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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风尚习俗，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随着社会历史状况的迁改而不断变化的。浙江古时为越人的居地，越人则本来是一个骁勇强悍的民族。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盛极一时的霸主齐桓公，就赞许说“天下之国，莫强于越”〔30〕。到战国时，越国更直接与中原列强争雄逐鹿。其势力之强盛，竟然能够从海上远征，侵夺齐国所属山东半岛很大一部分地区，并一度迁都于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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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兼并天下，“降越君，置会稽郡”〔31〕，今浙江北部地区归其统辖；另外设有闽中郡，统辖今浙江南部及今福建地区的越人。秦汉之际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的越人，趁乱独立，在今浙江省南部这一部分称为瓯越，又称东瓯；在今福建省这一部分称为闽越。瓯越与闽越并称东越，强悍不驯，在汉初对汉朝构成很大威胁。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进攻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发兵击退闽越。东瓯请求举国内徙，武帝将其安置于江、淮之间地带。至元鼎六年，闽越反汉，汉武帝发兵平定反叛后，以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所以“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32〕。所谓“东越地遂虚”，应当是指“虚其城邑”。山野之民，本难以尽迁，故“后有盾逃山谷者颇出”〔33〕，当地强悍民风，自然可以流布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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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有所谓“越骑”，就是由越人组成的骑兵。越骑与由匈奴人组建的骑兵“胡骑”相并称，是朝廷倚重的一支劲旅，主要负责戍卫京师；有时也与“胡骑”相并肩，参与西北边防线上的对外作战〔34〕。由于越骑与胡骑是汉朝最精锐的两支戍卫部队，秉政者“率以所亲信领之”〔35〕。足见越人的勇猛善战，堪与北方的匈奴人相竞雄，而浙江的地理环境，也并非不能孕育出强悍的武夫，事实上当地本不乏尚武的风气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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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年间持续不断的倭寇侵扰，浙江沿海地带首当其冲，连年战乱，使这里成为比北方边地更为动荡的战场。常年生活在兵锋之下，拼死求生，自然容易增长勇气，并取得作战的能力。不过浙江既不是处处都出可战之兵，也不是出兵之地的居民，不经调教，便可以直接驱之为能征善战的士卒。戚继光以在浙江训练金华义乌兵起家，对于各地浙兵的状况，他有如下具体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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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兵之称可用者，初为处州，继而绍兴，继而义乌，继而台州。至于他处，则虽韩、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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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州为乡兵之始，因其山矿之夫，素习争斗，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杀倭，不过一二胜而已。以后遇敌则败，何也？盖处兵性悍，生产山中，尚守信义，如欲明日出战，先询之以意，苟力不能敌，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许我以必战，至期必不爽约，或胜或负，定与寇兵相一接刃。但性情不相制，胜负唯有一战，再用之痿矣。气勇而不坚者也。此兵著名之时，他兵尚未有闻，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绍兴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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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绍兴皆出于嵊县、诸暨、萧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虽畏怯而门面可观，不分难易，无不领而嗜之，唯缓急不能一其辞。然其性颇为无奈，驱之则前，见敌辄走；敌回又追，敌返又走。至于诱贼守城，扎营辛苦之役，则能不避。驱之以宽亦驯，驭之以猛亦驯，气治而不可置之短锋者也。此后方有台兵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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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有以摄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其人性与温州相类，在于虚实之间，著实鼓舞之，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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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己未，以义乌尹赵公之集兵，予奉命会选而教练之，为部伍，于是而始有义乌之名。以前非无乌兵也，盖则屡出屡败，故不为重轻。义乌之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督之冲锋，尚有惧心，在处兵之下。然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一阵之间，犹能反戈。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终为所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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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处之兵，伶便谲诈，柔懦奸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众已预思奇计为之张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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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别之，得其人而教练焉，毕竟处州为第一，义乌次之，台、温又次之，绍兴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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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操治处兵之法，在操其坚耐，而使之屡阵而不销其气。其操义乌之法，要破格恩威并称，必使其听节制，进退一如约束。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其操台温之兵，又必加严一等。其操绍兴之兵，必须重令以劫其心，决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后可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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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处之兵，必洗涤其肠胃，尽去其故态，施不测异常之令，然后仅能及绍兴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此，则无兵不可冲锋，无兵不可鏖斗，浙之强兵，不可胜用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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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出强兵的处州、绍兴、义乌和台州，均处于负山临海的浙东地区，这里正是秦汉之际东越人居地的腹心地带。戚继光因为能够根据不同地区兵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方法来训练士兵，练兵效绩显著，麾下部伍竟以“戚家军”而“名闻天下”〔37〕。浙江兵如此骁勇善战，难怪戚继光从浙江来到北边蓟镇以后，首先想到要征调浙兵来协助防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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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浙江士兵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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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征调浙兵，首先是想发挥浙兵善于使用火器的长处。当时，与塞外骑兵相比，明朝军队在武器和作战装备方面，最具优势的就是火器，所以明朝人说：“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38〕因此，充分利用各种火器，以我之长，克敌之短，是戚继光在蓟镇作战的一项基本战术思想。这一战术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虏胡畏之，不敢近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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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火器空前发达，品类繁多。其中鸟铳，又称鸟嘴铳，或鸟嘴木铳，当时刚刚引入中国不久，是正在普及使用的轻型火器，作战效能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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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郎机子母炮、快抢、鸟嘴铳，皆出嘉靖间。鸟嘴铳最后出，而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一如弩牙发机。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三相直而后发，拟人眉鼻，无不着者。捷于神枪，而准于快抢。火技至此而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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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鸟铳，如果使用得当，能够发挥很大作用；若是技术低劣或是制作粗糙，却非但无益，反而不如弓箭等传统冷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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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铳固优于矢，但铳精则胜于用矢。铳具不如式，习之不精，反不如矢，而让敌以长技矣。……火器尤为误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铳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先将铅子衔口中，忙乱装铳，忘子在口，顺气咽入腹中。或忘入铅子，或先下铅子，而后入药。或子小口大，照打时铳口一低，铅子流出。或装毕而火绳落地，为湿气所灭。或持线自焚其药。十铳之中，仅有六七铳发出；六七之中，仅有二三中耳。此盖百战中面见熟试而知之也。难矣哉！是在为将者反其弊而严其教比以转移之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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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虽说同为鸟铳，其质量和效用却是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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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各地制作鸟铳的水平，以及南北士卒使用鸟铳的技能，其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戚继光有如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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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铳一技，乃战虏长器。北人不习，北匠造亦不如法。此为南兵惯熟，尤不可已者。如得旧练南兵万数，先教成一营，以为师范，分发旧日彀中材官，以练北兵，功省而效倍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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