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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礼·考工记》上，据汉郑玄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1991，《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刻本）卷一一，页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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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3—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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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戚继光调入浙兵总数，尚需要进一步考察。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影印明崇祯刻本）卷三二二谭纶《□□事疏》（页3433）谓蓟辽总督谭纶，起初向朝廷要求“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惟原疏虽称“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但是结合前后调集南兵的实际情况看，并没有调入吴地亦即南直隶地区的士卒，所以这里的“吴”字，应是虚称，实际只是讲召募浙兵，获得朝廷允准，首批调入的三千名浙兵即在这一万二千人总数之内。谭纶和戚继光整修蓟镇长城，建成三千敌台之后，在万历四年，“益募浙兵九千馀守之”。见《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页5836。明官修万历《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9，缩印《万有文库》本）卷一二九《兵部·镇戍·各镇分例·蓟镇》，页665。这样调入防守蓟镇长城的浙兵，至少应在两万一千人以上。唯另据汪道昆撰《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孟诸戚公墓志铭》所云，在长城敌台建成后，“复增募南兵二万，编伍戍之”（明焦竑《国朝献征录》（上海，上海书店，1987，影印明万历刻本）卷一○六，页4766），与《明史·谭纶传》的记载不同。疑墓志铭所说是通计上述前后两次调入浙兵的约数。另外，最初从浙江调入的三千名士兵为鸟铳手（详下文），随后，戚继光又向朝廷请求：“于浙兵内取杀手三千，鸟铳三千。”（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页3748）这一要求虽未获允准（《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页5614），却表明鸟铳手与杀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兵种，而后来戚继光在讲述防卫作战战术时，不止一次提到，要依仗南兵杀手，击退攻上城墙的敌兵，一次作战即可“督南兵杀手数千名”（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三四八戚继光《请申军令以壹士心疏》，页3750），说明在后来调入的浙兵当中，至少有数千名身为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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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四《江南诸省》，页71，页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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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章潢《图书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四库类书丛刊》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卷四四《蓟镇关系》，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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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页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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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章潢《图书编》卷四四《蓟镇关系》，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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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二七七杨博《覆蓟镇查盘御史余希周等议处戍兵疏》，页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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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顾颉刚《浪口村随笔》（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卷六“明初西北移民”并“临潭居民祖籍”条，页23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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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明史》卷九○《兵志》二，页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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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页2235—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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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页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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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明史》卷九○《兵志》二，页2193—2194；又卷九二《兵志》四，页2255—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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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明章潢《图书编》卷一一七《议随里甲以编民兵》，页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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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明史》卷九二《兵志》四，页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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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明章潢《图书编》卷一一七《议随里甲以编民兵》，页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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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明陈子龙等纂《明经世文编》卷一五杨士奇《论勾补南北边军疏》，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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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明史》卷九二《兵志》四，页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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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明史》卷一五九《李侃传》，页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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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明史·李侃传》（页4342）称李侃疏上后“时不能用”，《明史》卷九二《兵志》四（页2256—2257）则记云，自杨士奇提出调整南北互戍的建议起，到李侃上疏后，“始议行”。因《兵志》是专记制度始末，故此从之。惟《兵志》系李侃上疏于宪宗成化二年，与本传之天顺二年不同，今检明官修《明实录》（北京，线装书局，2005，影印《抄本明实录》本）之《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二七〇（页556），亦谓李侃出任山西巡抚在英宗复辟之初，知李侃奏请此事的时间，仍应依从《明史》本传，记作“天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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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明史》卷一七八《余子俊传》，4737—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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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页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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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明史》卷一四五《朱能传附子勇传》，页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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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明史》卷九一《兵志》三，页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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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补遗卷三“土兵”条，页87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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