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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考古文物工作者披露，在“荆州博物馆藏一种新出土汉简中，有秦始皇三十年苍梧尉徒唯攻陆梁的记载”〔3〕，可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陆梁地”不会有什么文字讹误。像这样用作地理区域的专名，“陆梁地”有时又会写作“坴梁地”〔4〕。汉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与郡国贤良文学之士辩论施政方略，谈到秦人攻略岭南以开拓边地一事，仍然称作“陆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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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曰：“……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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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曰：“禹、舜、尧之佐也，汤、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从八极而朝海内者，非以陆梁之地，兵革之威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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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议论，反映出所谓“陆梁”这一地名在汉代中期的时候还很流行，犹如明朝末年人方以智所云：“此自是古人口语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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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后来，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六朝以前的《史记》注本，对此没有留下什么注解，不知是当时人仍将其视作世所通行的常语而无需缀加释义，还是懵懵然无从解说。而今所见最早的疏释，出自唐朝开元年间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司马氏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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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之人，其性陆梁，故曰陆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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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讲得不够清晰，好像是缘自前面所说“跳跃之貌”或是“行为猖獗”这些作为普通语辞的基本语义，以为这些所谓门户北向的“南方之人”，性情不够稳重且行为乖张癫狂，因而别称其所居之地为“陆梁地”〔8〕。但这种用法，并没有同类例证，特别是“陆梁”之人，所在多有，譬如西北边陲的羌人，在东汉时期即屡屡被称以“陆梁”〔9〕，可是却没有见到同样的地域称谓，司马氏所说，难免令人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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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此稍后，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即显然对此不甚满意，故张氏别作新解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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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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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陆梁”两字拆解开来，犹如“山陆强梁”的缩略语，仿佛现代北京市井小民口头的俗话，作为太史公的文笔，读起来则愈显生涩，更为难惬人意。况且正如顾颉刚所质疑的那样：“然则北之胡、西之羌，何莫不处山陆而性强梁，何以南越独得此名，仍不可解也。”〔12〕事实上，不惟“陆梁地”或者“强梁地”，像这样以民风世俗来指称一个地理区域，秦汉时期也没有见到其他类似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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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贞和张守节的解释看起来都不够通畅，可是后代读史者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宋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清代以后，有很多学者笺释考订《史记》的文字，可是展读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和水泽利忠所做《校补》以及台湾学者施之勉撰著的《史记考证论集》诸书，对此几乎俱未着一语，说明他们都没有看到有价值的观点值得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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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清朝学者对此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发表过意见。例如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人牛运震即曾批驳《史记正义》说：“陆梁，地名耳，《正义》解以为‘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甚属迂曲。”〔13〕这种说法，只是否定了张守节说的合理性，却未能做出更好的解释。章炳麟在清朝末年撰著《新方言》时，对“陆梁”比拟跳跃状态这一层拟态语义，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即把两字拆分开来，对其字义分别加以训释，以为“陆梁”也就是后世习称的“跳踉”，谓岭南之所以被秦人名为“陆梁地”，乃是缘于“蛮人轻暴善跳踉耳”〔14〕。这一结论，与张守节旧注并没有实质性差异，而“陆梁”作为拟态语辞，本来应属于所谓双声联绵词，毋须拆分，也不能随意拆分。《后汉书·应劭传》谓鲜卑“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15〕，对此“陆掠”二字，清人沈钦韩释云：“《玉篇》掠有力尚、力酌二音。《释名》：‘掠，狼也。’‘陆掠’义同‘陆梁’。”〔16〕像这样的同音替换，正是联绵词中常见的现象，足见章炳麟的释义即使不考虑“陆梁”作为地理名词所特有的词性和词义亦殊属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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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阐释这一问题，比较特别的是岭南当地人屈大均，专门写了一篇《陆梁解》，对张守节的说法加以申说。屈氏以为“陆梁之称亦甚美”，盖“当秦之时，岭南人故多越勾践之子孙及六千君子之族属，彼见夫二周倾覆，六王烹灭，先王之纲纪尽亡，四海之戕贼靡已，于是愤激不平，怨深怒积，尝思建名扶义，独起而亡秦，以继霸王之遗烈”，故“秦之所谓陆梁，汉之所谓豪杰之士也，号为‘劲越’，讵不诚然乎哉”〔17〕！屈大均氏在清代初年，始终眷怀朱明故国，这篇文章显然是借题发挥，抒发其反清意志，因而对他这些议论，察其心志可也，自不必以学术观点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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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顾颉刚等人所创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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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似乎就需要变换思路，脱离“陆梁”作为普通拟态语辞的语义，或是与此类似的“强梁”这一词义，看看从其他角度，是不是能够切入其固有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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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曾参照秦汉时期诸如乌伤、无锡、张掖、玄菟这样一些外族语音地名的情况，指出当时在中原王朝周边新开辟的土地上，有许多地名“沿袭了原住居民对该地的旧称，汉字只是记录了这些地名的音读，并非转译了它的原意”，陆梁就应该是这样，“不可以按照字面强解”，其字源“当与古越语有关”。周氏还具体分析指出，在南方一些由古越语发展而来的少数民族语言当中，可以看到“陆〔lu
:k〕这个音含有山地、山谷的意思”，梁“在某些少数民族语言中，它也代表山谷”，而且云南有陆良县，旧称“陆凉”，又名“陆郎”，正犹如“陆梁”的另一种记音形式，足以印证上述推论〔18〕。这种看法，确实很有道理。常语云“每下愈况”，《汉书》记载匈奴地界有“阘敦（tàdùn）地”和“嗕姑地”〔19〕，西域有“乌贪訾离地”〔20〕，更一望可知是利用汉字读音来记述当地族属行用的地名，“陆梁”自然完全有可能是出自岭南原住居民语音的一个记音地名，值得进一步探讨，甚至径行信为正解。至少迄至目前为止，周氏此说要远比司马贞和张守节诸人的注释通顺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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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潘光旦亦从当地原住民语音角度，思考过这一问题。潘氏以为“陆”和“梁”分别出自两个“当地人自称之音”，“陆”即“骆”，也就是“瓯骆”，“梁”近“高凉”之“凉”，“‘瓯骆’、‘高凉’，皆‘仡佬’也，而此一带为仡佬或‘僮牯老’之聚居地无疑”〔21〕。依潘氏之意，“陆梁”云者殆与春秋时期所谓“陆浑之戎”性质相似，是两个族属自用的名称。令人费解的是，《史记》既然用“陆梁”来代指岭南，“陆”和“梁”这两个族属在五岭以南必然最为众所知闻，亦必习称于中原汉人之口，然而《史记》、《汉书》述及南粤土著居民，何以屡屡称道“瓯骆”一部，“陆梁”之族竟从未有人提起？需要指出的是，潘光旦当年只是把这些内容批注在摘录史料的卡片上，缺少相应的论证环节，明显属于备忘待考的性质，因而只能说提出了一个仅供他本人进一步思索的路径，并不能视作公诸于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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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想法，都有助于深入认识这一问题，但目前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或许仍有必要重新考察“陆梁”二字，看看在唐人旧诂之外，是不是另有汉语本身的词义尚待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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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都江堰建成之后，川西成都平原便号称“陆海”，复谓之“天府”。上个世纪30年代末，顾颉刚由此得到启发，以为“‘陆海’‘陆梁’二名，颇有映带之趣。梁即山，一谓陆上之海，一谓陆中之山，山海皆藏珍蕴奇之所也”。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顾氏还引证《淮南子》的记载，以为秦始皇时尉屠睢率军征伐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百越诸族，是缘于始皇帝“利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从而论述说“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项物产“即其地所以名‘陆梁’之故也”〔22〕。从表面形式上看，这种说法好像颇有道理，但仔细斟酌，却存在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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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成都平原在古代不光有“陆海”之名，战国时秦将司马错尚且另行称之为“西海”，唐人司马贞谓“海者珍藏所聚生，犹谓秦中为‘陆海’也”〔23〕。这也就是说，在用“陆海”来形容其地富饶这一点上，川西与秦中亦即关中地区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即以其“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而被誉称为“天府”〔24〕。梳理相关史事，可知称关中为“陆海”，始见于东方朔谏阻汉武帝兴建上林苑的奏疏，乃谓之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唐人颜师古释曰：“高平曰陆，关中地高故称耳。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饶富，是以谓之陆海也。”〔25〕颜氏所说“高平曰陆”虽是承自古训〔26〕，却未免求之过为苛细，其实“陆海”之“陆”不过表示与“水域”相对应之“陆地”而已，关中盆地与川西平原两地亦固非“高平”之地也，而所谓“陆海”应如顾颉刚所说，只是“陆上之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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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说美称“物产饶富”的关中地区为“陆海”亦即陆上之海，是因为万物皆产于海，这一点也不是十分准确。更准确地说，应是缘于海外出产的奇珍异宝，此即《淮南子》所说“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之类高档奢侈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27〕《汉书·地理志》当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谓其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28〕。《史记》和《汉书》都特别强调这些特产出自近海的番禺，是因为其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物品来自海外贸易。譬如，考古发掘的实物已经证明，舶至番禺的犀牛产品，其产地包括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等地，象牙的产地也远达非洲〔29〕，而《汉书·地理志》更明确记述说，从比番禺更南的日南郡或合浦郡的徐闻、合浦等地出海南行，“入海市明珠、璧流离（琉璃）、奇石异物”，有“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所得大珠可至“围二寸以下”〔30〕；《汉书》还记载由岭南输入内地的“珠、犀、瑇瑁”，有一部分即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番禺海外的“珠厓”，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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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一状况，当时人才会用“陆海”来比拟关中和川西平原地带的富饶。所以，并不能简单地将表示山地的“梁”与象征海外珍宝贸易的“海”相互并比，从而类推出“陆梁”的用法〔32〕。东方朔在讲述关中为“陆海”之地时，还具体列举了当地的主要物产，其中首先就谈到“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仰）足也”〔33〕，《汉书·地理志》更清楚记述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34〕，若谓“陆梁”的语义等同于“陆海”，东方朔何不径行名之曰“陆梁”，以便更切合于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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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顾氏此说存在很多不易索解的问题，还需要慎重考虑。后来至1962年夏天，黄永年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对此提出新的解释，以为“南越之地，北有五岭，乃秦进军南越所必经，越人且凭此山险以抗秦，窃谓‘陆梁’之名殆由五岭而来，所谓‘陆梁地’即‘大陆上的山岭地区’之谓”。顾颉刚在读书笔记中抄录了上述内容，并批注云：“此说甚是，当并入《九州名义》。”〔35〕这也就意味着顾氏放弃了旧有的观点而改从黄永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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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提出上述新的看法，本是基于顾颉刚过去对梁州名义所做解释。上个世纪30年代，顾氏在西部陇蜀地区见到当地山岭多以“某梁”命名，从而悟得“梁有兀然高出之义：水际以堤与桥为最高，故称堤与桥曰梁；屋宇以脊为最高，故名承脊之木曰梁；山以巅为最高，故山巅亦曰梁，梁声转而为岭，今言岭古言梁也。九州之中以梁州为最多山，有山即有巅，山多则群峰乱目，言梁州者犹之言‘山州’耳，亦犹之称吴越间曰‘江乡水国’耳”〔36〕。黄永年因之推衍其义，以为“正可援释‘陆梁’”〔37〕，这才推测“‘陆梁地’即‘大陆上的山岭地区’”。实质上，这只是对顾颉刚原有观点的一种修正，即割弃不谈其与“陆海”天府的比附而仅仅保留“陆中之山”这一基本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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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论自然较顾氏旧说更为顺畅，不过却有一点令人费解：即撤掉“陆海”这一陪衬之后，山岭本来就是陆地上普遍存在的地貌，秦汉时人何以还要特别强调其位居大陆之上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逻辑前提，假若不能就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对“陆梁”或“陆梁地”的涵义，似乎就还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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