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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加拿大学者明义士旧藏甲骨当中，有一片上面刻有“”字〔66〕，当时的拓本字形不够清楚，《甲骨文编》尝摹作“”形，作为待识文字列入《附录》〔67〕，近年陈炜湛依据《甲骨文编》的摹本，将其释作不从“木”旁之“梁字初形”〔68〕。惟甲骨文中似此梁字别无所见，这片甲骨今归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甲骨文合集》据新近拓本收录，字迹远比明义士旧拓清晰，可见契文原本刻作“”形〔69〕，与金文梁字有较大差别，今通释作“”字的一种简省写法〔70〕，知陈氏所说非是，殷商时期或许还没有普遍使用鱼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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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义士《殷墟卜辞后编》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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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合集》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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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赵岐、毛亨、郑众、郑玄等人之所以能够对鱼梁的情况，做出清晰笺释，除了师说传承之外，与东汉时期仍然盛行这种捕鱼方式也具有很大关系。《后汉书·董卓传》记述东汉灵帝中平元年，董卓统兵与西羌作战，军情危急之中，竟依赖巧设鱼梁得以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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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于望垣北为羌胡所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度水中伪立，以为捕鱼，而潜从下过军。比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度。时众军败退，唯卓全师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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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贤注云：“《续汉书》‘’字作‘堰’，其字义则同，但异体耳。”〔71〕由此也可以看出，鱼梁有时会高出下游水面很多，由下游向上瞩望鱼梁，当有巍然高耸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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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文学性记述当中涉及鱼梁最有名的篇章，应属唐人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柳文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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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之峻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怪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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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梁之上竟能存有石丘竹树，自然堪称“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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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变化的鱼梁，亦有省却石质梁坝而全用竹木交织编制者，如唐人陆龟蒙有《鱼梁》诗云：“能编似云薄，横绝青川口。缺处欲随波，波中先置笱。投身入笼槛，自古难飞走。尽日水滨吟，殷勤谢渔叟。”〔73〕诗中所述鱼梁的制作方式，已经与秦汉以前大不相同。事实上，古代这两种类型的鱼梁，直到今天在全国很多地方依然沿用未改，譬如东北地区所说“鱼亮子”即是承此遗制而又有所变化。只是因村俗无学，使“梁”讹变为“亮”复缀加一“子”字词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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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春秋战国以来直至秦汉时期普遍使用石质“鱼梁”亦即所谓“泽梁”的情况，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秦汉时人称岭南地区为“陆梁地”，很可能是将东西横亘的南岭山脉形象地比拟为一道与“泽梁”类似的陆上鱼梁，这就像《礼记》记述尊养老者的饮食有所谓“淳熬”，即“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唐孔颖达等释之曰：“陆稻者，谓陆地之稻也。”〔74〕南岭山脉中间尚分布着一些诸如湘、漓谷地这样的山间通道，犹如鱼梁上面的“关空”之地，源出于南岭的赣江、湘江等河流则犹如鱼梁“关空”之处泻下的水流，而“陆梁地”就是指南岭及其以南的岭南地区。宋代闽北建宁府浦城县界内有地名曰“鱼梁岭”〔75〕，又称“鱼梁山”，《大明一统志》谓“旧志天下十大名山，渔梁其一也”〔76〕，自然应是得名于这道山岭状若鱼梁，可证用“陆梁”来形容南岭，非常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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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汉之际人崔篆在所著《易林》内书有语云：“北山有枣，使叔寿考；东岭多栗，宜行贾市；陆梁雌雉，所至利喜。”〔77〕崔篆所说“陆梁”，系与“北山”、“东岭”相并列，应属同类性质的地形地貌名称。溯其渊源，《易林》中“陆梁雌雉，所至利喜”这两句话，应是出自孔子所说“山梁雌雉，时哉时哉”〔78〕。东汉郑玄释此“山梁”之“梁”通作“粱粟”之“粱”〔79〕；南朝萧梁皇侃则释之曰：“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践渡水之处也。”〔80〕后人多遵从皇侃的说法，并明确叙述说：“山梁则山涧中桥以通人行也。”〔81〕这一释义实际上相当牵强，上下文义很不顺畅。南宋末年人饶鲁另有疏释云“山梁是山脊之隆起如梁之状者”，清嘉道间人梁章钜承之〔82〕；稍后戴望亦持同样看法，谓“山梁，山之穹隆似梁者”〔83〕，所说尚差相近似。参照前文举述《诗经》所说“梁”字多指鱼梁的情况，可知更准确地讲，孔子所说“山梁”应当是指山形略似鱼梁，而这正是所谓“陆梁”，故崔篆《易林》径以“陆梁”名之。更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易林》将“陆梁雌雉”与“北山有枣”和“东岭多栗”并举，其字面语义，显然是将此“雌雉”视作“陆梁”上的特产，而《华阳国志》在新都县下记云“有枣、鱼梁”〔84〕，把捕鱼的鱼梁与枣并列，则应当是在讲鱼梁出产的物品，亦即利用鱼捕获的鱼类。两相对比，愈加清楚显现出“陆梁”与“鱼梁”的内在联系。《易林》的记述清楚显示出当时在中原内地亦普遍通行“陆梁”这一称谓，并不是仅仅施用于僻远的五岭以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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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秦廷攻取岭南的前一年，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85〕，所谓“河南地”，是指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以外的黄河南岸地区，对这一新开拓疆域的称谓方式，与此“陆梁地”颇为相近〔86〕。采用类似的方式来称谓某一特定区域，还有《汉书·五行志》称述燕、齐、吴、越诸负海之国为“水泽地”〔87〕，而更有类比价值的例证，应属《汉书·食货志》所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壖地”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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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宫壖地”，唐人颜师古释之曰：“壖，馀也。宫壖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也。诸缘河壖地，庙垣壖地，其义皆同。”〔88〕这种解释，似乎不够十分准确，盖“壖”字在这里本来应当是指壖垣。同颜师古提到的“庙垣壖地”直接相关，《史记·五宗世家》记述临江王刘荣曾经“坐侵庙壖垣为宫”，唐人司马贞谓“壖垣，墙外之短垣也”〔89〕。这种“墙外之短垣”，应即颜师古所说“外垣”。“壖垣”的“壖”字本来应当从“耎”，而不是从“需”，后经浅人窜改，以合俚俗，始成今通行字样〔90〕，龙岗秦简记述禁苑之堧，即径行书作“耎”形〔91〕。《汉书·晁错传》记错为内史时，“内史府居太上庙堧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门南出，凿庙堧垣”，颜师古注以为“堧者，内垣之外游地也”〔92〕，可见“壖垣”亦应正作“堧垣”。东汉人许慎释“耎”义为“稍前大也”〔93〕，“堧垣”（壖垣）系用以圈护墙外稍近之地，故字形从“耎”，颜师古训释“壖”（堧）为“馀也”，应是直接由“耎”字这一本义引申而来〔94〕。正因为“壖”字为此“壖垣”（堧垣）之义，汉人才会用“宫壖地”来表示“外垣之内、内垣之外”这一区域，而所谓“庙垣壖地”亦即《汉书·晁错传》所说“堧中”，性质与此完全相同。其他如《史记·河渠书》记载河东太守番係在武帝时开渠引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下“五千顷故河壖弃地”〔95〕，这种“河壖弃地”即颜师古所说“缘河壖地”，应当是指黄河岸外大堤与河床岸线所裹夹的区域，而不是特指剩馀或多馀之地。因为相对于水面与河堤而言，陆地上的岸线亦即犹如“壖垣”。这种“宫壖地”（宫堧地）的地域面积虽然远不能与“陆梁地”并比，但二者得以命名的内在逻辑，却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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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出土“陆梁尉印”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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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有“陆梁侯”须毋，始封于高祖九年三月，在高祖功臣侯者有次第可考之一百三十七人之中，名殿其末〔96〕。《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此须毋（案《汉书》书作“须无”）侯的爵位和国名为“陆量侯”，唐人颜师古注释《汉书》，引述曹魏时人如淳语云：“《秦始皇本纪》所谓‘陆梁地’也。”〔97〕这显然是将“陆量”视作“陆梁”的异写。不过唐人司马贞撰著《史记索隐》，在引述如淳这句话时，却谓“陆量，如淳据《秦始皇纪》所谓‘陆量地’，案今在江南也”〔98〕，此盖缘于司马贞《索隐》依据的《太史公书》，须毋之侯名即是书作“陆量”〔99〕，惟如前所述，司马贞《史记索隐》在笺释《秦始皇本纪》之“陆梁地”时，乃谓“其性陆梁，故曰陆梁”云云，说明在司马贞的眼里，他所依据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将须毋（须无）的侯名记作“陆量”，同样也不过是“陆梁”的另一种写法而已，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异。清人梁玉绳和周寿昌，都因此而对“陆梁侯”的名称产生过疑虑〔100〕，实乃大可不必。《汉书》以及《史记》的某些传本中出现“陆量”这一异写，很可能是由于后人将表示地貌形态或者专有地名的“陆梁”与拟态语词“陆梁”相混淆所致，正如前引《后汉书·应劭传》所示，拟态的双声联绵词“陆梁”自易被替换为诸如“陆掠”之类读音近似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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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未尝记述须毋赖以封侯的功绩，只是记云“诏以为列侯，自置吏，受令长沙王”〔101〕，显示出他的封地应当在长沙国的周边地带。前述司马贞《索隐》谓此地“今在江南也”，所说未免过于含混，对探寻陆梁侯国的位置，并没有多大帮助。清人全祖望依循如淳和颜师古的说法，以为“‘陆梁’者，南粤三郡之通称，此‘陆量’（陆梁）特其一县耳”〔102〕，将陆梁侯国与“陆梁地”岭南联系起来，最有见地。周振鹤更进一步指出，“当时长沙国与据有两广的赵佗南越国疆界犬牙交错，长沙国南缘斗入岭南之地域，当亦蒙陆梁之名”，此即陆梁侯国所在的封地〔103〕。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地图，对长沙国跨越南岭的属地有清楚反映〔104〕，特别是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上，在岭南连江与绥江两江的上游河道之间，标有“封中”二字，便是用以表示当地居于汉长沙国封界之内〔105〕，如周振鹤所云，所谓陆梁侯国就应当分布在汉朝插入岭南的这一区域。长沙附近地区曾出土有一方西汉文景时期随葬的所谓“密印”，周世荣将印文释作“陆暴尉印”〔106〕，周晓陆则读为“陆梁尉印”〔107〕，审其字形，当以后者为是，应即仿自陆梁侯国之尉行用的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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