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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航运有很强的季节性。这是受渭河本身的径流季节变化所制约的。渭河70％以上的径流量，集中在夏、秋两季，其余时间，流量不足，无法通行漕船。因此，汉武帝时郑当时说，渭河运粮，每年要耗费六个月左右时间。实际上，这是整个可通航时期内，都在进行漕运。然而，前面已经论述，当时的漕粮数额，每年只有几十万石，后来增加到400多万石、乃至600多万石以后，渭河是否能够单独承负这样繁重的航运量，已经不能不令人怀疑。或许当时已有部分粮食，由黄河运到京师仓后，已改用陆运。史籍简疏，缺而失载，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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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昆明池上的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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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昆明池开凿的目的，现代学者往往过于“现代化”地看待。这些学者，从昆明池开凿后对于增加漕渠水源、解决长安城供水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出发，抛开文献记载中的实际史事，推论昆明池是有计划地开凿的一个复杂的供水工程。这种看法，事实上是求之过深，增添了过多主观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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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指出，昆明池开凿的目的，本来简单明了，它是汉武帝为了演练水军而开凿的一个大型水上军事训练基地。事情的原委是：汉朝派遣使节，取道西南，出使身毒（今印度）国，而为滇池一带的昆明国所阻拦，不能通行。因此，汉武帝想要出兵讨伐。为适应昆明国滇池上的水战，特地开挖昆明池，以模拟滇池的作战环境，练习水战〔86〕。昆明池开挖修成后，没有派兵讨伐昆明国，也就没有能够到滇池去检验演练的水军。可是，西汉朝廷不久又要与南越的吕嘉相战，而南越本是习于船战，为此，汉武帝重又疏浚拓凿昆明池，并在昆明池周围建造了许多楼观〔87〕。在修治昆明池的同时，汉武帝命人建造了大批军舰，仅戈船、楼船两种船只，就各有数百艘，游弋在周回四十里的辽阔水域上，构成了一支威武雄壮的水师〔88〕。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航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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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江、洛河和黄河的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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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汉江航运，没有留下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是，前面叙述的汉武帝时沟通褒、斜道的尝试，本来就是为了开辟汉江航线，来代替由黄河到渭河的河、渭漕路。按照当时的设想，如果沟通了褒、斜水道，就可以把关东各地的漕粮，先集中到南阳，然后利用汉江，西运到汉中，再沿褒水，运送到秦岭山上，改换陆运，转至斜水，顺流而下，进入渭河，直抵长安。这样，就可以免却黄河航运的砥柱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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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出上述设想，当然是要以汉江可以通航为前提，起码要像渭河那样，其大部分条件适宜的河段，都可以通航。战国时秦王曾威胁楚王说，秦国假如想进攻楚国，命令汉中的军队，乘船顺水而下汉江，在夏天水大时，四天就可以到达楚国的腹心地带〔89〕。由这一事例可以证明，陕西境内的汉江河段，确是可以通航，起码可以上行到汉中一带。根据这种情况，可以推测，在西汉时期，汉江上也会有一定规模的民间航运，只是史有阙疏，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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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十分有限的历史资料，可以推测，西汉向西北边地调运军粮，曾经使用过一段洛河航道。今陕西澄城在西汉时设有徵县，西距洛河不远，当地出土有“澂邑漕仓”瓦当，显然是漕运通道上仓储所用屋瓦〔90〕。“澂”应通“徵”，澂邑即徵县县邑，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在其上游的洛河河段，已经不适于航运，显然应当是用来存储下游洛河河段运来的粮食。西汉时期需要向西北边防线上输送大量粮食，在澂邑以下的洛河河段上施行漕运，可以很便捷地将洛河西岸郑国渠灌渠和东岸龙首渠灌渠出产的粮食，集中到这一仓储后，直接运往西北边地；但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洛河下游河道，还可以将京师仓的粮食向西北边地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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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在今山陕峡谷内水流湍急，不便航行。但在龙门以下河段，河道却很开阔，可以畅行无阻。番係在河东开田，其用意和尝试开通褒、斜水路一样，也是想用河东出产的粮食，代替东面从黄河上运来的粮食，以避免黄河航运的砥柱之险。番係说河东收获的粮食，可以从渭水直接西运长安。可是，渭水并不直接流到河东，河东的粮食要想进入渭河，却必须先在黄河边上，装上漕船，然后沿黄河顺流南下，到渭河口后，再转而溯渭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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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係所开凿的灌溉渠道和开垦的田地，虽然没有维持几年，但最初也曾取得一定成效。当时河东收获的粮食，一定是按照番係的设想，由河入渭，运到长安。河东本来就是一个富产粮食的地方，即使没有番係开田，也会有一些粮食，调入长安。这些粮食，当然也会按照同样方式，由河入渭，通过水上，输送到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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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黄河的航运，可以从以往的历史当中，得到印证。春秋战国之际，魏武侯曾在这一段黄河上泛舟顺流而下，就是很好的证明〔91〕。继番係之后，汉宣帝时，耿寿昌又提议，为省除关东漕运的财力费用，籴买关中以及河东、上党、太原等地的粮食，转运京师〔92〕。这一措施，和番係的想法一样，都是为了免却黄河砥柱一段的艰险。河东、上党、太原，都在今山西省境内，这里的粮食，要想西运到关中，大部分也只能在河东通过黄河转入渭河，航运到长安城。传世汉封泥中有一方印文为“郃阳丞印”与“都水丞印”异名联封〔93〕，这在同时期封泥中极为罕见。按照汉律规定，都水长、丞为西汉负责治理“渠堤水门”的官员，三辅各郡都设有这一职位〔94〕，郃阳隶属于左冯翊，为三辅郡之一，县治正位于这段黄河岸边，所以，这位与郃阳县丞联署公文的“都水丞”，很可能就是负责掌管这段黄河运道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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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龙门以下的黄河河段，也是关中漕粮的一条重要运输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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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在夏阳县境内建有扶荔宫，故址在今陕西韩城芝川镇，东临黄河〔95〕。当地出土有“船室”瓦当〔96〕，说明西汉在扶荔宫东侧的黄河上确曾施行过水上运输。虽然夏阳是秦汉时在山陕间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97〕，这一船室也可能与河津上的摆渡有关，但联系上述有关这一段黄河水运的史事，可以推断，这一船室应当与黄河水上运输有关。西汉朝廷在夏阳设有铁官〔98〕，铁器是笨重物品，运输应尽可能利用水道，扶荔宫船室也可能与铁器运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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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西汉时期的人员航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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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今陕西境内各河流，基本上没有关于人员乘船航行的记载。除了园林池沼间的游玩和陆路渡口的渡船之外，唯一的乘船航行活动，就是前面讲到的昆明池上的水师了。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西汉时期绝对没有人乘船旅行，但是这种情形，确实是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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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论及陕西历史时期航运状况的著述当中，一些人往往举述汉武帝《秋风辞》和《汉书·薛广德传》的有关记载，来说明西汉时期在黄河和渭河上乘船航行的普遍性。其实，仔细分析这两种材料，可以看出，这两项史料，都不能作为人员乘船航行往来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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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辞》是汉武帝在由长安去河东祭祀后土祠的行程中，在船上所作的一首歌，其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两句歌词〔99〕。有人认为，这就是乘船由渭入河、再由河入汾的例证。其实，歌词中“济汾河”的“济”字，以及“横中流”三字，都已点明，这里所歌咏的是由渡口乘船横过黄河（“河”）和汾河（“汾”）的情形。后来汉成帝时祠祀后土，即是“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100〕，即横渡黄河而非顺流航行，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类似的情况，还有东汉光武帝在建武十八年巡历关中时，前去祠祀后土一事。东汉人杜笃，在《论都赋》中叙述说：“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邠郊。”〔101〕有人认为，这“东横乎大河”，指的也是在黄河上航行。其实，唐人李贤早已指明，这里的“横”字，指的乃是“绝流度也”〔102〕。这里讲的同样是横渡黄河，而不是顺河航行。其实，据《西京杂记》记述；“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103〕整个一套制度设置，都是为行走陆路而设计，朝廷根本没有水上航行的安排。这种常态化的设置，更说明当地基本不具备以船作为人员往来交通工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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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薛广德传》记载，御史大夫薛广德等人侍从汉元帝，赴宗庙举行祭祀。他们一行从长安城西面出城，“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案指薛广德）言可听。’上……乃从桥。”〔104〕过去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讲的“御楼船”，是指在便门外叫做泬水枝渠的一条河流上乘船。由于泬水枝渠是流入渭河的，所以，汉元帝应是想要乘船，在泬水枝渠上驶入渭河。其实，仔细审视上文中或从桥、或乘船的争执，可以看到，汉元帝所要乘御的船只，根本不会是在河流上顺着河道通行的航船，而只是陆路渡口上的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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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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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九《河渠书》，页1409—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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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甫亭《西安附近渭河河道的演变》，刊《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页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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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辅黄图》卷一。关于西汉长安城诸门的名称，今传世文献，记载颇为混乱，相关考辨，请参见拙文《〈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3辑（1988），此据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5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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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线装本）卷一九，页7b—8a。《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三《戾太子传》，页2747。《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正义》引唐李泰《括地志》，页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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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记》卷一○《孝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页415；又《史记》同卷《索隐》引《三辅故事》，页4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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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书》卷四《文帝纪》唐颜师古引苏林语，页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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