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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谓列国争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说“天时”，就是指包括星象在内的种种“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83〕，而孟子这种有为而发的议论，恰恰显示出此等“天时”观念在各国君王和统兵将帅之间正受到普遍尊奉。《尉缭子》中记载有一个具体事例，可以更为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虽然作者在这里是用以阐释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其首要者只是在于“人事而已”〔84〕，犹如孟子所说人和重于天时，但楚公子心这一违逆常规的战法，也正说明当时两军交战，乃普遍遵信彗柄所在者胜不可击。再向前追溯，则《国语》记载伶州鸠对周景王论律，其间尚谈到武王伐纣时星象因素对周人决计出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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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冯（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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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顺应星象以用兵作战，在中国古代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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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望星气既然已经成为列国之间竞相趋从的一种普遍风气，其中最为“争于攻取”的秦国，自然无由置身事外，尤其应当重视像太白星这样司职兵事的星官。在这次颁布禁祠西方明星诏命之后两年的秦始皇三十五年，有人谈及，当时秦廷所豢养之“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87〕。众多星占家麇集于秦廷，更不能不占测与祠祀太白星出于西方这一上佳吉兆。《史记·天官书》有相关记载云：“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88〕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秦、晋两国为占候太白，做出过怎样的祠祀，但依据上文所述当时人们的观念，显然只能祠祀现身于西方的太白星（其实，秦始皇诏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恰好可以反证这一点，此即清人姚范所说：“当是前祠而秦皇废之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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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出西方”特别有利于秦国这一局面，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战争完成之后，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如秦始皇在峄山刻石中所自诩的那样，他成功地终结了“功（攻）战日作，流血于野”的战国时代，“壹家天下，兵不复起”〔90〕，这时的战争，已经转化成为统一的秦王朝与周边各部族的冲突，而北面的胡人亦即匈奴是秦人最主要的征伐对象。如同前引《五星占》所显示的那样，与西北边境之外的“狄”人亦即匈奴等族相比，秦国的地位已经变换成了“阳国”，亦即东方之国。《史记·天官书》云“及秦并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91〕，讲的也是这一新的天地系统。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祠祀作为西方之国瑞应的西出太白，只会给自己带来破军杀将的厄运。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在讲述太白与辰星（水星）并出于一处的天象时，星占家对这一观念做有明确表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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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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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原理，假若太白星“其西出失行，外国败；其东出失行，中国败”。此外，《史记·天官书》中还有类似说法云：“五星分天下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92〕这些占验规则，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星占家眼中，西方是同以匈奴为代表的外夷具有对应关系〔93〕。汉宣帝时派遣赵充国征伐西羌，因嫌老将赵充国用兵过于持重，宣帝尝致书督促，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曹魏张晏注云：“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为汉。”〔94〕所谓“五星”，自然包括太白金星，金星与其他四大行星汇聚于东方，当然是要发生在太白晨出于东方这段时期之内。这一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对于统一的中原王朝来说，太白出自东方，才对自己有利；反之，若是出于西方，则只能有利于西北塞外的戎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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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秦始皇三十三年这次派蒙恬统领重兵大举北伐匈奴，除了开拓疆土以确保北边安宁之外，还有一项很特别的触发因素。这就是在这前一年，始皇帝嬴政为享度无疆长寿，“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对于正梦想亿万斯年的秦始皇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是因为担心西北边塞之外的胡人灭掉他奋力建造的大秦帝国，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95〕。也正是基于这种对胡人亡秦的深切忧虑和恐惧，他才在蒙恬进军节节取得胜利的同时，下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以防秦人这种习惯性祠祀活动，反而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曾经以为卢生奏录“亡秦者胡也”图书一事的真实性至为可疑，且无端揣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秦始皇的憎恶而妄自窜入的瞎话〔96〕。若是能够理解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内在涵义，并以之与卢生奏录图书事相互参证，再对比一下太初元年西伐大宛时，汉武帝令“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的做法〔97〕，以及征和时谋击匈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且谓“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的情况〔98〕，卜德其人或许就不会萌生这样奇特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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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史记·秦始皇本纪》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话，语义清晰，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讹或费解之处，既不宜像中华书局点校本那样以“禁不得祠”为句，也不能像杨宪益等人那样以私意增改文字，在“禁不得祠明星”处句断。昔清人顾炎武曾颇为感慨地讲道：“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99〕此等情形，实则与唐朝始设“私习天文”之禁而在律法中明确规定私家不得拥有“天文图书”具有直接关系〔100〕。唐制不仅规定“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甚至连朝廷所设专门负责观察记录天象的“观生”，也“不得读占书，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101〕，朝廷对天占徵验的控制，尤为严密。就此太白金星的情况而言，如李唐时王摩诘尝有诗句云：“长城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102〕所说夜看太白，便是属于不明金星出没时刻所随意敷陈出来的谬误〔103〕。司马迁身隶天文世家，复以考究天人之际以通解古今之变为己任，自宜郑重记述秦始皇这一因应天象的举措，而后世学人，难以正确解读太史公此文，甚至削足适履，正是缘于未能清楚知晓相关天体运行知识。其实，当年司马温公撰著《资治通鉴》，对这一纪事弃而未取，恐怕也是因无法通畅解读而只好加以回避〔104〕，没有意识到此事清晰显现出秦始皇对待匈奴，在骄横气势和凌厉兵锋背后所潜藏的惶恐心态，正宛如一面昭明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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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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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史》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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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案此处引用《史记》以及本文引述其他史籍，所施标点或与所标注之通行本不尽相同，系作者根据本人的理解，自行点断，希读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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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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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凌稚隆辑，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影印明万历刻本）卷六《秦始皇本纪》，页384。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六《秦始皇本纪》，页167。案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之《点校后记》（页5—6）明确说明断句时参考过《史记评林》等书，“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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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孙楷《秦会要》，据徐复《秦会要订补》（北京，中华书局，1950）卷五《礼·郡县各祠》，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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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藤田丰八《支那に於ける刻石の由來——附「不得祠」とは何ぞや》，据作者文集《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之《西域篇及附篇》（东京，荻原星文馆，1943），页44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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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寅恪《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之《史记之部》，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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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案陈寅恪氏对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亦殊为关注，在1926年曾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学生开示“中国古代天文星历问题之研究”这一题目，惟同时列出的其他题目，如“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和“鸠摩罗什之研究”，都已概述基本思路和目标，而对这一天文星历问题，却只附有说明云：“愿研究者，请约期面谈。”说明至少在当时，他对从哪里入手以及主要研究什么问题，还没有明确想法，这也显示出他对天文星历的熟悉程度远不如所谓“胡化”问题。以上情况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四号（1926年12月）之“研究所国学门通告”，页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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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伟《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刊《文博》2009年第2期，页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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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万有文库》本）第四章《印度文化之东来》，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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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宪益《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之《“不得祠”辨误》，页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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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邓广铭函，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2010年8月10日），页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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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节《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第四章《图腾层创观》，页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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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岑仲勉《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文章撰述于1947年6月，此据作者文集《两周文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185—191。案岑仲勉对这段话的解释，还引发出一些学术以外的议论，请参看容甫《关于“不得”的后话》，刊《书品》2010年第3辑，页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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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编《孙人和、邓广铭、周一良先生对〈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后记的意见》之《整理附记》，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52期，页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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