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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蒿为禽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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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此语触怒太祖高皇帝，刘邦以为萧何“为民请吾苑”，是要“自媚于民”，竟将其投入囹圄，甚至险些要了这位开国贤相的性命〔43〕。由此可见，其皇家禁苑的性质，一如前朝，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及至汉武帝即位，复于建元三年大规模扩展这一苑囿的范围，包括像“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价）亩一金”这样丰腴的农田，也都被圈入苑内，不再允许平民百姓耕种。时人东方朔谓汉武帝此举，乃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斥而营之，垣而囿之”〔44〕。班固在东汉时也对武帝上林苑之情状做有描摹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馀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也。”〔45〕显而易见，武帝以后，会有更多农田，化作专供皇室观赏的野生动物乐园，或是帝王纵情田猎的围场（除了放养南北各地的野生动物之外，苑中还种植有许多“名果异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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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渭河北岸平原地带的农田，并没有受到多大不利影响。渭河平原中部比较宽阔肥沃的农田区域，大致可以以泾河河道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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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泾水西侧，分布着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五座帝王的陵寝，汉廷在诸陵均设有所谓“陵县”，是专门负责管理陵园及其附近地区事务的特别行政区，时人合谓之“五陵”，而且时常与都城长安相并称〔47〕。汉廷在设置陵县时，往往相伴随从关东各地迁徙来大批有身份、有地位同时也饶有资财的居民。《汉书·地理志》记述相关情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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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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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盛衰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这五所陵县之中的茂陵县，在汉末的人口数将近28万，而京师所在的长安县却还不到25万，茂陵要比长安多出3万多口〔49〕；长陵县的人口比茂陵虽然要稍少一些，但也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之多，几乎就要达到18万口〔50〕，不仅在当时都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而且即使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京津地区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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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周勃驻军细柳仓旁的汉文帝时期，包括上述五陵县在内的渭河北岸平原，人口还没有达到汉末的规模，特别是那些来自关东地区的移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这之后始陆续迁入五陵诸县，当地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自然不如后来广泛和深入，局部个别一些条件恶劣的地方，甚至直到东汉时期，始得以垦殖利用（如蔡邕谓“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植，草莱焦枯”，至东汉灵帝光和五年开凿樊惠渠引水灌溉之后，才使得“昔日卤田，化为甘壤”〔52〕），但朝廷能够将这样一大批位高赀重的豪门强族硬行迁移到这里，正应当是以当地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作为必备基础。后来至武帝时期，在这一带相继开凿成国渠、灵轵渠等灌溉渠道，浇灌田地高达万馀顷之多〔53〕，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进一步开发，粮食产量自然愈加丰盛，设在便门桥头的细柳仓，自然会就近存储这一区域出产的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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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泾水东侧区域，战国时即开凿了著名的郑国渠，乃“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渠道修成之后，“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54〕。澂邑仓所在的徵县，就在郑国渠灌区的东北侧，汉武帝时又开凿了“自徵引洛至商颜山下”的地下井渠——龙首渠，用以灌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虽然史载这条渠道修成后“未得其饶”〔55〕，但却可以从中看出朝廷对开发这一带农业的重视。汉武帝为扩展郑国渠灌区的效益，另外还兴修了其他两条重要渠道。一是在元鼎六年，由左内史兒宽提议，“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渠）旁高卬之田”；二是在十六年后的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56〕。郑国渠与白渠、六辅渠相互组合，在泾水与洛水之间构成了一个面积广大的灌区，而澂邑仓就位于这一灌溉农田区的东北边缘上，灌区内出产的大量粮食，必然会运往这一粮仓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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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出土“澂邑漕仓”瓦当上的“漕”字，显然是指漕运粮食。考古工作者在发现这座漕仓遗址的同时，还发现了一条从未见诸历史文献记载的人工漕运渠道，从今蒲城县钤耳乡北侧的城南村东分引洛水，径直南行，至渭南县孝义镇的单家崖附近汇入渭河，渠道利用了洛河尾闾的古河道。关于这条渠道的作用，考古工作者认为它是用于向都城长安漕运食粮，故“澂邑漕仓”乃是“京师至关重要的供食粮仓”〔57〕。这种看法，固然不误，郑国渠灌区出产的粮食，肯定也会向长安城里运送，但这座“澂邑漕仓”恐怕还另有更为重要的作用，需要探讨，而且细柳仓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有必要从当时的总体形势出发，来做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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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朝廷从全国各地征收来的粮食，最主要的用途，当然是供应京师的需求，因而也主要是向长安城里集中，其运输形式，便包括利用河流水道漕运在内。不过，除了供应京城之外，边防军粮，也是国家粮食储备当中的一项大宗支出，而在汉王朝四周的国境线上，关中北部边境，由于边患最重且又直接威胁到都城的安全（如前述汉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侵事就是典型的例证），驻军的数量相对较多，这也是前朝秦人既有的军事地理格局，当年蒙恬统领的三十多万边防大军，就是集中在这一带布防〔58〕，因此，输往这里的粮食，也要比其他地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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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即位之初，贾谊便为边地的军粮供应状况感到忧虑，谓“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晁错则针对边防线上缺乏粮食保障的情况，向朝廷提出解决办法说，假如能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汉文帝采用这一方案，“令民入粟边”，果然很快就使情况得到明显改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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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全国各地提供给边防驻军使用的粟米，并不一定都要直接运往前线，按照常理，需要由朝廷根据所在地理位置来统一调配，以免反复往返运输，譬如像成国渠和郑国渠灌区缴纳给朝廷的粮食，就应该首先用于供给边地的军粮，直接运往北方的军队驻地，而不必再转运到长安城边的国家太仓。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粮食主产区是函谷关东面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带，这些地区上缴国库的粮食，包括供给西北边地的军粮，通常都要先西运到关中，再逐次向北边分发。如汉武帝时“兴十馀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60〕；又如河西、上郡、朔方等西北边塞的戍卒，往往有几十万众，“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61〕。故通常没有必要反而将北粮南运。明了这一点，便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细柳仓位于渭河北岸，而不是建在靠近长安城的便门桥的南端；同样，也可以比较合理地说明，为什么澂邑仓位于郑国渠灌区的东北部，而不在它的东南一侧。——这两座仓储同为朝廷向西北转运粮食的基地，其位置选择，首先都是出于北运粮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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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渭河的通航区间，实际上主要是在细柳仓以下的下游河段。虽然汉武帝在尝试沟通褒、斜水道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到过“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62〕，意即今陕西眉县西面斜水口以下的渭河河段，都可以通航运粮，但在西汉时期，并没有见到实际例证，而稍后至北魏时期，则有明确记载，谓由于长安城北的渭河渡口“浅不通船”，甚至造成了南北两岸往来“行人艰阻”的窘迫局面〔63〕。这种情况说明，在细柳仓以上的渭河河段，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航，也相当艰难，并且只能局限于流量特别丰沛的个别短暂时段。除了细柳仓以外，在这一河段沿岸，还建有京师仓和嘉仓。在渭河沿岸设立这些粮仓，显然是要用来储存、转运渭河河道上运输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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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仓设在华山脚下渭河汇入黄河的河口附近，又称京师庾，或称华仓〔64〕。这里是由关东敖仓等处漕运来的粮食由黄河转入渭河的中继码头。由京师仓继续向西转运的粮食，大部分应是航运到长安城东的嘉仓〔65〕，供应京城所需。嘉仓的具体位置，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但长安城东南角另有太仓，故嘉仓应当较太仓稍偏北一些，即位于太仓北面距渭河岸边不远的地方，而在嘉仓卸下的粮食，也很容易转运到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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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输入京城的粮食之外，从京师仓起运的漕粮，也可以通过浚引洛水的人工漕渠，转而北上，将关东的漕粮，运输到澂邑仓里暂时存放，再转而陆运北方边地。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在其上游的洛河河段，已经不适于航运，因而也是存储经下游洛河河段（包括新发现的洛水漕渠）北运漕粮的最适宜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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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渭河河道上通过嘉仓之后再溯流西行，经长安城西北角后，就抵达了便门桥头的细柳仓，在必要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这里来存储转运关东的漕粮，以供给西北边防。近年在陕西凤翔县城西面的汧河岸边，西距河岸三百米处，也发现一座西汉时期的大型仓储遗址，同时出土有炭化谷物，而且早年有人曾在这一带采集到“百万石仓”瓦当，表明这处仓储是与细柳仓性质相同的粮仓。考古工作者对此做出判断说：“它类似于华县京师仓，是西汉中央政府设在关中西部的一个水上转运站，其目的是将在这一带征集的粮食能及时运抵长安。”〔66〕从前文所述渭河水道的通航情况来看，汧河口以下、细柳仓以上的渭河河道，通航能力，估计十分有限，不过这并不妨碍通过沿河陆路，在这一区间运送粮食。问题是这里北近边地，正控扼着著名的“回中道”〔67〕，加之凤翔即秦汉雍县，西汉武帝等帝王频繁郊雍，侍从仪仗，规模浩大，所费不赀，为此也需要大量粮食储备，所以当时更没有理由，要将这一带出产的粮食向东“运抵长安”，这座仓库除了储藏附近地区出产的粮食之外，只能是用于存放由细柳仓向西“节级转运”来的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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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边境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军粮的需求自然会相应减少，细柳仓和澂邑仓这两座仓储的功能也会随之发生一定变化。汉宣帝本始二三年间，朝廷“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十五万馀人，征讨匈奴，取得全胜，“于是匈奴遂衰耗”，而“边境少事矣”〔68〕。基于边境形势的这一变化，宣帝刘询于五凤年间，听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筑仓治船”，“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供应京师，以减少都城长安对关东漕粮的依赖〔69〕。在这种情况下，成国渠和郑国渠、白渠灌区出产的粮食，当然也会有一部分要利用细柳仓和澂邑仓向京师转运。天地无常形，世事有移易，固不可胶柱鼓瑟，执一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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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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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陕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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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〇《孝文本纪》刘宋裴骃《集解》引如淳注，页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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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魏之际佚名撰《三辅黄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经训堂丛书》本）卷六“仓”条，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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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影印清光绪十八年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一九，页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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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九《沟洫志》唐颜师古注，页1693—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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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唐颜师古注，页1693。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此处断句存在明显疏误，请参见拙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原刊《书品》2006年第1期，此据敝人文集《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28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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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魏之际佚名撰《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条，页3。案今本《三辅黄图》作“桥之南北堤激”，应正作“桥之南有堤激”，请参见拙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见敝人文集《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页28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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