎？发卒与谪发大异；且略地遣戍，同在一年，即谪戍亦在其明年，安有所谓三年不解甲弛弩者？古载籍少，史记又非民间所有，称说行事，率多传闻不审之辞。淮南谏书，自言闻诸长老，明非信史。严安、伍被之辞，盖亦其类。〔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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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上述论证，看似很有道理，实际却存在着严重问题。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能够清楚区分开辅助王翦率军南征的尉屠睢与这支南征秦军撤回后始领兵戍卫越地并在后来建立南越国的尉佗（唐朝以来传本《史记》之《平津侯主父偃列传》所载汉武帝时严安言世务上书，在述及相关史事时，虽然有“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云云的记述，但对比《汉书·严助传》可知这里的“佗”字是明显的衍文，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已经依从清人张文虎的校勘删除这一“佗”字〔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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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二十五年附从王翦将兵南征百越者系尉屠睢，这支南征军持续三年“不解甲驰弩”，驻守南岭等地，与越军对峙。后来屠睢战败被杀，秦廷始“发谪戍以备之”，尉佗便是在这个时候才来到南岭驻防。后来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尉佗复随秦军出击并讨平岭南各地，继之便被留任为龙川令，至秦末趁中原群雄逐鹿之机，又在岭南拥兵自立，此公亦即南越国开国皇帝赵佗。综观上述诸书记载，其前后脉络本来大体清晰可寻，而且各种不同的记载，正可相互印证，并不混乱。尽管由岭南平定后尉佗仅仅出任龙川令的情况来分析，赵佗其人既不可能是谪戍岭南秦军的最高首长，更不可能是南下秦军的统帅，但这如同《淮南子》记尉屠睢为五十万秦军主帅一样，只是具体职务不够准确，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参与防越、征越的事情。由于赵佗后来在岭南称帝，名声显赫，后人在叙述相关史事时有意无意地突出彰显他的作用，也合乎一般的情理。又伍被论赵佗事将其在岭南“止王不来”直接连缀于“逾五岭攻百越”事下，不过是一种简捷的叙述方式，似乎不宜拘泥文辞而求之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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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睢南伐失败之后，及至始皇三十三年，秦廷终于攻取岭南和武夷山以东的今福建地区，并在岭南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72〕，同时在武夷山以东之今福建地区设置闽中郡，从而完成了对百越地区的征伐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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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本文完稿后始获读赵晓斌《秦苍梧郡考》一文，赵氏于文末披露“荆州博物馆藏一种新出土汉简中，有秦始皇三十年苍梧尉徒唯攻陆梁的记载”〔73〕，假若此简之真实性不存在问题，那么，徒唯战败被杀的时间，至少应推迟至秦始皇三十年，而《淮南子》谓尉屠睢率士卒“三年不解甲驰弩”之“三年”，显然就不够准确，此或如清人汪中所云，古时“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如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此三年者即“言其久也”〔74〕，或“三年”之“三”字为“五”或其他数字的讹误，尚有待于此简正式公布后再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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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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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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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页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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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苏轼《东坡后集》（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四部备要》排印《东坡七集》纸皮洋装本）卷一一《志林十三首》，页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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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年间原刻本）卷三五《答谈阶平书》；又同卷《再与谈阶平书》，页3b—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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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再与谈阶平书》，页632—633。又清毛岳生《休复居文集》（1936年宝山滕氏影印嘉定黄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卷一《秦三十六郡说》（页5a—9b）有与谈泰大致相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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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师培《左盦集》（清宣统间原刻初印本）卷五《秦四十郡考》（案此书页码尚留墨钉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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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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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再与谈阶平书》，页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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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页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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