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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禹贡》在“治梁及岐”前面谈到的“壶口”。历代经学家对此也是聚讼纷纭，歧说叠出。为简省累赘，这里姑且引述成蓉镜所做撮述，以见其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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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注：“《地理志》：‘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之东南。’”《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壶口山，在河东北屈县东南。”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北屈有壶口山。”并本班义。北屈故县在今山西平阳府吉州北。据《汉志》、郑《注》、《水经》，壶口当在吉州东南，近人谓在吉州西南，其误自唐李泰始。《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壶口在慈州吉昌县西南五十里”，乐史《太平寰宇记》本之，云“壶口在吉乡县西南五十里”，吉昌、吉乡皆今吉州治，而州志及胡氏渭《禹贡锥指》、蒋氏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并谓在州西南七十里，《尚书后案》、《地理志斠注》同《山西通志》，复谓在州西七十里。〔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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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而言，或谓在今吉县东南，或谓在今吉县西南，都是把“壶口”视作山名。然而，《禹贡》冀州项下只是说“既载壶口”，并没有明确讲这个“壶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名，对此还需要做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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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此“壶口”为山岳之名，而今所能见到最早的文献记载，系出自东汉经学家马融〔134〕。《禹贡》之“导山”部分，开头即记述“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135〕，这里所说“壶口”，当然是用作山名，而且这一壶口山就是坐落在黄河东侧的冀州界内，马融以及后世学者，都是将此导山“壶口”与冀州“既载壶口”的“壶口”视同一事，自然要在黄河东岸寻找名称相同的山岳，来比定冀州“壶口”的位置，《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北屈县下所释“《禹贡》壶口山”正与此吻合〔136〕。然而，《禹贡》当中有不止一种同称异位的地名，如上面引述的“导岍及岐，至于荆山”的“荆山”在雍州，而下文复有“导嶓冢至于荆山”的“荆山”则在荆州，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考虑到这种同名异地的情况，我们也就不必过分拘泥传统经学家的解释，而要更多关注《禹贡》原文所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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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蓉镜在疏释这一“壶口”时，以为“诸书所指为壶口者，即古之孟门山”，此即“《尸子》、《吕览》、《淮南子》所云‘河出孟门之上’者也”。虽然成氏仍旧固执《汉书·地理志》壶口山之所在，以为“壶口当在吉州东南”，并且以为壶口系与孟门一脉相连，为“孟门之东山”〔137〕，但他统合考虑壶口与孟门两地的思路，符合《禹贡》以夏禹治水为核心的撰述宗旨，启发我们可以循此路径，重新思索壶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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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成蓉镜之前很久，就有一些著述把壶口与孟门的位置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做法，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宗景泰年间纂修的《寰宇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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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口山，在吉州西七十里，即《禹贡》“既载壶口”。孟门山，在吉州西七十里。吕不韦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即此。〔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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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载，为稍后在英宗天顺年间纂修的《大明一统志》所承用〔139〕。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壶口山”和“孟门山”两地不仅里至完全相同，而且如前文所述，自唐李泰《括地志》以来，在记述“壶口山”的具体位置时，或曰在今吉县东南，或曰在今吉县西南，均南去今吉县甚远，而《大明一统志》记述的方位，则改至今吉县以西，可以说与传统的说法已经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它所表述的地理实体，指向了一个全新的地点，这就是今吉县西面黄河当中的孟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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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俱以疏于舆地沿革的考订而饱受清代考据学家诟病，然亦惟其如此，才能够不受经史典籍束缚，无所依傍地客观记述当地历代传承的实际地名。至清代编修《大清一统志》，由于刻意以早出文献记载为依据来考证古代地名，于是又重新回转到唐代初年《括地志》以来的说法，把壶口推定在今吉县西南。有意思的是，《大清一统志》书中同时又描摹当地自然地理状况并阐释“壶口”得名之缘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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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势北来至此，全倾于西（两）崖，奔放而下，约五六百尺，悬注潆旋，有若壶然。〔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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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习今山陕之间黄河水势者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壶口瀑布独有的壮观景色，因知书中实际是以今黄河河道上的壶口来比定《禹贡》“既载壶口”一事发生的场所。此前蒋廷锡释壶口所在，一方面沿袭《括地志》以来的说法，谓壶口山在“吉州（案即今吉县）西南七十里”，同时又说“黄河之水入注中如壶然”〔141〕，同样也只能做这样的理解。这里与吉县的相对方位，是位于今吉县县城西偏北方向，与《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的记载差相近似，却根本不是《大清一统志》和《尚书地理今释》表述的方位，而如前所述，这里原本是孟门山所在的地方。这种解释，虽然没有早期文献作依据，但覈诸当地黄河河道之特殊状况以及大禹开辟吕梁、龙门的传说，可谓合乎地理人情，庶几接近其本来面目〔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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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既载壶口”的“壶口”既然位于冀、雍两州之间的黄河河道上，从而有理由放到冀州项下叙述，那么，“治梁及岐”的“梁”字，也完全有可能是指河道上的某一特殊地形，而且如同壶口一样，并不一定非是山名不可。过去清人崔述在解读《禹贡》这一问题时，尽管还拘泥于“梁”为山岳的传统说法，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不再或河东、或河西地推测所谓“梁山”的位置，已经考虑到冀州项下的梁山和岐山“皆当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当在壶口之下”〔143〕。这种想法，对我们认识这个“梁”的位置，应当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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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非洪水季节，由壶口流出的河水，由于落差较大，同时又受到凹陷河床的约束，向下流淌时犹如倾倒壶水于壶口，“壶口”一名，当即取义于此。另一方面，若是从下游向上仰看，或是俯视这一段河道，黄河壶口处的整个横断面，又与鱼梁的形态非常相像，河水由上游较为宽阔的水面，流向束狭的石槽，中间下泻河水的“壶口”，也就相当于鱼梁上流水过鱼的“关空”。前面第三节所说董卓从鱼梁下面撤兵却敌一事表明，至少有一部分鱼梁，在其上、下游之间，水位会有明显落差。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人桂馥曾记下他在山东所见鱼梁的形制，即同样具有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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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过峄县，见水中石堰，空中为关，水出关，折而斜下，对关设坎，鱼顺急流夺关，必陷于坎，人呼为梁子。〔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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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壶口下泻的河水，与此鱼梁上水流“出关折而斜下”的状况，正相类同，若将《禹贡》所说“治梁及岐”的“梁”字，理解为横亘在黄河壶口的这道石梁式河床断面，犹如上文对壶口的解释一样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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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秋水》记庄子与惠子论鱼乐事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145〕晋人司马彪释之曰：“濠，水名也。石绝水曰梁。”〔146〕所谓“石绝水曰梁”，显然是在转述前文提到的《诗》毛氏传对鱼梁的解释，因知司马彪是将这一“濠梁”解作濠水之上的鱼梁或类似鱼梁的特殊地貌形态〔147〕。今检明官修《寰宇通志》记述濠水上有“石绝水，谓之濠梁，又号石梁河。《庄子》尝观鱼于此”〔148〕，从而可知，濠水之上这一石梁应是形状类似鱼梁的河床断面，正与黄河壶口相似，可以与“治梁及岐”的“梁”字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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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地名命名的一般规律而言，“梁”字本来只是一个通名，而《禹贡》所说“治梁”系将其借用为特指的地名，语义似嫌不够明晰。大概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另有“吕梁”这一专名。盖《尸子》所说“吕梁”，亦初未语及其性属山岳也。《庄子》书中亦尝述及吕梁事云：“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149〕孔子所至吕梁究竟位于何方，乃至此事是否存属随意编造的寓言，在此姑且置而不论，惟检晋人司马彪释此“吕梁”曰：“河水有石绝处也。今西河离石西有此悬绝，世谓之黄梁。《淮南子》曰：‘古者龙门未凿，河出孟门之上也。’”〔150〕虽然司马氏具体比定吕梁于离石西侧，位置还不够准确，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能够考证清楚吕梁所在的确切地点，故同时复谓“吕梁即龙门也”〔151〕，前后两相抵牾，但如同他看待“濠梁”的视角一样，司马彪是将“吕梁”与“河水有石绝处”这种特殊地形联系起来，并且会出现诸如“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这样的瀑布景观，却恰好道出了“吕梁”一称的得名原委。盖“吕者，脊骨也，象形”〔152〕，前引阎若璩说谓“今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一百里之吕梁山本名骨脊山者”，便清楚显示出这一层语义上的关联。壶口处之横截面上，河床岩石鳞次栉比，正与脊梁骨形状相似〔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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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治梁及岐”的“岐”字，既可指称黄河左岸亦即河道东侧斜行歧出之山地（岐、歧二字本可通假互换），也可以如杨守敬所论，依旧遵从宋人晁说之和蔡沈的解释，将其比定为黄河东岸介休附近的狐岐山〔154〕，或者如戴震所云，在这一带连绵联属的“薛颉、狐岐、高堂、玉泉诸山，亦一山之所盘回，《禹贡》之梁、岐，统名也，今之……狐岐特其中之一耳”〔155〕。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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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篇所论，均属臆度之词，或许尚无足以澄清上述迷离史事，甚至在读者看来，很可能要比司马贞、张守节辈更显“望文生义”，自知难免“想当然”之讥。但增辟一条蹊径，与旧有诸说并行，终归有助于我们早日登上高处，拨云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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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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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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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7日再次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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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历史地理》第2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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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八七上《扬雄传》上并唐颜师古注引晋灼语，页3523—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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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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