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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这条渠道是漕渠的主干线。至于黄盛璋所说的古渠在汉长安城凸出处东侧南下的趋向，却并不明显。倘或有之，唐时在此正有南山漕河北流，也不是非汉渠莫属。因此，目前还不能否定《水经注》的记载，昆明渠还是应当经汉明堂（今大土门附近）、白亭、博望苑（今任家庄一带）以南，再北屈经青门外，与漕渠相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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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渠从沣河口下引渭东行，直到黄河，沿途横截了许多从南山流出的渭河支流。这些河流的水量，大多也是要汇入漕渠。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从灞河引出的人工渠道，从汉霸桥以上分引灞水，斜向东北，至汉新丰县城（今沙河西岸长窎村东）附近，与漕渠干渠相合〔54〕。这条渠道，也可以对漕渠新丰附近河段，起到调剂水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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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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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横亘的秦岭山脉，阻隔着关中地区与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交通联系，起伏的山地，使得陆路交通都十分艰难，更不用说水上航运了。然而，古代人们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沟通秦岭南北的航运联系。西汉沟通博褒、斜水道的工程，就是这种最初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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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水是秦岭南坡的汉江支流，在今汉中市西侧，汇入汉江。斜水今名石头河，是秦岭北坡的渭河支流，在今岐山县境内，汇入渭河。从褒水上源今红岩河，到石头河上源，这两条河流的源头之间，相去只有几十里。如果能够沟通褒、斜二水，实际上也就沟通了汉江与渭河的水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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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提议沟通这两条水道，也正是基于这一自然地理形势。这项建议指出：褒水通汉江，斜水通渭河，都可以通行漕船。漕运物资，可以从南阳一带，沿汉江溯流而上，再进入褒水。在褒、斜之间近百里不能通航的地段，改行陆运。然后，再入斜水，改行水运，顺流而下，直至渭水。这样，就可以顺利运来东部各地和汉中一带的物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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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项规划中可以看出，当时所需要致力的航道疏通工作，主要是整治褒水和斜水的中下游河段，这两条河流的上游河段，航运条件太差，当时完全无法治理。秦岭山高岭险，褒、斜二水间的分水岭，是秦岭主脊，更是陡峻异常，两侧河流的河道，根本无法直接连通。因而，在分水岭上的几十里绝水地带和两河上源各自几十里河段，加在一起共百里上下的地段之内，仍然需要改行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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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看起来似乎是比较合理可行。所以，汉武帝同意按计划兴工，建造这条通道。具体工程事宜，是委派御史大夫张汤的儿子张卬为汉中太守，总负其责；朝廷并为此签发数万民众，从事施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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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人大力整治的结果，使得陆路交通，变得大为便捷；可是，由于褒、斜二水水流湍急，礁石丛布，仍然无法通航。这次沟通褒、斜水道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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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舆地文录 二、水上运输及其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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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航运活动，主要是以粮食运输为主体的物资运输活动和出于军事目的的水上航行。至于帝王贵戚们在一些池沼水泊之内行船游乐，一是规模太小，二是都属于园林游赏性质，算不上航运，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因此，在这里也就不做具体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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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渭河和漕渠上的粮食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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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在汉代是关中也是今陕西最重要的水上航线。渭河东西横贯关中平原之后，汇入黄河，而黄、渭交汇之后，又一直向东流去，直至于海。东西相连贯的黄、渭两河，构成了一条水上航运大干道。通过这条航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把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运送到关中地区，以保障都城长安的物资供应。同时，在一些特殊时期，也可以顺流东下，由渭河驶入黄河，把关中的物资，输往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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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之际的楚汉战争时期，刘邦由汉中起家后，向北占据了关中平原，并吞三秦。然后，刘邦以关中为基地，出兵函谷关以东，问鼎中原，与项羽争逐多年。在刘邦与项羽连年争战的时候，军队所需的粮食给养，完全依赖萧何在关中“转漕”输送，才免却乏食之忧〔57〕。“转”是指用车陆运，“漕”则是指用船水运。从关中向关东“漕”运，当然只能通过渭河。因此，通过渭河水运粮食，在楚汉相争中对于刘邦能够与强劲的西楚霸王项羽相持多年，并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刘邦取得天下，分封功臣、序列位次的时候，才封萧何以头功，并使其位列身经百战的各位将领之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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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除灭项羽、一统天下之后，开始筹备正式建都。开始，许多人都是主张建都洛阳，只有娄敬主张建都关中，刘邦无所适从，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赞同娄敬的意见，极力主张定都关中。他说：“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足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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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这段话，反映了几个方面的情况。首先，它证明了上面所说的萧何转漕关中，确是充分利用了渭河水运，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张良不会讲出“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这样的话来。其次，张良讲述了渭河漕运的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社会安定时期，通过渭河漕运关东各地的粮食，以供给京城长安的需要；二是关东各地出现社会变乱的动荡时期，可以通过渭河，把关中的粮食，向关东输送，支持军队平定变乱。对于西汉王朝而言，汉初的战乱时期，体现了渭河水运的后一种作用；战乱平定之后的大部分时期，则主要体现的是前一种运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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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以前，关东地区的经济，就比关中发达，为了充实国都附近的经济实力，西汉时从关东地区强行迁来许多富户，安置在长安城周围地区。然而，这样仍然无法改变关东地区的富庶。正如上面引述张良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刘邦最终定都关中，主要是从军事方面着眼所做的抉择。也就是说，刘邦选择的是在军事上最有利于控制天下的地点，而不是经济上最富庶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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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八百里秦川，固然也很富庶，但与广袤的关东平原相比，却就相形见绌了。刘邦虽然定都关中，可却也不能不依赖关东这一富庶地区。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优势，既然不能兼于一地得之，也就只能依靠交通运输线，把关东的财富（最重要的是粮食）运输到关中来。粮食重量很大，陆运十分艰难，水运当然要省便一些。张良向刘邦提出，可以通过河、渭航道而“漕挽天下”，就是点明了依靠河、渭航运，定都关中，也可以兼顾关东的富庶地区。显而易见，渭河漕运，本是长安这一国都得以确立和繁荣的一项重要条件，它的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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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渭河的通航区间，仅限于长安以下的下游河段。虽然汉武帝时期在试图沟通褒、斜水道时，提到过斜水以下的河段，都可以通航，但是，在西汉时期，没有见到实际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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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渭河下游河段，沿岸建有京师仓、嘉仓和细柳仓。这些仓储沿渭河而设，都是用来储存、转运渭河运输的粮食。因而，在这些仓储附近，当然也要有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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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仓设在渭河口附近〔60〕。这里是由黄河转入渭河的中继码头。京师仓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在今华阴县东北硙峪乡段家城和王家城北的瓦碴梁上〔61〕。京师仓离开渭河河道，有很远一段距离，但它紧临着白龙涧河。这条河的尾闾，现在已在田野里消失，成为一条断流河，但在古代，却是流入渭河。白龙涧河旧称沙渠水，曾见于《水经注》的记载〔62〕。估计当时由黄河过来的漕船，进入渭口不远后，就沿着沙渠水上行，在比较接近京师仓的地方，设立码头，卸下漕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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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京师仓和京师仓码头，有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渭河枯水期不便航行的季节，可以将由黄河航运过来的漕粮，暂时积存，待丰水期到来以后，再由渭河航运到长安城附近。二是在一些时期，如果感觉渭河航道过于艰难，也可以把由黄河运来的漕粮，在京师仓卸下后，改用陆运，西输长安。三是京师仓也可以积存在周围附近地区征收的粮食，集中后再水运或陆运到长安。现在发现的京师仓遗址，范围很大，整个仓城将近80万平方米〔63〕，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各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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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仓在汉长安城东〔64〕。更具体的位置，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不过，城东南角另有太仓，所以，嘉仓位置，应当较太仓稍偏北，估计应在城东垣外不远。这样的话，嘉仓应在太仓北面距渭河岸边不远的地方。嘉仓存储的粮食，同样也应与渭河航运有关。因此，在嘉仓北面的渭河岸边，也要有粮食装卸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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