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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比对，可以看到，《史记·天官书》和《石氏星经》记载的太白星别称，虽然略有参差，但大体上能够相互印证，而两书都列有“明星”。由此可见，杨氏所说，信而有征，没有任何疑义。然而，其他两项证据，却都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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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所说《甘氏星经》，是指战国时人甘德撰著的《天文星占》一书〔25〕，本来无由述及秦始皇三十三年史事，更不可能引证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写的《史记》，岑仲勉已经谈到过这一点〔26〕。此《甘氏星经》原书久已散佚不传，仅依赖其他史籍征引而偶有部分佚文留存。东汉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曾引用其中有关太白星以及所谓“明星”的记载，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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媊。《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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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氏所说，仅此而已，文中并没有涉及秦汉时期祠祀明星的事情（案《甘氏星经》谓太白之妻“女媊”为明星，与前述《石氏星经》以及《史记·天官书》所说不同，系因当时各占星之家时有异词，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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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学者钱坫在《新斠注地理志》一书中引述这条佚文时，紧接着“天下祭之曰明星”这句话之后，另行辑录《史记》相关记载曰：“《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28〕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在《地理志》中亦采录了钱坫这一笺释〔29〕。明此情形，足以知晓，杨宪益引述的《甘氏星经》，应当是出自钱坫此书（似乎更有可能是间接依据王氏《汉书补注》），并因一时疏忽，误将钱氏抄写的《秦始皇本纪》内容，视作《甘氏星经》的文字。不言而喻，“禁不得祠明星”这种读法，只能反映清代中期人钱坫对《史记》的理解，而不宜藉此来判断太史公书早期传本的文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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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举的杨氏第二项依据，意谓陈仓其地既然建有明星祠堂，当时自然会有祭祀明星的行为，从而应当以“禁不得祠明星”为句，此亦大可商榷。盖《史记》记述嬴秦朝廷直接管理的各色祠祀庙宇，谓之曰：“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岩、诸逑之属，百有馀庙。……各以岁时奉祠。”又曰：“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30〕煌煌祀典，天子之祝，何以会有“禁不得祠明星”之说，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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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槃论述这一问题，一方面坦承“关于‘禁不得祠’读之一解释，槃个人殊无成见”，同时却又径行揣测说，秦始皇此举，或许意在禁止民间私祠〔31〕。汤用彤亦曾援据民国时人说法，以为“始皇盖禁人民私祠出西方之明星”，这是因为“据《天官书》，太白主兵事，故秦人禁民间私祀”〔32〕。若是信从此说，固然可以解释秦王朝既设置官祠而又下诏禁止祠祀的矛盾做法，但覆案《史记》原文，秦始皇这道禁令，何尝有一丝一毫仅限于禁止民间私祠的意味？况且在湖北荆州近年出土的关沮秦墓竹简当中，我们清楚看到有民间阴阳占筮文书记云，在此之后三年，亦即秦始皇“卅六年，置金，上公、兵死、阳主岁，岁在中”，“上公”亦即太白星在这里被明确列为祭祀的对象；另外还有一支竹简也同时提到了司命、明星和北斗长史〔33〕，大致也与民间的祭祀行为有关，反映出秦廷并没有颁布过禁止私祠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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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像这样将“明星”二字属上连读之后，下面“出西方”三字缺少主语，已经不成文句，在行文上根本说不过去。南朝刘宋徐广作《史记音义》，曾引述西晋时人皇甫谧的看法，在“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句下注云：“彗星见。”〔34〕似乎是将“明星”释为彗星，宋人吕祖谦之《大事记》与《大事记解题》，魏了翁撰著《古今考》以及元人马端临撰著《文献通考》，论述秦始皇时期彗星，便都以为皇甫谧所说彗星，是指“明星出西方”之“明星”，吕祖谦甚至径行书写是年“彗星出西方”〔35〕，藤田丰八和岑仲勉也持有同样看法〔36〕。如上文所论，并不能以“禁不得祠”和“明星出西方”各自为句，因而，这样的释读显然很不准确，只是出于皇甫谧、徐广等人的错误理解，清人牛震运已经做出批驳，指出“不必明星是彗星也”〔37〕，汤用彤对此也做过考辨〔38〕。惟清人姚范尚以为乃是由于“‘出’上脱一‘星’字，故注引皇甫谧以证星为彗星也”〔39〕，意即《史记》原本在“出”字之上本来还有一“星”字，这是姚氏将“禁不得祠明星”断作一句之后，为弥缝“出”字无所归属的罅漏而做的臆测，并没有版本依据或是其他比较切实的文献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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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同样的思路和理由，杨宪益以为“馀下的‘出西方’三字前当漏去‘彗星’二字”，杨氏且申述其内在缘由曰：“古代天文学里彗星出现主兵大起，如《史记·天官书》所言，此年斥逐匈奴，故彗星出西方。”〔40〕解读历史文献，像这样想当然的说法，类同“增字解经”（此处系增改“出西方”为“星出西方”或“彗星出西方”，前面半句话则是增改“禁不得祠明星”为“禁不得私祠明星”），只能是在万般无奈时才不得不采用的疏通手段，如陈槃所说，似此“增字以通史，实甚危险”〔41〕，首先还是要尽量尊重文本固有的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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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若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句子来解读，不再拆分，是不是可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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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杨宪益以为：“太白是行星而不是彗星，行星决没有出自西方的道理，况且太白星见于西方是每天晚上必然的现象，亦无特地提出的理由。”〔42〕这是他将“出西方”三字与“禁不得祠明星”数语拆分开来最为重要的逻辑基础。可是，这种看法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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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天文学上将行星、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夹角，称作“距角”。当地球、太阳和内行星处于同一直线位置上，也就是距角等于0°的时候，称之为“合”。太白星亦即金星，它与辰星亦即水星同属于地球绕日轨道之内的“内行星”，而内行星会出现“上合”与“下合”两种不同状态。“上合”即行星与地球隔太阳相对，“下合”乃行星处于地、日之间，类似日蚀时地、月、日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在“合”的前后，不管内行星还是外行星，因为与太阳几乎同时出没，为太阳的光辉所掩，地球上无法看到。从地球上观察，当内行星处在距太阳最远的位置时，在太阳东侧，称为“东大距”，西侧称为“西大距”。金星的东、西大距只有48°，可以说紧随在太阳左右，古人将这一与水星类似的性状并称为“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43〕，或径谓之曰“金、水附日”〔44〕，《史记·天官书》云“察日行以处位太白”〔45〕，就是基于金星这一特征，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夜晚的大部分时间基本看不到金星，惟独或在清晨拂晓之时、或在傍晚初昏之际这两段短暂时间内，才有可能用肉眼清楚观测到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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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东边，在地球上观测到的星象，就表现为傍晚始见于西方的天空。这时金星在天空星座的背景上是自西向东“顺行”，速度越来越“慢”，离太阳越来越“远”，过了“东大距”以后不久，经过“留”（停止不动）的状态，转变为由东向西的“逆行”，通过“下合”点之后，金星出现在太阳的西边，表现为清晨始见于东方的天空。再“逆行”一段时间后，复又表现为“顺行”，由“慢”到“快”，过西大距以至“上合”，周而复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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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上述天文知识，便会很容易理解，所谓“明星出西方”，指的就应该是这种金星夕见于西方的天象，即太白星确有出自西方的道理（陈槃似乎倾向于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通贯连读，可是却并不明白个中缘由）。《诗·小雅·大东》有句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汉毛氏传曰：“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清人陈奂对此做有疏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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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云“日旦出”，“旦”当作“且”。《正义》已误，当从小笺本订正。日出东方，日且出而明星见于东方，是曰启明。启，开也，开日之明也。……日入西方，日既入而明星见于西方，是曰长庚。庚，续也，犹继也，长犹常也，继日而常明也。故笺云启明、长庚，皆有助日之名而无实光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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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所说，顺情入理，信而可从。《诗·郑风》亦有句云：“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显而易见，这里同样是讲金星在天明之前升出于东方的情况〔48〕。由此可知，至迟从春秋时起，人们对明星亦即太白之或见于东方，或见于西方，就有清楚的认识，秦始皇时期提到“明星出西方”现象，是一件非常合理而且也十分自然的事情，即如汤用彤所说：“《史》言明星出西方，正指日既入之长庚言，其为太白无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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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金星运行规律，亦可知其显现于西天，也并非如杨宪益所说属于每天晚上恒有的现象（岑仲勉说太白星“初昏时必出现于西方，更不烦史臣特记”〔50〕，差误与杨氏略同）。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记有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期间金星的运行状况，谓始皇三十三年“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与角晨入东方。浸行百廿日，以十二月与虚夕出西方，取廿一于下”。翌年的天象，为金星“与虚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与轸晨出东方……”〔51〕。因为当时是以十月为岁首，既然先从正月讲起，后面的十二月实际上应当隶属于下一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的第三个月，从而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始皇三十三年末尾记述的这一禁令，应当是直接针对即将到来的第二年十二月至七月这次“明星出西方”天象而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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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厌胜钱上的朝见启明与夕见长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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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特地提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也自有其特殊缘由，这涉及到天文占验观念伴随着战国至嬴秦间政治地理格局而发生的转折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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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星司“甲兵”而“主大将”、“主兵革诛伐”、“主杀”，这是战国秦汉间占星家普遍秉持的观念〔53〕，故其位置所在，常常被视作一项重要征兆，来占测不同地域间相互征伐的胜负成败，即《石氏星经》所说“用兵象太白，吉；反之，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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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天官书》记述太白星所对应之地域方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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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当期出也，其国昌。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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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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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至东，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