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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禹贡》在“治梁及岐”前面谈到的“壶口”。历代经学家对此也是聚讼纷纭,歧说叠出。为简省累赘,这里姑且引述成蓉镜所做撮述,以见其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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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注:“《地理志》:‘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之东南。’”《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东南。”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北屈有壶口山。”并本班义。北屈故县在今山西平阳府吉州北。据《汉志》、郑《注》、《水经》,壶口当在吉州东南,近人谓在吉州西南,其误自唐李泰始。《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壶口在慈州吉昌县西南五十里”,乐史《太平寰宇记》本之,云“壶口在吉乡县西南五十里”,吉昌、吉乡皆今吉州治,而州志及胡氏渭《禹贡锥指》、蒋氏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并谓在州西南七十里,《尚书后案》、《地理志斠注》同《山西通志》,复谓在州西七十里。〔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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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而言,或谓在今吉县东南,或谓在今吉县西南,都是把“壶口”视作山名。然而,《禹贡》冀州项下只是说“既载壶口”,并没有明确讲这个“壶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名,对此还需要做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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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此“壶口”为山岳之名,而今所能见到最早的文献记载,系出自东汉经学家马融〔134〕。《禹贡》之“导山”部分,开头即记述“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135〕,这里所说“壶口”,当然是用作山名,而且这一壶口山就是坐落在黄河东侧的冀州界内,马融以及后世学者,都是将此导山“壶口”与冀州“既载壶口”的“壶口”视同一事,自然要在黄河东岸寻找名称相同的山岳,来比定冀州“壶口”的位置,《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北屈县下所释“《禹贡》壶口山”正与此吻合〔136〕。然而,《禹贡》当中有不止一种同称异位的地名,如上面引述的“导岍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在雍州,而下文复有“导嶓冢至于荆山”的“荆山”则在荆州,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考虑到这种同名异地的情况,我们也就不必过分拘泥传统经学家的解释,而要更多关注《禹贡》原文所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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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蓉镜在疏释这一“壶口”时,以为“诸书所指为壶口者,即古之孟门山”,此即“《尸子》、《吕览》、《淮南子》所云‘河出孟门之上’者也”。虽然成氏仍旧固执《汉书·地理志》壶口山之所在,以为“壶口当在吉州东南”,并且以为壶口系与孟门一脉相连,为“孟门之东山”〔137〕,但他统合考虑壶口与孟门两地的思路,符合《禹贡》以夏禹治水为核心的撰述宗旨,启发我们可以循此路径,重新思索壶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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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成蓉镜之前很久,就有一些著述把壶口与孟门的位置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做法,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宗景泰年间纂修的《寰宇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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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口山,在吉州西七十里,即《禹贡》“既载壶口”。孟门山,在吉州西七十里。吕不韦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即此。〔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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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载,为稍后在英宗天顺年间纂修的《大明一统志》所承用〔139〕。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壶口山”和“孟门山”两地不仅里至完全相同,而且如前文所述,自唐李泰《括地志》以来,在记述“壶口山”的具体位置时,或曰在今吉县东南,或曰在今吉县西南,均南去今吉县甚远,而《大明一统志》记述的方位,则改至今吉县以西,可以说与传统的说法已经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它所表述的地理实体,指向了一个全新的地点,这就是今吉县西面黄河当中的孟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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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俱以疏于舆地沿革的考订而饱受清代考据学家诟病,然亦惟其如此,才能够不受经史典籍束缚,无所依傍地客观记述当地历代传承的实际地名。至清代编修《大清一统志》,由于刻意以早出文献记载为依据来考证古代地名,于是又重新回转到唐代初年《括地志》以来的说法,把壶口推定在今吉县西南。有意思的是,《大清一统志》书中同时又描摹当地自然地理状况并阐释“壶口”得名之缘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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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势北来至此,全倾于西(两)崖,奔放而下,约五六百尺,悬注潆旋,有若壶然。〔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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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习今山陕之间黄河水势者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壶口瀑布独有的壮观景色,因知书中实际是以今黄河河道上的壶口来比定《禹贡》“既载壶口”一事发生的场所。此前蒋廷锡释壶口所在,一方面沿袭《括地志》以来的说法,谓壶口山在“吉州(案即今吉县)西南七十里”,同时又说“黄河之水入注中如壶然”〔141〕,同样也只能做这样的理解。这里与吉县的相对方位,是位于今吉县县城西偏北方向,与《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的记载差相近似,却根本不是《大清一统志》和《尚书地理今释》表述的方位,而如前所述,这里原本是孟门山所在的地方。这种解释,虽然没有早期文献作依据,但覈诸当地黄河河道之特殊状况以及大禹开辟吕梁、龙门的传说,可谓合乎地理人情,庶几接近其本来面目〔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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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既载壶口”的“壶口”既然位于冀、雍两州之间的黄河河道上,从而有理由放到冀州项下叙述,那么,“治梁及岐”的“梁”字,也完全有可能是指河道上的某一特殊地形,而且如同壶口一样,并不一定非是山名不可。过去清人崔述在解读《禹贡》这一问题时,尽管还拘泥于“梁”为山岳的传统说法,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不再或河东、或河西地推测所谓“梁山”的位置,已经考虑到冀州项下的梁山和岐山“皆当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当在壶口之下”〔143〕。这种想法,对我们认识这个“梁”的位置,应当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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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非洪水季节,由壶口流出的河水,由于落差较大,同时又受到凹陷河床的约束,向下流淌时犹如倾倒壶水于壶口,“壶口”一名,当即取义于此。另一方面,若是从下游向上仰看,或是俯视这一段河道,黄河壶口处的整个横断面,又与鱼梁的形态非常相像,河水由上游较为宽阔的水面,流向束狭的石槽,中间下泻河水的“壶口”,也就相当于鱼梁上流水过鱼的“关空”。前面第三节所说董卓从鱼梁下面撤兵却敌一事表明,至少有一部分鱼梁,在其上、下游之间,水位会有明显落差。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人桂馥曾记下他在山东所见鱼梁的形制,即同样具有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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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过峄县,见水中石堰,空中为关,水出关,折而斜下,对关设坎,鱼顺急流夺关,必陷于坎,人呼为梁子。〔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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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壶口下泻的河水,与此鱼梁上水流“出关折而斜下”的状况,正相类同,若将《禹贡》所说“治梁及岐”的“梁”字,理解为横亘在黄河壶口的这道石梁式河床断面,犹如上文对壶口的解释一样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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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秋水》记庄子与惠子论鱼乐事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145〕晋人司马彪释之曰:“濠,水名也。石绝水曰梁。”〔146〕所谓“石绝水曰梁”,显然是在转述前文提到的《诗》毛氏传对鱼梁的解释,因知司马彪是将这一“濠梁”解作濠水之上的鱼梁或类似鱼梁的特殊地貌形态〔147〕。今检明官修《寰宇通志》记述濠水上有“石绝水,谓之濠梁,又号石梁河。《庄子》尝观鱼于此”〔148〕,从而可知,濠水之上这一石梁应是形状类似鱼梁的河床断面,正与黄河壶口相似,可以与“治梁及岐”的“梁”字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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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地名命名的一般规律而言,“梁”字本来只是一个通名,而《禹贡》所说“治梁”系将其借用为特指的地名,语义似嫌不够明晰。大概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另有“吕梁”这一专名。盖《尸子》所说“吕梁”,亦初未语及其性属山岳也。《庄子》书中亦尝述及吕梁事云:“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149〕孔子所至吕梁究竟位于何方,乃至此事是否存属随意编造的寓言,在此姑且置而不论,惟检晋人司马彪释此“吕梁”曰:“河水有石绝处也。今西河离石西有此悬绝,世谓之黄梁。《淮南子》曰:‘古者龙门未凿,河出孟门之上也。’”〔150〕虽然司马氏具体比定吕梁于离石西侧,位置还不够准确,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能够考证清楚吕梁所在的确切地点,故同时复谓“吕梁即龙门也”〔151〕,前后两相抵牾,但如同他看待“濠梁”的视角一样,司马彪是将“吕梁”与“河水有石绝处”这种特殊地形联系起来,并且会出现诸如“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这样的瀑布景观,却恰好道出了“吕梁”一称的得名原委。盖“吕者,脊骨也,象形”〔152〕,前引阎若璩说谓“今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一百里之吕梁山本名骨脊山者”,便清楚显示出这一层语义上的关联。壶口处之横截面上,河床岩石鳞次栉比,正与脊梁骨形状相似〔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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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治梁及岐”的“岐”字,既可指称黄河左岸亦即河道东侧斜行歧出之山地(岐、歧二字本可通假互换),也可以如杨守敬所论,依旧遵从宋人晁说之和蔡沈的解释,将其比定为黄河东岸介休附近的狐岐山〔154〕,或者如戴震所云,在这一带连绵联属的“薛颉、狐岐、高堂、玉泉诸山,亦一山之所盘回,《禹贡》之梁、岐,统名也,今之……狐岐特其中之一耳”〔155〕。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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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篇所论,均属臆度之词,或许尚无足以澄清上述迷离史事,甚至在读者看来,很可能要比司马贞、张守节辈更显“望文生义”,自知难免“想当然”之讥。但增辟一条蹊径,与旧有诸说并行,终归有助于我们早日登上高处,拨云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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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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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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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7日再次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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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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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八七上《扬雄传》上并唐颜师古注引晋灼语,页3523—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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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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