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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春秋时秦国还另有一“徵”邑，见于《国语》记载，乃是当时人在列举各国规模较大的城邑时，提到“秦有徵、衙”，清人董增龄、徐元诰俱谓此一徵邑即《左传》之北徵，同时也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西汉徵县〔25〕，另外，清代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26〕。不过，董增龄等人这一看法，如同颜师古视北徵为徵县一样，也只是出于很随意的猜测，而依照常理，所谓“北徵”之“北”，往往是由于同时存在南、北两个“徵邑”才需要缀加方位词“南”或者是“北”来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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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西汉河东郡属县有“北屈”，东汉人应劭解释说：“有南，故称北。”晋人臣瓒复进一步阐释其由来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郑，次于南屈。’”〔27〕这是当时地名命名的通行规则，只是这一规则的具体运用形式，往往不尽相同，也可能仅仅是在其中一个后起的地名前面，冠以东、南、西、北或是诸如内与外、上与下之类表示相对应方位的前缀（另外还有像“新”、“故”这样表示时间次序的前缀）。例如，陈留郡外黄县，是因为“魏郡有内黄，故加外”〔28〕，实质上这还是与南屈、北屈完全相同的用法；而像汝南郡之南顿，本为“故顿子国”，因“顿迫于陈，其后南徙，故号南顿”，至两汉时“故城尚在”〔29〕，还有像江夏郡辖有鄂县，南阳郡另有西鄂县，乃是因“江夏有鄂，故加西云”〔30〕，两个相关联地名的对应形式，就已经稍有变化。其实，清人钱大昕很早即曾列举西汉时期其他一些同一性质的事例，就此论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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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汉书》，有上曲阳、下曲阳、东武阳、南武阳之名；泰山郡有东平阳，山阳郡有南平阳，别于河东之平阳；涿郡有南深泽，别于中山之深泽。因其旧名加以区别，古人固有行之者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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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地名通则，可知《国语》中提到的徵邑，既有可能是这个“北徵”，也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南徵”（或仍然单称作“徵”），殊难做出判别；至于在这南、北两处徵邑当中，究竟哪一处与西汉徵县以及这座“澂邑漕仓”的关系更为贴近，信愈加漫漫然无从考索。所以，就目前所知悉的史料来说，还是像杨伯峻所主张的那样，暂且阙疑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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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三、细柳、澂邑两仓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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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汉文帝时周亚夫率军驻扎于细柳仓旁，防御匈奴南过渭河，进犯都城长安，首先是基于当地的交通枢纽位置，但除此之外，还另有一项重要原因，这就是在这座“百万石仓”当中存放着大量军粮，既是大军长期驻扎所必需的给养，同时也是都城长安的重要粮食保障，值此匈奴兵锋突临之际，更不能轻易弃置不顾，畀敌寇以粟米，自贻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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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合交通枢纽与粮食仓储重地为一体这一点上，细柳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与荥阳颇为相似。荥阳属西汉河南郡，亦即嬴秦三川郡，居于关中东大门函谷关口外，城北不远处的敖仓，可以说是秦汉时期的天下第一粮仓，关东主要粮产区输往都城的粮食，大多都要先集中到这里，再西运至关中。当年楚汉相争，双方胶着纠结，彼此难解难分的时候，郦食其向刘邦献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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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谪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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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信从这一谋划，据守敖仓，并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最终灭掉西楚霸王项羽，取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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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和敖仓这一战略地位，迄至西汉时期，亦沿承未变。荥阳所在的河南郡治所洛阳，曾以“有武库、敖仓，当关口”，而被汉武帝称作“天下咽喉”〔33〕。实际上，由于密迩敖仓的原因所致，在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的重要性上，洛阳地区这一所谓“天下咽喉”的功效，更多地是体现在荥阳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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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秦朝末年陈胜发难反秦的时候，于大泽乡起事未久，陈胜即派遣吴广以“假王”身份“监诸将以西击荥阳”，当时各路义军，兵锋所向，几乎无不势如破竹，陈胜另一部将周文，甚至率军越过荥阳而直入关中，一度逼近秦始皇陵园，然而地位仅略逊于陈胜本人的假王吴广，却在荥阳城下，遭到三川郡守李由的顽强抵抗，久攻未下，当地守军的实力，显然非同寻常〔34〕；再说率军守城的李由，本是当政宰相李斯的长公子，这一点似乎也可以辅助说明荥阳城超轶诸多同等级城邑、甚至高踞于所在郡治洛阳这一通都大邑之上的重要地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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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初年，当高祖刘邦病故之际，吕后本来图谋诛杀效忠于刘氏朝廷的各位将领，以安定诸吕权位，却因顾虑“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而不得不敛手作罢〔36〕。陈平和灌婴这一文一武两位重臣统领十万大军屯驻荥阳，雄踞于函谷关前，既可以随时扣关而入，复又据有敖仓巨额漕粮，得以随时补给，并能够长期据守，自然举足轻重，不容小觑。待至吕后故世的时候，相国吕产等遣灌婴将兵东击齐王等反吕诸侯，“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及至周勃、陈平等在朝中诛灭诸吕，灌婴始率军“罢荥阳而归”〔37〕，再一次显示出其关乎朝廷安危存亡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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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灌婴统领重兵军驻守荥阳，在这之前的惠帝七年冬岁首，还曾经出现过一次。《史记》记载这次惠帝诏命“发车骑、材官诣荥阳”，由“太尉灌婴将”，是紧接在此前一年夏天汉廷重新整修敖仓之后〔38〕，由此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荥阳这座城邑与敖仓这一粮仓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至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吴少将桓将军向吴王献进兵奇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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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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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这一计策，没有被刘濞采纳，汉廷却于反书上闻天子之初，便在派遣周亚夫等分头迎击吴楚与赵、齐等地叛军的同时，复命窦婴“以大将军屯荥阳，捍吴楚七国”，并“监齐、赵兵”，而周亚夫由长安发兵东至洛阳，竟因这一地区尚且未被吴楚叛军占据而喜不自禁，对人宣称：“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同时他首先也是依赖“轻兵绝吴饷道”而致胜〔39〕。清人钱大昕尝谓窦婴此番将大兵、负重任屯守于荥阳，是因为荥阳其地“在南北之冲，东捍吴、楚，北拒赵、燕”〔40〕，仅仅就山川形势而言，钱氏所说固然不误，但这一得一失之间所导致的胜负结局，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荥阳城对敖仓军粮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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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柳仓和细柳这个地方在全国的地位，固然远不足以与敖仓和荥阳城的情况相并比，但仓、地二者之间的组合关系及其基本地理特性，相对于长安城来说，却完全相同。从仓储所处的位置来分析，大致可以推断，细柳仓应该首先是用于聚藏渭河北岸成国渠灌区及其附近区域所出产的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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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虽然号称“膏壤沃野千里”〔41〕，但也并不是渭河谷地上所有地区都同样富产粮食。在渭河南岸，从秦始皇时代起即设有范围广阔的上林苑，二世皇帝亦每每在苑中“日游弋猎”〔42〕，任由野兽肆意出没，方可行猎，苑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是处于无人耕垦的自然状态。汉朝建立之后，起初仅承用秦代的上林苑。萧何曾为上林苑占用农田事，奏请高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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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蒿为禽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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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此语触怒太祖高皇帝，刘邦以为萧何“为民请吾苑”，是要“自媚于民”，竟将其投入囹圄，甚至险些要了这位开国贤相的性命〔43〕。由此可见，其皇家禁苑的性质，一如前朝，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及至汉武帝即位，复于建元三年大规模扩展这一苑囿的范围，包括像“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价）亩一金”这样丰腴的农田，也都被圈入苑内，不再允许平民百姓耕种。时人东方朔谓汉武帝此举，乃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斥而营之，垣而囿之”〔44〕。班固在东汉时也对武帝上林苑之情状做有描摹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馀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也。”〔45〕显而易见，武帝以后，会有更多农田，化作专供皇室观赏的野生动物乐园，或是帝王纵情田猎的围场（除了放养南北各地的野生动物之外，苑中还种植有许多“名果异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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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渭河北岸平原地带的农田，并没有受到多大不利影响。渭河平原中部比较宽阔肥沃的农田区域，大致可以以泾河河道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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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泾水西侧，分布着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五座帝王的陵寝，汉廷在诸陵均设有所谓“陵县”，是专门负责管理陵园及其附近地区事务的特别行政区，时人合谓之“五陵”，而且时常与都城长安相并称〔47〕。汉廷在设置陵县时，往往相伴随从关东各地迁徙来大批有身份、有地位同时也饶有资财的居民。《汉书·地理志》记述相关情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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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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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盛衰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这五所陵县之中的茂陵县，在汉末的人口数将近28万，而京师所在的长安县却还不到25万，茂陵要比长安多出3万多口〔49〕；长陵县的人口比茂陵虽然要稍少一些，但也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之多，几乎就要达到18万口〔50〕，不仅在当时都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而且即使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京津地区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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