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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71 〔96〕Derk Bodde, “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 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1986. p. 79,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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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73 〔97〕《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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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75 〔9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页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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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77 〔99〕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刊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三〇“天文”条,页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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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81 〔100〕唐官修《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宋刻本)卷三《职制律》,页4b。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北京,中国书店,2008,重刷民国徐氏退耕堂刻本)卷九《职制》上“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条,页26b。案清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曾阐述天文知识之演变大势云:“古者农夫戍卒,皆知天文,后世设为厉禁,知者始鲜。我朝康熙年间,特除私习天文之禁,由是人文蔚起,天学盛行,治经之儒,皆兼治数,各家著述,考证俱精。”因知天文之学,系与顾炎武氏并世复兴,而援之破解疑难史事,尚有所不足。奕说见清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影印清光绪元年刊本)卷五恭亲王《酌议同文馆章程疏》,页3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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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83 〔101〕唐张说、李林甫等监修《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一○“太史局”条,页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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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85 〔102〕唐王维《王摩诘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影印宋蜀刻本)卷一《陇头吟》,页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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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87 〔103〕案孔颖达等撰《毛诗正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影印日本杏雨书屋旧藏南宋刻单疏残本)卷二○《小雅·大东》(页223),就已经弄不清楚金星的出没规律,以为“启明是太白矣,长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东、西而异名,或二者别星,未能审也”。至南宋建阳书坊所刻《纂图互注毛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影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本)卷首《毛诗举要图》(页2b),竟谓“启明者,辰星也,位生于北而先于东,启明之谓也;长庚者,太白也,位主于西,长庚之谓也,而朝夕迭见”。对星象的认识,愈加错乱。此等经书,唐宋间人类皆幼而习之,所作疏释既已如此暗昧,词人骚客舞文弄墨,自然难以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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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89 〔104〕案明人严衍弄不明白个中缘由,在所撰《资治通鉴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影印清光绪二年盛氏思补楼活字印本)当中(卷七,页638),依据皇甫谧的错误理解,为《通鉴》补入“彗见西方”四字,实则徒增新的谬误,还不如司马光之避而不录,要更显稳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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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94 旧史舆地文录 [:1705427234]
1705429795 旧史舆地文录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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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97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1〕。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函谷关原本设在今河南灵宝附近,这次迁徙是将其东移约三百里上下,移至今河南新安境内,但却依然沿用原来的关名。这道关隘是关中东出第一门户,是拱卫都城长安头等重要的防卫要地,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几乎无与伦比。因而,若是没有特别重大的缘由,当政者似乎不应轻易更动它的位置;汉武帝何以会做出这一举动,非常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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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799 东汉时人应劭最早对此做出疏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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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01 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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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03 楼船将军杨仆的家住在宜阳县,正处于今河南灵宝函谷关旧关之外、今河南新安函谷关新关之内〔3〕,故后之论者多依从应氏此说。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函谷关的迁徙过程时,不仅完全采录了上述记载,而且所记要更为具体一些,较颜师古引述的文字,尚增有“(杨仆)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云云〔4〕;南宋时人吕祖谦在阐释这一问题时,同样全文抄录了应劭的说法〔5〕;又如元朝学者方回和清人顾炎武、顾祖禹、朱一新等对此亦一直笃信不疑〔6〕。在当代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当中,史念海对新、旧两座函谷关的遗址,都做过不止一次考察,很多研究都涉及到函谷关问题,并且撰著有《函谷关和新函谷关》一文,专门从历史军事地理学角度论述这座关隘的作用,同样依然秉持应劭以来的传统说法〔7〕,这也可以视作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通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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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05 但在另一方面,至迟从宋朝时起,也就有人针对应劭“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关东”的解释,相继提出疑问。如宋代学者王益之曾考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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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07 杨仆以伐南越,方为楼船将军,犹在二年之后,兼是时仆亦未尝有大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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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09 基于这样的看法,王氏在所纂《西汉年纪》中即弃而未取应劭的说法〔8〕。后来清人何焯、沈钦韩、邵晋涵等也先后对此提出相似疑问。邵晋涵的说法比较委婉,乃谓:“应注似非核实。”〔9〕沈钦韩则更直截了当地否定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谓之曰:“仆于元鼎五年始为将军,是年破南越封侯,而函谷关之徙在三年,前此未尝有战功。《酷吏传》‘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者’,殆虚妄也。”〔10〕而何焯怀疑应劭此说的理由,除了杨仆出任楼船将军的时间晚于函谷关迁徙的时间这一因素之外,又提出新的质疑说:“以武帝之雄,岂展拓都畿费出臣下之家财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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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11 其实,杨仆不仅如王益之、何焯、沈钦韩、邵晋涵诸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元鼎三年迁徙函谷关之前,没有立下足以令汉武帝为他移动函谷关的功勋,而且终其一生,也始终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业绩,《汉书·酷吏传》记述杨仆一生战伐军功事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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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13 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敇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陿,非有斩将骞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武库日岀兵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宫,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舒俱破东越。后复与左将军荀彘俱击朝鲜,为彘所缚,语在《朝鲜传》。还,免为庶人,病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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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15 按照上述记载,杨仆不仅未尝为汉朝立有重大功勋,而且在汉武帝眼里,连他以“楼船将军”身份征伐南越时获取的“将梁侯”封号,都有些名不副实,含有很多水分;清人周寿昌即据此诘问说,杨仆“安得云数有大功”〔13〕?故应劭所说,显然不足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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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17 然而,另外也有人并不是这样看待《汉书·酷吏传》的记载,如清末人朱一新即推测说,应劭“所云请以私财徙关事,当在为楼船将军之先也”〔14〕。其实,类似的看法,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唐人刘知幾,刘氏在《史通》中曾以没有载录“杨仆怙宠而移关”这一事件为例,来说明《汉书》记事每每有简洁而不繁芜的地方〔15〕,这也就意味着刘知幾当时即认为所谓“杨仆怙宠而移关”乃实有其事,只不过《汉书·酷吏传》略去杨仆拜受楼船将军之前的功业而未加记载而已。不过,针对这样的看法,清代有学者曾经很委婉地评议说:“移关之说,应劭、郦道元始详言之,史公不录,班史遂尔阙如。”〔16〕这差不多等于是在说汉武帝为杨仆移关一说,在较早的文献中实际找不到可靠依据;正因为根本没有文献依据,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没有记载,班固才没有记述此事。实际上,这意味着所谓班固有意略而未书的说法,从而也就成了凌虚架空的想像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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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429819 朱一新谓杨仆请以私财徙关事“当在为楼船将军之先”,不仅没有依据,同时也不符合情理。应劭说杨仆曾“数有大功”,这种所谓“大功”,一般应指军功。依照汉制,立下重大军功者,应得封爵;而杨仆所受爵位,惟有元鼎六年因征伐南越军功而获得的“将梁侯”〔17〕,所以,绝不可能如朱氏所云,将应劭所说杨仆“数有大功”的时间,安放在元鼎五年以前。杨仆在元鼎三年汉武帝移关之前既然根本未曾“数有大功”,那么,他因“耻为关外民”而“上书乞徙关东”的前提随之亦不复存在,整个这件事情从而也就略无真实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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