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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清王昶《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1985）卷四《峄山刻石》，页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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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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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史记》卷二七《天官书》，页1325，页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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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案《史记》卷二七《天官书》唐张守节《正义》（页1348）引《星经》云：“太白在北，月在南，中国败；太白在南，月在北，中国不败。”所说中国与外夷的方位关系，虽然是南、北对立，与东、西相对者略有出入，但正如前引《史记·天官书》本文所说：“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南与东同属中国所在的阳国，而北与西同属胡、貉等族居处的阴国，此太白在北抑或在南，实质上亦犹如其在西或者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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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语，页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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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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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Derk Bodde,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 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1986. p. 79,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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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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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页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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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三〇“天文”条，页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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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唐官修《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宋刻本）卷三《职制律》，页4b。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北京，中国书店，2008，重刷民国徐氏退耕堂刻本）卷九《职制》上“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条，页26b。案清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曾阐述天文知识之演变大势云：“古者农夫戍卒，皆知天文，后世设为厉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特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因知天文之学，系与顾炎武氏并世复兴，而援之破解疑难史事，尚有所不足。奕说见清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影印清光绪元年刊本）卷五恭亲王《酌议同文馆章程疏》，页3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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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唐张说、李林甫等监修《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太史局”条，页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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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唐王维《王摩诘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影印宋蜀刻本）卷一《陇头吟》，页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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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案孔颖达等撰《毛诗正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影印日本杏雨书屋旧藏南宋刻单疏残本）卷二○《小雅·大东》（页223），就已经弄不清楚金星的出没规律，以为“启明是太白矣，长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东、西而异名，或二者别星，未能审也”。至南宋建阳书坊所刻《纂图互注毛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影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本）卷首《毛诗举要图》（页2b），竟谓“启明者，辰星也，位生于北而先于东，启明之谓也；长庚者，太白也，位主于西，长庚之谓也，而朝夕迭见”。对星象的认识，愈加错乱。此等经书，唐宋间人类皆幼而习之，所作疏释既已如此暗昧，词人骚客舞文弄墨，自然难以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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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案明人严衍弄不明白个中缘由，在所撰《资治通鉴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影印清光绪二年盛氏思补楼活字印本）当中（卷七，页638），依据皇甫谧的错误理解，为《通鉴》补入“彗见西方”四字，实则徒增新的谬误，还不如司马光之避而不录，要更显稳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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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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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1〕。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函谷关原本设在今河南灵宝附近，这次迁徙是将其东移约三百里上下，移至今河南新安境内，但却依然沿用原来的关名。这道关隘是关中东出第一门户，是拱卫都城长安头等重要的防卫要地，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几乎无与伦比。因而，若是没有特别重大的缘由，当政者似乎不应轻易更动它的位置；汉武帝何以会做出这一举动，非常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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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人应劭最早对此做出疏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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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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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船将军杨仆的家住在宜阳县，正处于今河南灵宝函谷关旧关之外、今河南新安函谷关新关之内〔3〕，故后之论者多依从应氏此说。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函谷关的迁徙过程时，不仅完全采录了上述记载，而且所记要更为具体一些，较颜师古引述的文字，尚增有“（杨仆）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云云〔4〕；南宋时人吕祖谦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同样全文抄录了应劭的说法〔5〕；又如元朝学者方回和清人顾炎武、顾祖禹、朱一新等对此亦一直笃信不疑〔6〕。在当代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当中，史念海对新、旧两座函谷关的遗址，都做过不止一次考察，很多研究都涉及到函谷关问题，并且撰著有《函谷关和新函谷关》一文，专门从历史军事地理学角度论述这座关隘的作用，同样依然秉持应劭以来的传统说法〔7〕，这也可以视作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通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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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方面，至迟从宋朝时起，也就有人针对应劭“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的解释，相继提出疑问。如宋代学者王益之曾考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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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仆以伐南越，方为楼船将军，犹在二年之后，兼是时仆亦未尝有大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