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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便门桥又称便桥、西渭桥，由汉长安城去往西北以及北方许多地方，都要通过这里，因此，它也是长安城西北面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其地位大致与长安城东面霸桥东端的交通中枢霸上相当。正是基于这一交通枢纽地位，当汉文帝后六年冬匈奴大举入侵上郡、云中等边地，致使“烽火照长安”，直接威胁到京师安全的时候，文帝在长安城附近部署防卫力量，乃是令“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这几路守备部队且持续驻屯长达数月之久〔7〕。周亚夫率军驻防的细柳，应当就是细柳仓所在的地方〔8〕，而这一地点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匈奴骑兵由渭河北岸进犯长安时必然要经过的咽喉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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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朝廷在便门桥头的细柳设有仓储，除了前面引述的《长安图》和《三辅黄图》以外，还有在《汉宫阙疏》中也提到过这座仓的名称，乃谓“细柳仓有柳市”〔9〕，但《三辅黄图》成书于汉魏之际，并非当时实录，而《长安图》和《汉宫阙疏》的撰述年代，都已经很难确指，一般来说，更有可能出自东京时期〔10〕。至于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记述说细柳仓是“汉旧仓”〔11〕，由于此书成书年代愈为迟晚，其可靠性自然要比《长安图》等更低下一等。总之，上述这些记载虽然都非常明确，可是却还缺乏西汉时期的直接记录，同时也缺乏相关史事的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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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感到十分幸运的是，陕西咸阳的考古工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现了相关的建筑遗迹和文物，特别是出土有三块“百万石仓”瓦当，足以确认西汉细柳仓的存在和它所处的位置〔12〕。该遗址位于咸阳县秦都区两寺渡村所属田地之内，而这个“两寺渡村”的村名，远承自北宋时期的同名渡口，根据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这一渡口位于当时的咸阳县西面“十五里”远的地方，前面提到的《水经注》所记便门桥北端侧临的“短阴山”，时称短阴原，乃“在县西南二十里”〔13〕，两地相距只有5里左右。又据唐代初年李泰主持编纂的《括地志》记载，“细柳仓在雍州咸阳县西南二十里”〔14〕，恰好与此短阴山或短阴原的方位相当，可见该仓储遗址确实正处在西汉便门桥的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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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澂邑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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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细柳仓情况不同，澂邑仓在传世秦汉基本典籍当中可以说完全没有记载。据目前所知，只有今陕西蒲城县西头乡西头村出土的一块西汉时期的“澂邑漕仓”瓦当以及相关的建筑遗址，向我们透露出当地曾经存在过这样一座重要的粮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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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在今陕西澄城、蒲城一带设有徵县，属左冯翊管辖〔16〕，其治所应当在今澄城县城西南方向的洛河东岸，自北宋初年以来即称作“避难堡”〔17〕，今属蒲城县辖境，但东与澄城县属地相邻接。出土此“澂邑漕仓”瓦当的西头村，位于避难堡西南方的洛河西岸，东侧濒临洛河河道，东北距西汉徵县故城所在的避难堡大约4公里左右，现在也隶属于蒲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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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情况，目前我倾向认为，这件瓦当上的“澂邑”，应当是指西汉徵县治所所在的城邑，即此“澂”字是通作“徵县”之“徵”，犹如唐人颜师古释此“徵县”之“徵”读作“懲”音〔18〕，而后人竟以“懲、澄同声”，稀里糊涂地误书“徵城”为“澄城”〔19〕，二者本是一样的道理。盖汉廷名此粮仓为“澂（徵）邑漕仓”，不过是用以标明其地近澂（徵）邑而已，这与“细柳仓”因地名“细柳”而得名乃属于同一命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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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至迟从唐代初年的颜师古开始，司马贞等历代学者在追溯徵县的历史渊源时，都是将春秋时期的“北徵”邑视作西汉徵县县城的前身，众口一词，俨然久已成为定论〔20〕，而当地遗迹表明，澂邑仓这里的古代文物，正是从春秋时期一直持续到汉代，因此，有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坐实其事，认定“澂邑漕仓”所在的地方，就是东周以来的北徵邑和西汉徵县城故址〔21〕。这种看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值得进一步思考，但与历代典籍当中有关汉徵县城位置的记载，毕竟还存在着很大出入，因而不能不慎重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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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徵”其地见称于史籍，系《春秋左氏传》记鲁文公十年夏“秦伯伐晋，取北徵”，然而杜预在西晋时为之作注，即已经无从指认它所在的方位〔22〕，颜师古注《汉书》，乃径行将其比定在唐代的澄城县城，并颇为自得地向人炫示说：“《左传》所云‘取北徵’，谓此地耳，而杜元凯未详其处也。”〔23〕惟审度颜氏行文的语气，知其并没有具体的依据，只不过是因这两个地名用字近似，便以私臆相揣测而已，至于司马贞以下诸人，更只是盲目踵袭其说，从未有人加以深入探究，故近人杨伯峻以为：“恐晋之疆域不至此，颜师古、司马贞之言未必可信。杜《注》不言北徵所在，阙疑可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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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春秋时秦国还另有一“徵”邑，见于《国语》记载，乃是当时人在列举各国规模较大的城邑时，提到“秦有徵、衙”，清人董增龄、徐元诰俱谓此一徵邑即《左传》之北徵，同时也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西汉徵县〔25〕，另外，清代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26〕。不过，董增龄等人这一看法，如同颜师古视北徵为徵县一样，也只是出于很随意的猜测，而依照常理，所谓“北徵”之“北”，往往是由于同时存在南、北两个“徵邑”才需要缀加方位词“南”或者是“北”来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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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西汉河东郡属县有“北屈”，东汉人应劭解释说：“有南，故称北。”晋人臣瓒复进一步阐释其由来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郑，次于南屈。’”〔27〕这是当时地名命名的通行规则，只是这一规则的具体运用形式，往往不尽相同，也可能仅仅是在其中一个后起的地名前面，冠以东、南、西、北或是诸如内与外、上与下之类表示相对应方位的前缀（另外还有像“新”、“故”这样表示时间次序的前缀）。例如，陈留郡外黄县，是因为“魏郡有内黄，故加外”〔28〕，实质上这还是与南屈、北屈完全相同的用法；而像汝南郡之南顿，本为“故顿子国”，因“顿迫于陈，其后南徙，故号南顿”，至两汉时“故城尚在”〔29〕，还有像江夏郡辖有鄂县，南阳郡另有西鄂县，乃是因“江夏有鄂，故加西云”〔30〕，两个相关联地名的对应形式，就已经稍有变化。其实，清人钱大昕很早即曾列举西汉时期其他一些同一性质的事例，就此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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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汉书》，有上曲阳、下曲阳、东武阳、南武阳之名；泰山郡有东平阳，山阳郡有南平阳，别于河东之平阳；涿郡有南深泽，别于中山之深泽。因其旧名加以区别，古人固有行之者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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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地名通则，可知《国语》中提到的徵邑，既有可能是这个“北徵”，也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南徵”（或仍然单称作“徵”），殊难做出判别；至于在这南、北两处徵邑当中，究竟哪一处与西汉徵县以及这座“澂邑漕仓”的关系更为贴近，信愈加漫漫然无从考索。所以，就目前所知悉的史料来说，还是像杨伯峻所主张的那样，暂且阙疑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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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细柳、澂邑两仓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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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汉文帝时周亚夫率军驻扎于细柳仓旁，防御匈奴南过渭河，进犯都城长安，首先是基于当地的交通枢纽位置，但除此之外，还另有一项重要原因，这就是在这座“百万石仓”当中存放着大量军粮，既是大军长期驻扎所必需的给养，同时也是都城长安的重要粮食保障，值此匈奴兵锋突临之际，更不能轻易弃置不顾，畀敌寇以粟米，自贻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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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合交通枢纽与粮食仓储重地为一体这一点上，细柳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与荥阳颇为相似。荥阳属西汉河南郡，亦即嬴秦三川郡，居于关中东大门函谷关口外，城北不远处的敖仓，可以说是秦汉时期的天下第一粮仓，关东主要粮产区输往都城的粮食，大多都要先集中到这里，再西运至关中。当年楚汉相争，双方胶着纠结，彼此难解难分的时候，郦食其向刘邦献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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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谪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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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信从这一谋划，据守敖仓，并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最终灭掉西楚霸王项羽，取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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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和敖仓这一战略地位，迄至西汉时期，亦沿承未变。荥阳所在的河南郡治所洛阳，曾以“有武库、敖仓，当关口”，而被汉武帝称作“天下咽喉”〔33〕。实际上，由于密迩敖仓的原因所致，在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的重要性上，洛阳地区这一所谓“天下咽喉”的功效，更多地是体现在荥阳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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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秦朝末年陈胜发难反秦的时候，于大泽乡起事未久，陈胜即派遣吴广以“假王”身份“监诸将以西击荥阳”，当时各路义军，兵锋所向，几乎无不势如破竹，陈胜另一部将周文，甚至率军越过荥阳而直入关中，一度逼近秦始皇陵园，然而地位仅略逊于陈胜本人的假王吴广，却在荥阳城下，遭到三川郡守李由的顽强抵抗，久攻未下，当地守军的实力，显然非同寻常〔34〕；再说率军守城的李由，本是当政宰相李斯的长公子，这一点似乎也可以辅助说明荥阳城超轶诸多同等级城邑、甚至高踞于所在郡治洛阳这一通都大邑之上的重要地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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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初年，当高祖刘邦病故之际，吕后本来图谋诛杀效忠于刘氏朝廷的各位将领，以安定诸吕权位，却因顾虑“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而不得不敛手作罢〔36〕。陈平和灌婴这一文一武两位重臣统领十万大军屯驻荥阳，雄踞于函谷关前，既可以随时扣关而入，复又据有敖仓巨额漕粮，得以随时补给，并能够长期据守，自然举足轻重，不容小觑。待至吕后故世的时候，相国吕产等遣灌婴将兵东击齐王等反吕诸侯，“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及至周勃、陈平等在朝中诛灭诸吕，灌婴始率军“罢荥阳而归”〔37〕，再一次显示出其关乎朝廷安危存亡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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